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鹄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十八日，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西巡五台山，路过保定。已退休在家的原大理寺卿尹嘉铨，派儿子送上了两份奏折。

一场惊天大案就此拉开序幕。

人心不足蛇吞象

在第一份奏折中，尹氏恳请皇上加恩，特例赐予其父尹会一谥号。

乾隆提倡孝道不遗余力，而尹会一孝名远播，皇上曾赐诗一首，不正是应当宣传的典型吗？

提出申请，一则满足了私欲——老爸的荣誉不就是自己的荣誉吗？二则投皇上之所好，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没想到，如意算盘打错了。

乾隆批示，狠狠训斥了一番：“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

如果当时尹嘉铨只上了一份奏折，看到批示，自然就安分了。

偏偏他人心不足蛇吞象，认为谥号十拿九稳，并不满足，在第二份奏折中提出了更“狂悖”的要求。

皇上刚放下笔，就看到了下面这份还是尹嘉铨的奏折。

他说，陪祀孔庙（士大夫的最高荣誉，除了孔门七十二弟子，不过寥寥数十人），元代先儒有四位，明代有六位，而本朝目前仅陆陇其一人，跟本朝儒学成就极不相称。

因此建议，增加汤斌、李光地、张伯行（皆清初大儒），还有范文程、顾八代（范、顾皆无儒学声誉）。

当然，末尾羞答答地添上了其父尹会一的名字。

乾隆的朱批，一共九个字：“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皇上觉得情况非常严重，当即下了一道非常严厉的长篇谕旨。

他对尹氏提名的人选逐一驳斥，并特别强调：朕对大臣——即便早在朕出世前已亡故的——他们的功业品行，一切了如指掌;尹嘉铨一个小小的正三品退休官员，居然敢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发表意见，“实属从来未有之事”！

在高宗看来，朕当年赐诗褒奖尹会一，不是因为他真有什么了不得的孝行，不過为了激励大家，拿他做个由头罢了。现在尹嘉铨居然请求破格赐谥，还要陪祀孔庙，“如此丧心病狂，毫无忌惮，其视朕为何如主耶？”这不是藐视朕，以为朕昏庸无能，毫无判断力吗？

尹嘉铨被移交司法部门，皇上同时下达了抄家的命令。

抄家抄出三大罪

在抄家方面，清政府经验非常丰富。

如果是官员，一般住所、老家同时查抄，对家人、亲族也盯住不放，做起来干净彻底，不留死角。尹氏虽已退休，但在北京还有住所。

所以，除了指示直隶总督立即查抄尹嘉铨在保定的老家外，乾隆还用“日行六百里”的急件，星夜发往北京，要求留守的内阁大学士英廉“即速前往严密查抄，毋任丝毫隐匿寄顿”，以防止消息走漏、财产等提前转移。

康乾盛世，龙颜一怒，动不动就抄家。

两地的官员十分卖力。

尹嘉铨北京的家中被搜出“书大小三百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装订书籍一柜，法帖册页六十五本，破字画五十八卷，书信一包计一百一十三封，书板（印刷书籍用的雕版）一千二百块”。

审查的结果，各种书籍需开列详细的清单，书中嫌疑之处，“逐一签出（粘签）”，原书进呈，由皇上亲自审阅。

事实证明，皇上确有先见之明，尹嘉铨的著作中充斥着“不堪入目”的“狂吠”。

我们且一一道来。

首先是僭妄。一句“子欲为帝者师”，犯了大忌。审讯官曰：“你是何等样人，敢公然欲以帝师自待，难道你竟不知分量，欲做师傅吗？”

第二项罪名，是恶毒攻击盛世。他的书中有这样的话：“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说治理国家最怕的，是高层不了解底层状况，不清楚老百姓的疾苦与真正需求。审讯官质问：“如今遭逢盛世，民情无不上达，有何不通可虑之处？你说此话，究竟有何意见，据实供来。”

尹嘉铨的下一个罪状，是泄密。他在编纂的家谱中，收录了自己的奏折。尹嘉铨在大理寺卿任内，曾就一份死刑判决，力主由“立决”改为“缓决”（即缓刑），为此上了奏折。这一奏折出现在了家谱中。主审官质问：“申冤理枉的事，是做官的该办的，难道都要载入家谱？即如刑部司官向堂官（指刑部尚书、侍郎）论事，难道都要记载吗？”

无名臣亦无奸臣

诽谤盛世是罪状。没想到，尹嘉铨歌颂盛世也付出了惨痛代价。

尹氏仿效朱子《八朝名臣言行录》，撰有《名臣言行录》，收集清代大臣的嘉言懿行。

按理说，这是为打造盛世添砖加瓦——盛世的标志之一，不应当是名臣辈出吗？还有哪个时代，表彰名臣会成为罪状？

《名臣言行录》收录者，包括圣祖玄烨的弄臣高士奇，雍正朝大学士高其位、蒋廷锡、张廷玉、鄂尔泰，还有在雍正朝已崛起、但于乾隆初始拜大学士的史贻直等。当然，还有其父尹会一。

审讯官员皆加以反驳，认为这几人都不够格。

尹嘉铨终于意识到，自己触犯禁忌，最核心的一点，是本朝臣子盖棺论定，只允许存在官方鉴定结果。而所谓官方结论，不过是皇上的金口玉言罢了。

此案乾隆最核心的关切，是那道专门批判此书的冗长上谕中的这句话：“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无奸臣，好理解。当年鳌拜多嚣张，还不是被年纪轻轻的圣祖拿下了？大清天子圣明，烛照万里，奸臣稍一露头，必覆灭无疑，是之谓无奸臣。

但这秦汉以降仅见、直追三代的盛世，怎么会没有名臣呢？

在那道皇皇近千言的诏书中，皇上首先指出，尹嘉铨将内阁大学士称为宰相，甚为荒唐，因为本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一切决策皆由皇上独力制定，大学士不过是高级秘书罢了。从圣祖康熙爷、父皇再到朕，无时无刻不在为天下苍生的福祉亲自辛苦忙碌，难道有什么事还需要仰仗大学士的协助不成？朕在位期间，傅恒做大学士的时间最长了，也不过是执行朕的命令，尽职尽责，不打折扣罢了。现在他去世十多年了，难道离了他，朕就没法让国家运转起来啦？

最后，图穷匕见，终于归结到“名臣”的问题上来了：所谓名臣，一定是对国家的繁荣安定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才当之无愧。但是，由名臣而非君主来承担这一关键角色，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的重大隐患。我大清朝一切皆由皇上独力裁断，奸臣既无处容身，也不需要名臣，这才是一个国家最理想的状况，也是普天下人的福气。

至此，尹嘉铨的死罪已是断断无疑的了。

最后的判决：“当此光天化日之下，此种败类，自断不可复留。尹嘉铨着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

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查缴尹嘉铨著作的运动，连尹氏在各地的碑文、摩崖石刻，也一律铲削磨毁，并追缴拓本。直到当年十二月，这场运动才基本结束。

（摘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