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读曾国藩的各类书信，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是：此君对世道人心很有研究。说他是半个心理学家，并不夸张。

曾国藩是个不甘平庸的人。做翰林时因为勤勉引起皇帝注意，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当礼部侍郎，他履行职责一丝不苟，深受皇帝器重;兼刑部侍郎，他严守律法，绝不放过不法官员。做帮办团练大臣、两江总督，则全力追剿太平军和推行洋务运动。经过十多年不懈努力，打败了太平军，让损失严重的江南经济重现生机。咸丰十年（1860）六月初四，他给做京官时的好友、时任江苏布政使毛鸿宾写信说：自从署理两江总督，自己“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妒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只过了6天，他又致信给儿子请的家庭教师邓汪琼：“盖位愈高，则誉言日增，箴言日寡;望愈重，则责之者多，恕之者少。阁下爱我，迥越恒俗，望以药石之言相绳。弟每日行事，有日记一册，附家报中，阁下如有不谓为然之处，即恳逐条指示，不胜铭感。”这两段话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对毛鸿宾，曾国藩通报的是自己登上更高位置之后的做法，实际上是要告诉毛鸿宾，为政贵在不自以为是，不苟且敷衍，有彼此勉励的意思在内;对邓汪琼，则有求诤友的成分。邓跟他只是雇员与东家的关系，聊得来则可以合作得长一点，聊不来则一拍两散。曾国藩觉得这类人更可能对自己说真话、直话。不过，无论是彼此勉励还是诚心求谏，都折射着曾国藩超越自己、澄清天下的志向。

一个人拥有大格局，想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大事，必然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避免他人因为嫉妒或利益受损设置阻力;二是怎样最大限度地将真正的人才延揽到自己门下。这就需要懂得人情世故了。所谓人情世故，就是为人处世的方法，就是特定情境下必要的圆通。

受命组建湘军，曾国藩军权在握，一言可以成人，一言亦可杀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变得敏感，因此向朝廷提意见时格外讲究策略，生怕皇家人对自己产生拥兵自重、以势相威的猜忌。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十一日，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弟窃观古来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极谏，惟将帅不可直言极谏，以其近乎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弹击权奸，除恶君侧，惟将帅不可除恶君侧，以其近于王敦也;凡臣工皆可一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将帅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于诸葛恪也。……故弟自庚申忝绾兵符以来，夙夜袛惧，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径行之故态。”这段话中有两个人得说明一下：王敦是东晋时的宰相，他分别于永昌元年（322）、太宁二年（324）两次作乱，被后世视为乱臣贼子的代表。诸葛恪则是东吴权臣，才华横溢，却肆意专权，不将皇帝和其他人放在眼里，后来被皇帝孙亮联合托孤大臣孙峻诛杀。在这段话里，曾国藩实际上要表达的就是一个意思：文臣手里没有掌握军队，即使说话尖锐一点，皇帝也不会将其视为威胁。将帅手握重兵，说错了话、做错了事，皇帝就会东想西想，甚至联系到历史上那些作乱的奸臣或专权的武将，真到那时，你的麻烦就大了。

对皇帝必须充分敬畏，对下属则要懂得关爱、包容。江西新建人吴坤修是曾国藩的老部下，咸丰初年以监生身份主持湘军水师粮台。他做事非常认真，在湘军弹尽粮绝时曾倾家捐资，并劝族里富人出银米饷军，后来又筹银4万两第一时间解到省城。吴坤修的长处是懂得体恤下属，无微不至，短处是有时说话比较尖锐，也不太注意场合。曾国藩屡次向朝廷举荐他，朝廷也确实很买曾国藩的面子，吴坤修因此平步青云。同治五年，正在安徽按察使任上的吴坤修，接到曾国藩的来信，信中说：“今位望日隆，务请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曾国藩的意思是：老弟，你人蛮好的，声誉也不错，但要注意点工作方法，下属做得好的地方，你要当众表扬，激发他的荣誉感;下属有过错，你要悄悄地批评，给他留点面子。这样，别人才可能服你。这段话，他是对部下说的，其实也有提醒自己的意思。

陈湜是曾国荃的部下，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湘军将领。此君脑子好使，打仗很有一套，但情商稍欠。他总认为一个人做事，只要才華卓越就行了，别的都不重要。同治五年（1866）十月九日，曾国藩写信提醒他：“阁下英年气盛，自思锐志有为，然观古今来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这些话非常通俗，言下之意是：一个人的才华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操守往往在才华之先，而谦逊、包容，无疑是操守的重要内容之一。

曾国藩经常讲一句话：天道忌盈。意思是说，一个人比较成功了，一个家族比较牛气了，就要低调一些，压制压制自己内心的那份得意。淮军在曾国藩极力支持下兴起并在战场上大显神威之后，最大的赢家就是其统帅李鸿章和他的家族了。李鸿章成为钦差大臣、一等伯、湖广总督，其兄李瀚章是江苏巡抚、署理湖广总督，其弟李昭庆则是剿捻主力军统领。同治六年（1867）二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说：“吾两家门第最盛，近舍弟军败名减，仆办屡挂弹章，寒门有衰替之象;德门值鼎隆之时，亦宜平不忘陂，安不忘危。愿阁下训饬诸弟，以习劳崇俭为第一义。仆昔年教弟不严，近颇悔之。”李鸿章是曾国藩正宗的学生，是给曾国藩磕过头、敬过拜师酒的，曾国藩一向视为己出，一生对其最信任，提携的力度也最大。现在眼看弟子成了官场中的金凤凰，老师高兴之余，泼点儿冷水，不啻于另一场修身课。

说到人情世故，人们往往有两种极端的思维。有的人觉得：人情世故纯粹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个人情绪，与现代社会讲究规则、重视量化评价格格不入。也有人认为：人情世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华，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发扬光大，以正人心，它经常比规则更起作用。笔者认为：人情和规则其实不是对立的。规则是硬的，是我们的行为底线，永远都不可缺少，它管的是大的、基本的东西;人情世故则是软的，作用于情感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团队的凝聚力。事实上，曾国藩一生也是将两者融合在一起的。他讲规则，有时甚至显得很无情。比如李元度有恩于他，但在战场上犯下大错，他毫不犹豫地将其参劾。他也重人情，知己胡林翼去世，他整天无心治事，寝食难安，还派人送去2000两银子的奠金，而他的亲姐姐离世，他送的吊礼也不过是200两银子。

曾国藩之所以特别重视人情世故，这与其经历有关。曾国藩出身于湖南双峰（旧属湘乡）一个小地主家庭，家中衣食不愁，却也没有太多的余钱剩米，碰上办人事，还得借贷。幸运地考上同进士，做了翰林，升了礼部侍郎，自然很想为国家做些事。咸丰帝刚上任的时候，向天下求谏言，那时30多岁的曾国藩就接连上了几道奏折，有一道奏折，还狠狠地摸了一下“龙须”。咸丰帝阅后大怒，当即将奏折丢在地上，甚至动了杀心。如果不是旁边的大臣温言劝慰，使咸丰帝最终改变了态度，估计后来平定太平天国、搞洋务运动，就没有曾国藩什么事了。聪明的人不会在同一个坑里跌两次，既然以前说话太直差点惹下杀身之祸，现在变得圆通一些，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做圣贤的情结。曾国藩在日记里直言要遥拜孟子做老师。大家知道，孟子最喜欢提倡“推己及人”“恻隐之心”“宽恕爱人”这些理念，曾国藩亦受到巨大的影响。据史料记载：中晚期的曾国藩非常善待部下，这些人一有军功，他就不遗余力地向朝廷荐举，胡林翼、左宗棠、沈葆桢和李鸿章等都是其中的受惠者。一段时间，天下督抚出自湘军者竟占三分之一;曾国藩一生仗义疏财，手里稍有余钱，就经常接济贫困的亲友，甚至还曾计划设立社仓接济老家贫苦无依的农民。书信里体现的这些人情世故，不过是其平时做人的一种潜意识流露而已。

古人评论一个人的成功时，常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概念。所谓“人和”，其实就是要像曾国藩一样研究他人的心理，精通必要的人情世故，让别人在内心认同你。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一个人的拼搏之途也就拥有了托举的手臂。（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