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昱新，胡咏梅

作为体育强国战略的重要保障，构建和完善运动员职业转型支持体系，帮助运动员顺利实现职业生涯转型的工作近年来备受关注。运动员退役转型，是指运动员从竞技运动到退役后职业生涯的过渡过程（Park et al.，2013），而该过渡阶段往往会持续1～2年（王进，2006）。这个时期的运动员可能会经历抑郁、身份危机和饮食失调等生理心理危机，出现空虚和失落感（Stephan et al.，2003；Wylleman et al.，2004）。但也并非所有运动员都会面临这样的困难，因此，识别运动员转型适应水平并找到那些能够顺畅（smoother）转型的运动员具备的特征十分重要。顺畅转型是指具有较短转型适应期，较高转型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可控心理体验的转型状态（胡咏梅等，2010）。那么，顺畅转型的运动员具有哪些心理特征？采用什么工具对这些心理特征进行测评？这些问题值得探索，对此本研究将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心理测评角度出发，使用实证研究方法，建立我国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特征概念模型，编制《中国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评价量表》，使用量表对测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1 已有模型及维度构建

早期关于运动员职业生涯转型适应概念模型的研究见于Taylor和Ogilvie发表于1994年的论文A Conceptual Model of Adaptation to Retirement Among Athletes，后来Tay‐lor等（2006）将该模型发展为职业转型适应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 of adaptation to career transition）。该模型将运动员的职业转型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将“退役”重新定义为“转型”。该模型显示了影响运动员退役适应质量的3个主要因素：职业终止的原因，与职业转型适应相关的因素以及职业转型适应的可用资源。其中，职业终止的原因包括年龄、落选、受伤和自由选择；与职业转型适应相关的因素是个体的生活技能发展程度及其对体育职业生涯终结的感知程度，包括发展经验、自我认同、社会认同、控制感、财政资源和健康状况等；适应职业转型的可用资源包括运动员在退役过程中的应对资源和支持网络，如应对策略、社会支持和退役前计划（Taylor et al.，2006）。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模型是Wylleman等（2004）建立的发展模型（developmental model），该模型从发展和整体的角度研究运动员在其运动生涯中从开始到终止阶段的规范性转变。该模型包含与运动员生命发展相关的4个层次，包括运动、心理、社会心理、学术与职业水平。有研究使用青少年运动员为样本验证了其中的运动和心理水平，结果支持了该模型（Bruner et al.，2008）。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已经开发了几种运动职业转型的概念模型，为运动员的职业转型过程提供解释。如Taylor和Ogilvie模型被用来解释与运动员运动后生活适应相关的变量，而Wylleman等（2004）的模型则从发展的角度对运动员职业生涯的整体发展进行了解释。这些模型主要关注个体（如生活技能发展程度和人口统计学差异）和环境（如支持资源和转型类型）对运动员职业转型造成的影响。但这些模型还没有经过系统的检验（Park et al.，2013）。本研究整理出了多数文献与模型中反复提及的因素，以此作为构建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特征概念模型的维度基础，包括身份转换、退役准备、应对策略和社会支持4个维度（胡咏梅等，2010；Lavallee et al.，2007；Taylor et al.，2010；Wylleman et al.，2004）。

1.1 身份转换（transition of identity）

身份转换是运动员从对其运动身份认同转换到对其他社会身份认同的过程。运动员的身份认同，是运动员在运动角色中定义自己的程度（Brewer et al.，1993）。运动身份认同是影响运动员退役后职业转型经历和适应时间的主要因素之一，它强烈地影响着运动员的个人经历。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优秀运动员往往会放弃运动环境之外的活动，这种沉浸在自身运动中的状态，创造了一个几乎完全由这种运动承诺组成的有限身份，这是一种强烈的、排他性的身份（Brewer et al.，2000）。虽然这种身份理论上可以帮助运动员追求卓越，但有证据显示，运动身份认同是影响体育职业转型质量最突出的心理问题（Park et al.，2013），不利于运动员从体育职业中成功转型（Miller et al.，2002）。当具有较强运动身份认同的退役运动员在运动生涯结束时，他们会经历身份的丧失（Marin-Urquiza et al.，2018），对自己是谁、想做什么知之甚少，更易陷入一段人生中不愉快和没有方向的阶段（Lavallee et al.，2007），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适应后运动生活。因此，能够迅速完成从运动身份向其他身份转换的运动员更容易适应退役后的生活（Knights et al.，2016；Menke et al.，2018）。

1.2 退役准备（readiness）

退役准备是影响运动员转型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退役准备可以让运动员在退役之前就发展出更多生活技能和多种兴趣爱好。顺畅转型的运动员从退役的积极认知、情绪调节、行为等多个方面为退役后的职业生涯做出充分准备（胡咏梅等，2010）。有研究显示，退役前计划对职业转型过程的质量有积极影响（Taylor et al.，2010）。一项针对芭蕾舞运动员的调查研究显示，所有成功转型的舞者都在退役前1年开始制定退役计划，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在离开舞团之前找到一个新的职业方向（Victoria et al.，2016）。Lally 等（2007）针对6名加拿大学生运动员从退役前到退役后3个时间点身份感进行了追踪研究，运动员在为退役做准备时，会采用各种应对策略，例如，让自己参与其他身体和学术活动，从而降低自身运动身份，并开始探索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如职业探索），研究结果显示，经过这些准备运动员的退役过渡相对平稳。那些有退役计划的运动员，包括整个职业生涯计划、财政计划、受教育计划等，会比没有计划的运动员转型更加顺畅。

1.3 应对策略（coping strategy）

退役在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中是一个重大应激事件，在此期间的应对策略也与运动员转型质量有关（Grove et al.，1998）。在运动员职业转型过程中，常采用以情绪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策略，包括接受、积极的重新解释、提前计划、精神解脱和寻找社会支持等（Lally et al.，2007）。这些积极的退役转型应对策略是运动员顺畅转型的主要表现之一。而那些适应不良的退役运动员往往采用消极回避和否认的应对策略，如自暴自弃、酗酒、吸烟等（Douglas et al.，2009）。另外，保持忙碌也是运动员减少职业转型困难的有益应对策略（Kadlcik et al.，2008）。因此，积极的应对策略可能是顺畅转型退役运动员的重要特征。

1.4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

社会支持是顺畅转型运动员的关键要素（Park et al.，2013）。运动员的主要社会支持网络通常来自运动参与，因此，运动员往往在社会关系和心理上都沉浸在运动环境中，运动员大多数的朋友、熟人和其他社会关系都围绕着这个网络。而运动员退役之后，他们将可能与几乎所有在他们运动生涯中对他们有重要意义的人（如教练员、队友）失去以往的密切联系（Wylleman et al.，2004），因此，失去了主要的社会支持网络，从而产生了孤独感和社会排斥感（Taylor et al.，2010）。甚至有研究认为，社会支持水平直接决定了运动员退役转型过程的质量（Victoria et al.，2016）。据此，有强大的社会支持是顺畅转型运动员的典型特征之一。

1.5 退役自主性（voluntariness of retirement）

退役自主性可以解释为运动员对退役决策的控制程度，这与运动员退役原因是高度相关的（Park et al.，2012）。运动员退役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自主选择的退役和环境强迫的退役，后者是运动员自身无法控制的（Brown et al.，2017）。过往研究指出，自愿退役的运动员由于有较强的自我控制感，因此会有更高的职业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退役后的职业转型也会更加顺畅（Al‐fermann et al.，2004；Erpič et al.，2004）；而那些非自愿退役（包括超龄、落选和伤病等）的运动员则面临更大的适应问题风险（Martin et al.，2014）。然而，运动员的退役决策以及对决策的感知是复杂的，运动身份认同、退役准备和短期计划等方面都会对其产生影响（Park et al.，2012）。还有研究认为，应对策略其实是退役性质的一种功能，被迫退役的运动员更多地使用防御机制、被动策略和寻求社会支持，自愿退役的运动员更喜欢积极策略（Alfer‐mann et al.，2004）。据此，虽然退役自主性问题在过往文献中较多被讨论，但它更有可能是通过以上几个维度对转型顺畅程度造成影响，因此，从心理测量学角度，本研究不将其列为一个独立的维度进行考察。

通过对以往国内外文献的梳理，本研究建立了一个包括身份转换、应对策略、退役准备、社会支持4个维度的用以评价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水平的概念模型，并以此为基础编制我国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评价量表（图1）。

图1 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特征概念模型Figure 1. The Conceptual Model ofAthletes’Retirement TransitionAdaptation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施测对象为423名退役运动员，包括停训转换和正式退役运动员。由于运动员感知到的转型困难程度会随着退役时间的延长而减弱（Erpič et al.，2004；Martin et al.，2014），而运动员退役的转型适应期一般会持续1～2年（王进，2006）。因此，所有的施测运动员均限定为退役2年以内，以确保被试感受到的适应困难来自于退役转型时期而非生命中的其他阶段。初测量表施测对象为北京、天津、河南、广东、安徽的退役运动员共180人，平均年龄25.1岁（SD=7.1），其中，国际级健将3人、健将级89人、一级运动员79人，二级运动员9人；男性91人，女性89人；团体项目82人，个人项目98人。正式量表的被试对象为北京、天津、重庆、湖北、广东、河南、河北、安徽、浙江的共243名退役运动员，平均年龄24.9岁（SD=7.7），其中，国际级健将5人、健将级116人、一级运动员106人，二级运动员16人；男运动员122人，女运动员121人；个人项目124人，团体项目119人。

2.2 测量工具

通过整理国内外文献发现，本研究涉及的4个概念维度在不同研究中均有使用自编问卷或已有量表进行测量的先例。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1）Brewer等（1993）编制，Visek等（2008）修订的《运动员身份认同问卷》，该问卷由3个维度的7个题项组成，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法，具体题项如“我认为自己是个运动员”“运动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等，该问卷在国外运动员身份认同相关研究中广泛使用，但国内尚无已修订的中文版；2）解亚宁（1998）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该量表的20个题项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法，包含了常见的应对方式如“与人交谈，倾诉内心烦恼”“借鉴他人处理类似困难情景的办法”“通过吸烟、喝酒、服药和吃东西来解除烦恼”等；3）刘羽等（2013）编制的《运动员多维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由4个维度27个条目组成，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使用如“有人在我们拿到成绩时给予奖金”“有人在我受伤时探视我”等条目来评价运动员的社会支持水平；4）胡咏梅等（2010）在研究中访谈了42名顺畅转型退役运动员，共获得182个原始条目，并将其中的34个条目归总于7个顺畅转型诱发因素，包括“去上学学习知识来提高和充实自己”“退役前参加了与体育有关的职业技能培训”等条目。

本研究的原始条目一部分来源于前人研究中使用的自编问卷或已有量表，另一部分为基于4维度概念模型的自编条目。初始量表条目形成后，请1位运动心理学专家、1位运动训练学专家和5位退役运动员对内容效度不佳、表述不清、有歧义的条目进行修改、合并。初测量表确定为4个维度33个条目。量表以李克特5点计分法来测量被试对题目描述的认同程度，选项由“1=完全不同意，2=不太同意，3=不确定，4=比较同意，5=完全同意”组成，施测对象从1～5中选择。其中，身份转换维度的7个问题如“我依然认为自己是个运动员”“我思考与运动有关的问题比思考其他任何事都要多”等采用反向计分。

2.3 研究过程

大部分问卷通过北京、天津、广东、安徽、浙江等省市的体育局退役运动员事务主管部门联系并发放，还有部分样本由已填写过问卷的运动员转介绍获得，对所有的施测对象都进行了研究目的和研究程序的说明。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得到有效问卷423份，有效率84.6%。问卷采用不记名方式，以引导施测对象如实回答问题。回收数据后，使用SPSS 20.0软件对初测量表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和效度检验，以及正式施测样本在不同性别、运动等级和项目类型上的独立样本t检验。使用Amos 22.0软件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正式施测样本在不同性别、运动等级和项目类型上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初测《中国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评价量表》编制与检验

3.1.1 项目分析

排除区分度（CR值）没有达到显著的条目。将总分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得分前27%者为高分组，得分后27%者为低分组，对高低两组被试在每题得分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若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则删除。经检验，有4个条目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表1）。

表1 CR值未达到显著性的条目Table 1 Items Which CR Value is Not Significant

排除与题总相关不显著的条目。当被试总分高时，在某一项目的得分也高，总分低时，该项目上的得分也低，这说明，这一项目与整个测量的作用有内在的一致性，同时能把不同水平的被试区分开。本研究对剩余的条目与总分进行相关分析，没有发现题总相关不显著的条目。

排除删除某一条目后克伦巴赫α系数升高的条目。克伦巴赫α系数用于检验条目之间的内部一致性程度，该系数越接近1说明条目之间的一致性水平越高。当删除其中某一项条目后，出现该系数升高的情况，说明该条目降低了整体条目之间的内部一致性水平，应该删除。本研究整体条目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82，经检验有4个条目α系数出现了升高（表2）。

表2 删除该项后克伦巴赫α系数升高的条目Table 2 Items Which Cronbach α Increased after Deleted

删除这些条目之后，剩余条目内部一致性系数α=0.887。通过项目筛选的标准与程序，最后确定了包括25个条目的初测《中国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评价量表》。

3.1.2 探索性因素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量表的初测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概念模型抽取4个公因子，通过正交旋转法得出因子负荷矩阵。运用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法检验数据的相关性和偏相关性，以确认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表3结果显示，初测量表KMO=0.859，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χ²=1 305.730，P＜0.001，说明本次研究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表3 KMO值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Table 3 KMO Value and Bartlett’s Test

根据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评价概念模型的4维度，抽取4个公因子，删除了在4个维度因子载荷值均小于0.4以及跨因子载荷（在2个条目上的因子载荷之差小于0.1）的条目。经过4轮因素分析之后，删除了11个条目，剩余14个条目，其累计方差解释量达到58.408%，总量表克伦巴赫α系数达到0.826，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均较为理想，剩余条目因子载荷与各维度克伦巴赫α系数见表4。

表4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Table 4 Exploratory FactorAnalysis Results n=180

表4结果显示，数据分析结果与之前提出4维度概念模型的构想比较吻合，量表在4个维度上的区分效度较高且有较高一致性信度。根据概念模型将因子1命名为身份转换，因子2命名为应对策略，因子3命名为退役准备，因子4命名为社会支持，将4因子总分命名为适应水平。至此，形成正式量表为4个维度，14个条目。

3.2 正式《中国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评价量表》信效度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及结构效度、校标效度，使用正式量表对233名退役运动员进行施测，测量结果使用SPSS 20.0统计分析软件及Amos 22.0软件进行分析，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量表的因素结构。

3.2.1 信度检验

3.2.1.1 内部一致性

如表5所示，各维度的克隆巴赫α系数在0.724～0.787，总体α系数为0.808，达到克隆巴赫α系数大于0.70的标准，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同质性信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3.2.1.2 重测信度

被试中的32人参加了重测信度的检验，他们先后填写正式问卷，时间间隔为2周。由表6可见，4维度的重测信度最高为0.831，最低为0.726，都达到高相关水平，说明此量表具有较好的跨时间稳定性。

表6 正式《中国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评价量表》重测信度Table 6 Retest Reliability of Formal Evaluation Scale of Chinese Athletes’Retirement Transition Adaptation

从表5、6可见，与初测量表相比，正式量表在删除部分条目后的各维度信度系数大多有所提升，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比较稳定。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各维度重测信度均大于0.70，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5 正式《中国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评价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Table 5 Internal Consistency Coefficient of Formal Evaluation Scale of Chinese Athletes'Retirement Transition Adaptation

3.2.2 效度检验

3.2.2.1 结构效度

采用量表总分与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分析，对量表进行结构效度的检验。将量表总分命名为适应水平，从总量表与4个因素的相关分析从表7结果可见，各维度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与总分显著相关，各维度之间的相关为0.301～0.435，各维度之间相对独立；量表总分与各维度得分的相关为0.651～0.796，中高程度相关，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较理想。

表7 正式《中国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评价量表》各维度与总分相关矩阵Table 7 Correlation Matrix of Each Dimension and Total Score in Formal Evaluation Scale of Chinese Athletes'Retirement Transition Adaptation

3.2.2.2 因素结构

根据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特征概念模型，以身份转换、应对策略、退役准备、社会支持4个维度为因子，建立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特征结构模型（图2）。使用统计软件Amos 22.0验证其结构模型，样本量为243。模型主要拟合指数见表8。

表8 模型主要拟合指数Table 8 The Main Fitting Index of the Model n=243

图2 结构模型与路径系数Figure 2. Structure Model and Path Coefficient

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的卡方检验指标χ²/df=1.467。主要拟合指数 GFI、AGFI、NFI、CFI均达到 0.9 的拟合优良标准。误差均方根RMSEA=0.045，达到小于0.05拟合优良标准。综合正式量表各维度与总分相关矩阵和结构模型拟合分析的结果，本量表的结构效度通过检验。

3.2.2.3 校标效度

生活满意度是用来评价职业生涯转型状况的常用指标。一项关于退役运动员运动身份认同水平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追踪研究显示，二者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Fraser et al.，2010）；有研究对退役运动员的退役意识、应对策略和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积极应对策略与退役运动员的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王进，2006）；而无论是精英运动员还是大学生运动员，退役后的职业生涯规划，被认为是与退役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Alfermann et al.，2004）。因此，本研究把运动员退役后生活满意度作为测量校标，在第2次取样测试时加入了《生活满意度量表》中文版。该量表共有5个条目，各条目相关在0.29～0.53，题总相关在0.70～0.80（P＜0.001），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熊承清等，2009）。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表9）。

表9 正式《中国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评价量表》校标检验Table 9 Calibration Test of Formal Evaluation Scale of Chinese Athletes'Retirement Transition Adaptation

结果说明，4个维度中除身份转换维度外，都与退役后运动员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这一研究结果说明，本量表预测退役顺畅转型质量具有一定的有效性，有较好的校标效度。

3.3 退役运动员转型适应特征的性别、运动项目及运动等级差异比较

3.3.1 退役运动员转型适应特征的性别差异比较

本研究被试的243名运动员中，男性122人，女性121。为检验退役运动员转型适应特征在性别上的差异，以性别为分组变量，在4个维度和总分上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表10结果显示，在退役运动员转型质量4个特征因子和总分的得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表10 退役运动员转型适应特征性别差异Table 10 Gender Difference in TransitionAdap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tiredAthletes

3.3.2 退役运动员转型适应特征的运动项目差异比较

本研究被试的243名退役运动员中，个人项目124人，团体项目119人。为检验退役运动员转型适应特征在运动项目上的差异，以运动项目为分组变量，在4个维度和总分上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表11结果显示，在退役运动员转型质量4个特征因子和总分的得分上不存在显著的团体与个人项目类型差异。

表11 退役运动员转型适应特征运动项目差异Table 11 Sports Difference in TransitionAdap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tiredAthletes

3.3.3 退役运动员转型适应特征的运动等级差异比较

对于不同运动等级的退役运动员转型适应特征各维度的差异比较，由于本研究被试中国际健将和二级运动员人数较少，故将国际健将和健将级合并为第1组，一级运动员和二级运动员合并为第2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表12结果显示，不同运动等级运动员在退役运动员转型适应特征的4个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12 退役运动员转型适应结构特征运动等级差异比较Table 12 Sports Grade’s Difference in TransitionAdap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tiredAthletes

4 讨论

本研究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特征概念模型，并编制《中国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评价量表》。编制过程中对423名退役运动员进行了两轮检验，结果显示，量表信度和效度均达到可接受水平。

利用本研究编制的量表，考察了退役运动员转型适应特征模型各维度在运动员性别和运动项目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各维度及总分在运动员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该结果与目前部分关于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一致（Park et al.，2013），因此，不论男性或女性运动员都需要心理支持来处理转型期可能面临的困难。各维度得分以及总分在团体项目与个人项目上均没有显著差异，这与以往部分研究结论一致，即不同运动项目的运动员在转型过度困难程度上没有显著差异（Fernandez et al.，2006）。本量表各维度以及总分在不同运动等级运动员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该结论与以往一些研究有所不同。有研究指出，运动员竞技水平与退役后的财务和职业适应程度正相关（Gilmore et al.，2008）；还有学者认为，有更高运动成绩的运动员会表现出更为平衡的运动身份认同、更高的自尊水平、更完整的自我概念和更少的职业转型困难（Wylleman et al.，2004），由此可知，至少在身份转换和退役准备维度应该存在不同运动等级的差异。本研究结果与之不同的原因可能是高水平运动员样本数量较少，不过该结果也提示我们，无论什么等级的运动员均在转型过程中存在困难，不能忽视对某一运动水平运动员的心理支持。

本研究使用《生活满意度量表》与本量表的相关性来考察校标关联效度时发现，身份转换维度与生活满意度相关不显著。运动员对其运动员身份的认同，是引起运动员退役后角色认知偏差的主要因素之一，会对退役后的生活适应产生负面影响（Menke et al.，2018），因此，运动员在退役之后，往往难以适应新的社会身份。但运动员身份认同与生活满意度可能不是直接相关的。一项探究运动身份认同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纵向追踪研究指出，退役运动员丧失身份和威望是明显的消极方面，但从积极的方面而言，增加自由时间，避免受伤以及摆脱与竞争相关的压力可能是有益的（Martin et al.，2014）。考虑其原因在于，生活满意度与身份转换维度之间存在潜在的调节因素，如“个体差异”。Nicholson等（1989）提出的角色转换理论模型认为，角色转换时的个体差异取决于“控制和反馈需要上的差异性”“预期的角色要求”和“角色差异感知水平”，即运动员由于个体的控制感和需求不同，在退役之后转型成为其他的社会身份时，会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预先期望，如果现实情况与该预期相符，则获得较高生活满意度。但不同运动员的期望存在差异，现实与期望匹配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因此，该因素的存在使得“角色转换”维度与生活满意度之间不直接相关。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主要是样本的总数量较小，顶尖水平运动员样本数量较小，无法提出我国运动员转型质量常模。本研究在探索性因子分析时，因子贡献率为58%，相对较低，因此，本量表的4个维度不能涵盖退役运动员转型的全部因素。另外对于研究中出现的与前人研究不符的情形，仍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验证。总之，本研究编制的《中国运动员退役转型适应评价量表》，信度效度通过了检验，可以作为我国运动员退役转型质量评估的参考工具。但目前我国退役运动员面临的转型困境依然存在，需要政策、制度、社会等多方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