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云

清代文学家袁枚在担任溧水、江宁、江浦、沭阳等地县令的七年时间里，留下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一张黑榜治奸民

袁枚为县令期间相当勤政，“终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而易宗夔于《新世说》里则对他的折狱之才详加叙述，“多设耳目方略，集乡保，询盗贼及诸恶少姓名，出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则榜其姓名，许三年无犯，湔雪之，奸民皆敛迹”。也就是说袁枚每到一地，都在明察暗访之后建立了一张“黑榜”，把不良分子的名字公示，三年没有劣迹才从榜上撤下，这种做法既对黑恶势力是震慑，也是劝勉，给其改恶从善的机会。

当时有一块乡间土地，因为没有地契，所属不明，导致附近两家人聚讼多年，争执不休。袁枚见他们打官司的状纸前前后后堆起来有山高，就笑着说：“讼久则破家，吾当为若了之。”于是把所有案牍都作废，重新测量土地，发给地契，使他们各自耕种，一起积案就此告终。

据《碑传集》记载，乾隆十三年，江南发生灾荒，铜井村将一批粮米运到吴门的时候，“有率劫之者”。这样的抢劫搁在其他官员的手里就是“杀头”二字了事，但袁枚以为，灾荒之年，遇到犯罪应该慎刑，于是详加调查，才明白是当地百姓害怕灾荒进一步加重，才将这些粮米截留，以做救急之用。袁枚“谕以情法，追米还之”。

不过相比处理上述问题，袁枚有个特殊的才能，就是特别擅长处理家务纠纷。

早产宝宝是贵人

《蕉轩随录》记载，袁枚任江宁县令时，有一年的五月十日，“天大风，白日晦冥，城中女子韩姓者，年十八，被风吹至铜井村，离城九十里”。村民们问明她的姓氏，次日送其还家。韩姓女子本与江宁县东城李秀才的儿子订婚，李秀才“疑风无吹女子至九十里之理”，想必是儿媳妇与铜井村中某人有奸情，找个借口跟奸夫约会去了，便到县衙告状，要求退婚。

袁枚说：“古代还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者，你知道吗？”李秀才不信。袁枚拿出元代著名学者郝经所著《陵川集》示之，书上果然记载着有个吴地女子被风吹了六千里来到一户梁姓人家。袁枚说：“郝文忠（郝经谥号‘文忠）一代忠臣，岂肯诳语？只是当年那个吴门之女旺夫，嫁给梁家后，梁家大富大贵，恐怕你的儿子没这个福气喽！”李秀才赶紧撤销了诉讼，“两家婚配如初”。

李调元著《淡墨录》中亦记载一事。袁枚任沐阳县令时，有个女人出嫁五个月就生下一个儿子，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早产，但古人却以为那女人必定是婚前就與人有奸，“先孕后嫁”。丈夫忍受不了乡里乡间的嘲笑讥讽，一纸状子告到县衙。

第二天公审时，“观者如堵”，袁枚“盛服而出”，向原告祝贺，那人“色愧俯伏座下”，以为县令是在嘲讽自己，但袁枚却说：“你实在愚昧，可谓得福而不自知也！”“自古生育之事，有速有迟，皆属正常，在史书上有很多记载，过了产期才降生的‘感气之厚生而主寿，早于产期而降生的‘感气之清生而主贵。前者比如尧和舜，后者比如本知县，也是母亲怀孕五月即生下，虽然才疏学浅，却也入选词垣，出司民牧，为一县之宰，不信，问问我的母亲即知。”

言罢，让那女子抱着孩子进入县衙后堂，片刻，“儿系铃悬锁，花红绣葆而出”。众人看得目瞪口呆之时，妇人跪地哭泣道：“蒙太夫人优赏，已经认了我儿做孙子。”袁枚一听，立刻严肃地对原告说：“这么说，这个孩子就是我的义子了，我会好好教导他，让他将来的功名一定在我之上。”堂下人们齐声欢呼，“于是两家之羞尽释”。

当然，袁枚这种温和的办案方式只是应对“家务”，如果遇到人命官司也是毫不留情。从这点看，随园主人绝不是只会写词话和品美食，断起案来照样能头头是道。

（摘自《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