吕古贤，张宝林，吕承训，胡宝群，曾 勇，郭 涛，申玉科，王红才，马立成，焦建刚，毕珉烽

(1.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2.中国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29；3.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37；4.东华理工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5.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江苏 南京 210016；6.长安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7.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地质研究所，北京 100037)

0 引 言

构造体系是地质力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同一场构造运动中，构造体系是由不同分布方向、不同几何形态、不同力学性质、不同规模等级和不同次序的强变形构造带和弱变形地域共同组成的，这些强变形构造带和弱变形地块可以使用结构面加以表达。结构面的分布与形成均受到构造应力场的控制[1]。

本文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铁铜成矿带为典型实例，研究新华夏构造体系结构面的组合特征[2-10]。实际地质资料显示，该区新华夏构造体系结构面，即褶皱带和断裂带等的结构面，平面上显示为“米”字型分布特征。新华夏构造体系“米”字型构造的形成不是一蹴而成的，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共轭剪切构造阶段，发育具有共轭关系的NNW 345°方向(大义山式)张扭断裂和NEE 75°方向(泰山式)压扭构造；第二阶段，挤压构造阶段，形成NNE 25°～35°方向的褶皱-断裂带，以及由隆起带和凹陷盆地组成的构造带；第三阶段，横张构造阶段，出现NWW 290°～300°方向(长江式)的张裂构造岩浆带[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