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波 贾 濛

明清时期,通州张家湾是大运河北端最重要的大型综合性码头,号称“京东第一大码头”,承担着漕运、物资转运、商品流通、客运等多种功能,在国内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历史上,张家湾因运河而兴,名扬天下,同样因运河水系变迁而衰落,沉寂一时。2015年,通州被确定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张家湾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个重要功能组团,也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点地域。张家湾是北京地区最为重要的大运河文化遗产地之一,运河文化遗产丰富、文化底蕴深厚,需要加以研究和保护。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多关注重要运河城市的研究,而对于张家湾这类在运河漕运功能上具有巨大影响的城镇还缺乏系统性的深入挖掘。本文拟对明清时期张家湾地区运河水系变迁和张家湾运河码头发展情况予以系统梳理,探讨大运河水系变迁与张家湾码头兴衰起伏的密切关系。

一、元明运河水系变化对张家湾地区的影响

(一)元代通惠河在张家湾入白河为张家湾兴起奠定基础

元大都漕运发展为张家湾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元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即帝位。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定开平为上都,改燕京为中都。至元九年(1272),改中都为大都,由此形成南北两都制。元大都人口众多,远超金中都规模,商品和粮食需求量极为庞大,因此元代漕运规模超过了金朝。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攻陷临安,开始从江南向大都大规模运输漕粮。元代主要利用海运把漕粮运送至直沽,然后经今北运河转运至通州、河西务等地,再用陆运方式将漕粮运至大都。张家湾的出现,传说与元初负责海运漕粮的万户张瑄有关。嘉靖《通州志略》记载:“张家湾,即潞河下流。相传元时有万户张姓者居此,因名。”①嘉靖《通州志略》卷1《舆地志·山川》,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影印版,第65页。张家湾在明代发展成漕运枢纽,元代张家湾还未兴起,但元代郭守敬开凿通惠河却为张家湾兴起埋下伏笔。元至元三十年(1293)郭守敬开凿通惠河成功,《元一统志》记载:“通惠河之源,自昌平县白浮村开导神仙泉……自西水门入都,经积水潭为停渊,南出文明,东过通州,至高丽庄,入白河。……高丽庄广利闸二。”②孛兰肹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5页。高丽庄即今通州区张家湾镇大高力庄村。明人王琼《漕河图志》记载:“广利闸在张家湾中马头西,上至通流下闸十一里,下至闸河口三里。”③王琼:《漕河图志》卷1,《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3页。根据考古发现,广利闸在土桥村,沿玉带河至张家湾村东南的北运河故道约有1.6千米,与古籍记载吻合。广利闸原名河门闸,说明广利闸就位于通惠河河口(今通惠河河口在大高力庄村东的张家湾村东南,当时张家湾还没有出现,故文献记载以高丽庄来指位)。张家湾地处通惠河汇入白河之处,水运条件便利,漕运发展为其出现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二)明中前期张家湾运河水系格局

明代张家湾地区的运河水系状况大体上与元代一致。明代北运河叫作白河,白河和温榆河在通州城北关附近合流,然后经通州城东关,东南流至小圣庙,转向西南流,经上码头、皇木厂、张家湾,然后折向东流,经何各庄、烧酒巷、里二泗再向东南流,迤逦南下至天津。在张家湾城东,有通惠河汇入白河。明代通惠河自北京东便门外大通桥东流,至通州城西北沿护城河向南流,至西水关流入城内,经通流闸,从东水关流出,经东城墙向南流,过南浦闸向南流,经土桥到达张家湾城东入运河。在张家湾城南,有凉水河汇入运河,凉水河自马驹桥入通州境,向东流至高古庄再向东北流,至张家湾城西有萧太后河汇入,然后经张家湾城南入白河。自通州以下至张家湾,有白河、温榆河、通惠河、浑河共四条河汇流,故张家湾以下的运河又叫作“泗河”,《长安客话》记载:“泗河,在漷县东四里,即运河也。四水会流,故名泗河。”④蒋一葵:《长安客话》卷6《畿辅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多条河流汇聚张家湾,故白河自张家湾而下水势较大,有利于漕船行驶,良好的水运条件为张家湾码头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明中前期张家湾码头繁荣发展

(一)张家湾运河枢纽地位与码头群的形成

永乐迁都北京后,开始从南方运漕粮至北京。永乐十三年(1415),南北大运河贯通,漕粮源源不断运至北京。当时,漕船沿北运河只能上溯到张家湾,此处成为大运河北端漕运终点,“每岁漕运自张家湾舍舟陆运”⑤《明宪宗实录》卷97,成化八年正月丙戌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851页。,“抵湾”是明清漕运文献中经常出现的词语。漕粮在张家湾缴纳验收后,自张家湾经由通往朝阳门的大道陆运至京城粮仓,还有一部分漕粮陆运至通州粮仓。此外,营建北京所用砖木石料、盐茶以及其他各种商品物资也都在张家湾转运,南来北往的国内外官员、使臣、官生、商旅、行人等皆在张家湾码头上下船,张家湾成为大运河北端最重要的客运与货运码头,当时张家湾在国内外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士大夫往来京师,多假道通潞,故其地张家湾、河西务诸名,最熟人口”。①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5,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30页。

漕运和物资中转以及商旅客运功能促进了张家湾码头的发展,据《漕河图志》记载,“广利闸在张家湾中码头西,上至通流下闸十一里,下至闸河口二里”,同书记载桑干河时说“其一名浑河,东流至通州张家湾下码头入白河”②王琼:《漕河图志》卷1,《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2-553页。。张家湾中码头、下码头的记载,说明至迟在明弘治初年,张家湾已经形成多处码头群。

图1 明代张家湾与北京、通州关系图

(二)张家湾码头功能

1.张家湾码头漕运和仓储功能

根据调查,张家湾漕运码头约在张家湾古城东南靠大运河一侧,其北侧有大王庙。雍正《通州新志》中载有《重修张家湾大王庙碑记》,其碑文记载:“便门之外不数武,庙有以大王额其首者,因其享漕艇之血食,受经商之祭赛,故名得以专焉。”③雍正《通州新志》卷6《碑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影印版,第56-57页。大王庙供奉金龙四大王,为明清时期专门的漕运保护神。每年漕船抵达张家湾漕运码头,运军要前往大王庙祭祀大王,感谢其一路护漕之功。

漕运官军在漕运码头缴纳漕粮,军粮经纪验收后,张家湾起粮经纪需要雇车将漕粮运至京、通二仓④《通惠河志》卷上记载有“张家湾旧有起粮经纪”等文字。见吴仲:《通惠河志》,段天顺、蔡蕃点校,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11页。,会产生运输费用。明初,漕粮的运输费用俱以粮食实物随船交纳,称耗米。但自张家湾至京、通二仓的陆运费用却要使用银两,无法用耗米替代,于是运军需要在张家湾临时售卖耗米兑换银两,然而“湾中米价低昂不一,而易卖又滞交纳”,于是弘治十三年(1500),都御史张敷华、都督郭宏“方议折银,每石定价五钱,可以轻赍,就于交兑之时支领随船,此一六、二六、三六轻赍之名所由始也”。⑤孙承泽:《天府广记》卷14《仓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176页。

为存储和转运漕粮,永乐十六年(1418),明政府在张家湾建造通济仓⑥《明太宗实录》卷203,永乐十六年八月己卯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098页。,《漕河图志》记载:“张家湾起盖仓廒七十间,立名通济仓。”⑦王琼:《漕河图志》卷8,第676页。明周之翰《通粮厅志》却认为通济仓始建于永乐十三年(1415)⑧周之翰:《通粮厅志》卷2《仓庾志》,台湾学生书局1960年影印版,第90页。。由于仓储维护不善,正统二年(1437)三月,工部发现通济仓仓廒十坏八九⑨《明英宗实录》卷28,正统二年三月癸巳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555页。。于是,正统二年九月,改通济废仓为通州四卫草场①《明英宗实录》卷34,正统二年九月壬寅条,第662页。。从永乐十六年建仓至正统二年废弃,张家湾通济仓总共存在了19年。

2.张家湾码头物资转运功能

明初营建北京城,所用楠木、杉木等木料均来自南方,经运河运至张家湾,再转运至京城。永乐初年曾利用通惠河将皇木运输到北京,“永乐间曾于此河般运大木”②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89《郊坰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0页。。通惠河废弃后,大木运至张家湾,在此拖曳出水,再陆运至京城。嘉靖年间,工部主事王梴奏请“即水次设厂,竹木至,验入,即与解官批回,公私便之”③朱国祯撰:《涌幢小品》卷4,王根林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此处所说水次,即是张家湾运河岸边,今张家湾村东北有一个皇木厂村,这里就是明代存放自南方运来的木材之所。王梴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嘉靖十六年(1537)升任工部营缮司郎中,王梴奏请即水次设厂之事即在其任职工部期间④乾隆《象山县志》卷9《人物志二·列传》,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据此判断,张家湾皇木厂之设置,当在嘉靖十六年之后。

京城所用砖料也在张家湾转运,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令经过临清粮船、官民船顺带本厂官砖至张家湾交卸”⑤申时行等修、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卷190《工部十·物料》,《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7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张家湾设有料砖厂,“永乐间设,原置于新开路。弘治间改于广利桥西”⑥嘉靖《通州志略》卷2《建置志·公署》,第107页。。花斑石从徐淮等地经水路运来,张家湾设有花斑石厂。1998年,张家湾镇皇木厂村运河故道西岸出土花斑石块46块,此处即为花斑石厂⑦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员会等编:《通州文物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340页。。

3.张家湾码头的商业功能

明代北京是全国商业中心,“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⑧张瀚:《松窗梦语》卷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6页。,江南的丝绸,各地所产瓷器,南方的纸张、木材、茶叶、颜料等各种物资皆借助运河运至北京。张家湾成为各种大宗商品以及百货的中转码头。弘治元年(1488)三月,朝鲜人崔溥来到张家湾,说这里“即诸路贡赋朝贡,商贾之船之所集处也”。⑨崔溥:《漂海录》,载林中基编:《燕行录全集》第1卷,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499页。张家湾之长店是著名的商业区,“百货汇集处也”[1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直隶二》,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88页。。张家湾有巡检司、提举司、宣课司、盐仓检校批验所、料砖厂等机构,皆置于明初永乐年间[11]嘉靖《通州志略》卷2《建置志·公署》,第105-107页。。北京地区为长芦盐的行盐区,“长芦运盐,多系水道……北河则运至张湾”。[12]王守基:《盐法议略》(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页。张家湾是北京地区食盐的转运中心,设有盐仓检校批验所[13]嘉靖《通州志略》卷2《建置志》,第106页。,还设有上、下盐厂。

4.张家湾码头的客运功能

张家湾还是北京地区重要的客运码头,明人徐阶在《张家湾城记》中描述说:“自都门东南行六十里,有地曰张家湾,凡四方之贡赋与士大夫之造朝者,舟至于此,则市马僦车陆行以达都下,故其地水陆之会,而百物之所聚也。”[14]徐阶:《张家湾城记》,光绪《通州志》卷10《艺文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影印版,第439页。明人陈颀于景泰间从苏州赴京,即从张家湾雇驴入城[15]陈颀:《闲中今古》卷上,明抄本。。明清时期,日本、琉球等国使节来北京朝贡,经大运河北上,抵达张家湾,然后入京。明嘉靖十九年(1540),日本人策彦周良于当年二月廿七日抵达张家湾,“卯刻开船,酉刻著张家湾”。[16]策彦周良:《策彦和尚入明记·初渡集下》,佛书刊行会编《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16册,佛书刊行会发行1922年版,第233页。张家湾有琉球国人墓地,共葬有琉球官生贡使14位[17]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员会等编:《通州文物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张家湾作为运河客运码头,还是京城送行人离别之地,《帝京景物略》记载:“出都门半取水道,送行人,闲者别张家湾,忙者置酒此祠亭(崇文门外三忠祠)。”①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卷2《城东内外》,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三、明嘉靖七年重开通惠河与张家湾码头功能调整

(一)明嘉靖七年区域运河水系变迁与张家湾码头功能变化

1.重开通惠河与张家湾区域水系变化

嘉靖六年(1527),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仲上书嘉靖皇帝,建议重开通惠河,获得嘉靖皇帝支持,遂命吴仲等人主持通惠河开通工程。嘉靖七年(1528)五月,通惠河疏浚工程完工,历时四个月。吴仲重开通惠河,在通州城附近对下游河道进行了调整。重开后的通惠河起自北京东便门外的大通桥,沿元代通惠河河道向东开浚,至今通州旧城西北角天桥湾,放弃了元代通惠河的河道,不再经由张家湾入运河,而在通州城北汇入白河。吴仲在通惠河上建五座河闸以蓄水通航,又在通州城北门外建石坝,东门外建土坝,分别转运入京仓漕粮和通仓漕粮,合称“五闸二坝”。通惠河重新疏通后,漕船可直达通州城的石坝和土坝,张家湾码头的漕粮转运功能北移至通州城。

2.张家湾码头功能调整与繁荣发展

嘉靖七年通惠河河口改在通州城北以后,漕运码头转移到通州城,张家湾城的漕运功能丧失,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张家湾的发展,张家湾依旧是各种物资和商品百货最大的中转地,还是京城最大的客运码头。由于通州和张家湾之间水运畅通,城市功能配置反而更加合理。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张家湾工商业持续繁荣发展,《长安客话》记载:“张家湾为潞河下流,南北水陆要会也。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歌相闻,最称繁盛。”②蒋一葵:《长安客话》卷6《畿辅杂记》,第130页。嘉靖时期,张家湾已经发展成为南北水陆要会之处,人烟辐辏,万货骈集,为“京东第一大码头”,日日为市③嘉靖《通州志略》卷1《舆地志·市集》,第81页。。天启三年(1623)七月,朝鲜使臣李民宬描述道:“过张家湾,河之湾曲,连樯簇立几数千余艘。……有城子,城中廛肆甚盛。”④李民宬:《癸亥朝天录》,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376-377页。清初,张家湾仍旧为大运河北端重要的商业码头。1656年德国人约翰·尼霍夫作为荷兰公司的特使来到中国,他在其著作中描述道:“张家湾离漷县六十里,位于运河左岸。该地人口众多,有一个防御用的坚固城楼。城中央有一座漂亮的牌坊,是用灰色石头建造的。城南有一座五个拱洞的石桥,桥两旁都建有房屋。该城长约四十二步,所有运往北京的货物都在此地和通州卸下,转用驴子和大车运载,由陆路载到北京。这些驴子和大车常在此地等待运送货物。”⑤包乐史、庄国土:《〈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张家湾商业交易频繁,因此设有众多牙行,康熙《通州志》记载张家湾牙斗行有:张家湾斛斗行、杂税揽头行、抗脚行、烧酒行、剥盐小船行、杂货行、果行、江白会米行、钱粮小车行、柴炭行、四外起京面行、行李小车行、下水冩船行、上关装载起京曲米南酒小车行、湾东装载发京客粮食盐行、叫盐车行、下关装载钉锅磁器相壳果大小车行、湾西店装载起京蒌油小车行⑥康熙《通州志》卷4《田赋志》,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影印版,第356-357页。。这些牙行的设置,显示了张家湾在大运河北端拥有的重要商业地位。

张家湾初无城垣,嘉靖四十三年(1564),蒙古入侵,震动京畿。鉴于张家湾在漕运、商业和交通方面的重要地位,明政府于当年二月筑城,经过三个月建成。“周九百五丈有奇,厚一丈一尺,高视厚加一丈,内外皆甃以砖。东、南滨潞河,阻水为险,西、北环以壕,为门四,各冠以楼,又为便门一,水关三,而城之制悉备。”为了保护漕粮及贡使、官生和商旅等人安全,张家湾城内还设有备用房屋,“中建屋若干楹,遇警则以贮运舟之粟,且以为避兵者之所舍,设守备一员,督军五百守之。而湾之人,南北之搢绅,中国四夷朝贡之使,岁漕之将士,下逮商贾贩傭,胥恃以无恐,至于京师,亦隐然有犄角之助矣”⑦徐阶:《张家湾城记》,第440页。。

张家湾建城垣后,城市功能进一步拓展。万历四年(1576),和合驿从通州和合站村迁至张家湾,仍称和合驿。康熙三十四年(1695),清政府裁撤潞河驿,归并于张家湾和合驿。今张家湾镇村有馆驿胡同,就是因和合驿设于此而得名。清代,朝廷非常重视北运河和通惠河河工建设。雍正二年(1724),设张家湾漕运通判一员,“管理岁修、抢修一切疏筑工程及每年外河挖浅”①光绪《通州志》卷3《漕运·设官》,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影印版,第505页。,张家湾设有漕运厅署、驿丞兼巡检署②乾隆《通州志》卷2《建置·衙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影印版,第285、287页。。

3.漕运功能北移通州与张家湾漕弊防范

张家湾作为“京东第一大码头”,商业十分发达,甚至对漕运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漕运码头转移至通州城后,因每年春旱水浅,通州城至张家湾河段航运不畅,于是设立外河剥运制度,外河剥运最初只在每年三、四月春旱运河浅阻时进行,夏季河水盛涨之时,则漕船直抵土、石二坝。然而,自嘉靖中期以后,漕粮则全部自张家湾剥运至土、石二坝,即便夏季水势涌涨之时亦然。嘉靖《通州志略》记载:“今置有拦河之官,乃不论水之深浅,运船可否通行,一概拦阻,通令自湾起剥,其故何哉?”③嘉靖《通州志略》卷3《漕运志·漕渠》,第138页。明万历年间户部尚书王国光曾对背后原因进行了分析:

盖运官许带私货,虽限以四十石,往往数倍于此,载放船底,湾中商贾云集,四散交易,倍取其直(值),通州实非转发之地,此其不便者一;京军每岁通州支米六次,总计一百二十余万石,虽人止一石,惜费脚价,多贱售于湾中势豪棍徒,年年囤积,以待运家买以插和,其好米沿途盗卖,侵欺无算,若通州则部官密迩,奸计即发,此其不便者二;且湾中一应人等,喜运家贮货觅利,近失其望,此其不便者三。④王国光:《漕粮抵坝初议》,见周之翰:《通粮厅志》卷10《艺文志中·论揭》,台湾学生书局1960年影印版,第633-634页。

尽管夏季运河水势涌涨,漕船可直上通州城,但仍实行自张家湾起剥的做法,有利于运军与张家湾商户勾结,攫取利益。在有识之士的多年反对下,万历七年(1579),朝廷废除了一律自张家湾起剥的做法,“河西务船属钞关,外河船属通粮厅,如遇粮船浅阻,即与随地起剥,如水势稍可通行,粮船直抵二坝,不许剥”。⑤王在晋:《通漕类编》卷3《漕运·剥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5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322页。万历九年(1581),朝廷委派主事一员驻张家湾,“严督粮船前进,如有交通盗卖插和奸弊,轻则量情发落,重则呈部参究”,该差约在万历三十年(1602)后革除⑥周之翰:《通粮厅志》卷3《秩官志》,第116-117页。。

为防止漕运官兵对漕粮作弊,明代对张家湾商业经纪人做出相应管理规定:“张家湾籴买杂粮行经纪三十一名,粜卖杂粮行经纪一十一名,街市斛斗行经纪六名,零江米行经纪十一名,以上每漕粮至,各具不致盗买盗卖插和结状,朔望投递以防诸弊。”同时,为防止银匠对漕运轻赍银作弊,也对张家湾银匠做了相关规定:“通州张家湾银匠各十数名不等,每轻赍银到,各具不致造作低假银两致防运官盘费羡余、闸坝仓役脚价等弊,朔望投递,以嘉靖年间张家湾银匠曾犯偷窃漕折银两以低假抵换,故尔提防。”⑦周之翰:《通粮厅志》卷8《服役志》,第487页。

(二)清代张家湾码头职能的拓展

入清以后,张家湾城市职能又有所拓展。清代户、工二部筑造铜钱所用铜铅来自云贵地区,经运河运至张家湾转运京城,“张家湾为铜觔交兑之所”⑧《清高宗实录(二)》卷72,乾隆三年七月己未条,《清实录》第10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154页。。由于陆运成本高,乾隆五年(1740),直隶总督孙嘉淦上疏:“铜觔向在张家湾起岸,运赴京局,车脚每多未便。今若从通州水运,较张家湾陆运,实多节省。”⑨《清高宗实录(二)》卷131,乾隆五年十一月丙戌条,《清实录》第10册,第912页。清廷采纳该建议,铜铅经通州城石坝转运至大通桥,再运至京城内。不过,张家湾还保留部分铜铅转运功能,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仓场侍郎雅德、蒋赐棨奏:江苏办运洋铜,例由张湾雇觅车辆送京,计运铜十万觔,应用车五十六辆,一时雇觅难齐。若改用船运,较为迅速,请嗣后改车用船。所有脚价除抵张湾以前,听该员自行办理外,其自张湾运局,仍照运铜事例报销”①《清高宗实录(十四)》卷1081,乾隆四十四年四月甲戌条,《清实录》第22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526页。。

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开始利用运河进行运输,张家湾成为山西商人向蒙古、俄罗斯地区运输茶叶的重要码头。根据孟伟的研究,至少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张家湾就成为晋商运送茶叶的水陆码头,如《通州湾立规碑记》中记载了茶叶到达通州湾的规则,嘉庆十八年(1813)《茶叶规程》中载有《新立碑规》中茶叶抵达通州张家湾的规则②孟伟:《北京通州张家湾山西会馆考略》,《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张家湾,在这里发现了运往俄国的茶叶,“我们在这个城镇里缴获了300000磅茶叶”③乔治·奥尔古德:《1860年的中国战争:信札和日记》,沈弘译,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77页。,可见张家湾是山西商人“万里茶路”上一处重要水陆转输码头。皇木厂村北有骆驼店遗址,即为往口外运输茶叶的骆驼队所设。

清代,张家湾还是重要的粮食交易市场,《清高宗实录》记载:“查南北运河贩麦商船,多赴张家湾起卸,由京商转运至京。”④《清高宗实录(九)》卷672,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丙申条,《清实录》第17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511页。

四、清嘉庆十三年北运河改道与张家湾的衰落

(一)嘉庆十三年(1808)张家湾区域运河水系变迁

清乾隆以后,北运河水患渐多,运道开始发生变化。嘉庆六年(1801),通州大水,北运河在张家湾上游的大棚村附近溃决,河水改走康家沟,张家湾运河故道淤浅,影响漕运。清政府大力治理运河,使漕船依旧行走张家湾运河,但效果不佳。由于张家湾河道淤浅严重,嘉庆十一年(1806),漕船不得不暂由康家沟行走。嘉庆十二年(1807)清廷疏浚张家湾河道,至十三年(1808)工竣,“漕行仍由张家湾故道”。然而,嘉庆十三年六七月间,“连遇大雨,水暴涨,溜势仍分趋康家沟,而张家湾正河复淤,河底高于康家沟丈余,长至十数里”⑤光绪《通州志》卷2《封域志》,第250-251页。,漕船已经无法沿着北运河故道行走。因此,从嘉庆十三年始,清政府决定让漕船改走康家沟新河道。自此以后,北运河河道自大棚村以下不再西折经上马头至张家湾一线,而是向东南沿大棚—小圣庙—黎辛庄—刘各庄—甘棠—武家窑一线形成新的运河河道。北运河改道使张家湾失去了运河之利,商旅不再抵达张家湾,码头、厂库、店铺绝大多数废弃,原来盛极一时的运河古镇从此衰落下去。

(二)小盐河与张家湾码头盐茶转运功能

虽然北运河改道使张家湾水运功能大大降低,但自张家湾至里二泗之间的旧河道因有凉水河灌注尚能行船,食盐、茶叶等物资还是通过运河旧河道运至张家湾转运,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张家湾的商业地位。不过此时的张家湾,已经由一个影响全国的漕运重镇衰变为通州的一个普通聚落,聚落形态由巨型城镇向乡村形态转化。长芦盐依旧运至张家湾,运河故道成为食盐专用运道,民间叫作小盐河。除了盐运,茶叶也从运河经小盐河运抵张家湾。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张家湾,就发现了这里有大量的砖茶。“张家湾是一个由很破旧的城墙所围住的小镇。……那儿大概有10000人口。镇上可见到打包准备销往俄国市场的大量砖茶,总价值估计有25万英镑。小帆船可以通过白河的支流直达张家湾。”⑥乔治·奥尔古德:《1860年的中国战争:信札和日记》,沈弘译,第130页。

(三)盐河口堵闭与张家湾码头功能彻底丧失

光绪九年(1883)通州运河大水,运河西岸苏庄以北河堤溃决,运河水灌入港沟河,水落后成为运河支流,沟形近河处极宽,愈远愈狭,形似鲇鱼,故名鲇鱼沟。此后每遇伏泛,运河正溜常由鲇鱼沟直趋港沟,港沟河西堤每隔一二年必有几段出现险情,从光绪九年至宣统末年为患颇巨。民国初年,整修运河,小盐河河口被堵闭,不通运河,张家湾水路交通断绝,导致张家湾彻底丧失水运功能,沦为通州的一个普通集镇。民国《通州志要》对此有简要的记录:“民元以前,凉水河故道系由何各庄东经烧酒巷、里二泗北,贾各庄、上家店南,东南流至姚辛庄入北运河,地名盐河口,故昔称盐运交通极为便利。自民元疏运河,堵鲇鱼沟,恐运河水涨时河水外溢,不但凉水河之水不能入运,且恐运河之水溢入凉水河,其为患将与鲇鱼沟等,遂同时将河口堵闭,此后张家湾之货物运输不能由河口直达天津矣。”①民国《通县志要》卷1《疆域·河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影印版,第33-34页。

图2 清嘉庆十三年(1808)北运河改道示意图

五、张家湾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对策建议

漕运盛时,张家湾地域范围沿运河东南至里二泗,东北至上马头。如今在张家湾所及的地域范围内,仍保留着众多的运河文化遗产,包括运河故道、桥梁、古城遗迹、古树、码头遗址等。在张家湾,古河道遗址有北运河故道、小盐河、元通惠河故道、浑河故道;古城遗迹有张家湾古城南门和城墙遗迹、馆驿胡同;漕运遗迹有里二泗漕运码头、佑民观;传统村落有皇木厂村、张家湾镇村、立禅庵村、里二泗村;桥梁有通运桥、东门桥遗址、红桥遗址、广利桥(土桥)遗址。此外,张家湾清真寺、立禅庵村琉球国人墓地、皇木厂古槐、古代花斑石、张家湾盐场石权、土桥镇水石兽等均是非常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文化的物质见证,应该加强文化挖掘和保护工作。

(一)加强运河文化遗产的考古挖掘工作

考古工作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础,应该加强运河故道和重要文物遗址考古工作。张家湾之所以能够成为大运河北端重要的漕运、物资转运和客旅码头,根本原因在于大运河曾经流经这里。今天的小盐河就是嘉庆十三年(1808)以前的北运河故道,皇木厂村也仍保留着一小段北运河故道,应该对运河故道进行考古挖掘,确定大运河故道的范围和详细经行路线;张家湾城东的玉带河是元代郭守敬开凿的通惠河故道,是通惠河汇入白河的河口,此处有河门闸,河门上闸在土桥村,遗址尚存,但河门下闸遗址至今不清楚,应通过考古勘探确定其位置。加强皇木厂村花斑石厂遗址、上下盐场遗址和里二泗漕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工作,确认遗址范围及其与大运河故道的关系;作为大运河客运码头,客运码头遗址至今未得以确认,下一步应通过考古工作加以认真研究,找到客运码头的位置。

(二)进一步加强运河文化遗产的内涵挖掘和价值确认工作

张家湾虽然漕运文化内涵丰富,但是由于文献记载不足以及经济社会变迁等原因,对于张家湾文化遗产内涵的研究尚停留在粗浅的层面。比如,就通惠河故道而言,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元代通惠河是从朝阳区杨闸村直接拐向东南抵达张家湾,实际上是把张家湾至北京城朝阳门之间的陆运粮道错当成古河道的缘故。关于张家湾运河文化的学术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明清北京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活离不开经大运河运来的全国各地的建筑物料和各种生活物资的供应,张家湾作为物资转运枢纽,其地位和作用尚未得到全面认识,如里二泗佑民观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妈祖文化传入地,是海洋文化、漕运文化的重要物质见证;张家湾皇木厂、花斑石厂等对北京城市建设有重要作用。人们对张家湾作为北京城重要客运码头的历史事实认知较少,以至于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北京城东便门才是各种物资的转运码头和商旅客运码头。因此,在建设大运河文化的背景下,应尽快加强张家湾运河遗产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工作,强化基础研究,确认其历史文化价值,从而有效地传承和弘扬运河文化。

(三)建立具有标杆意义的运河文化遗产展示区

作为曾经的大运河北端码头,张家湾是海内外经济、文化等频繁交流的枢纽地带,历史上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张家湾是多元文化交汇地区,这里有运河文化、妈祖文化、异域文化、古城文化和红楼文化等众多不同类型的文化形态,同时张家湾位于北京环球度假区东侧,通过建立具有国际标杆意义的运河文化遗产展示区,与环球影城形成强烈的对比和映衬,凸显中华文化的博大和精深。虽然张家湾运河文化遗迹和遗址众多,但空间分散,缺乏有效保护,也没有对文化展示路线进行设计,缺乏统一的交通连接、布局规划,没有有效的展示方案,且文物与周边生态环境和景观极不协调,张家湾镇博物馆对外展示和接待能力也有待提高。按照国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和《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的相关要求,应加强张家湾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的统一规划,结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通州城市副中心城市规划,划定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确立遗产保护核心区、缓冲区和周边环境的一体性规划,重点围绕张家湾古城南门、通运桥和浑河故道、皇木厂遗址、花斑石厂遗址和上下盐厂遗址、北运河故道和元通惠河故道、张家湾客运码头和立禅庵琉球国人墓地、里二泗佑民观等重点地区的文化遗产展示工作,通过精准丰富的解说系统、历史环境的现代模拟和文物的有效展示,实现运河文化的展示和利用,从而增强其在文化弘扬和传承中的作用。

结论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张家湾是大运河北端极为重要的大码头,是连接北京和各地的水陆交通枢纽,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家湾发展演变与大运河水系变迁有密切关系,运河水系的聚散分合决定了张家湾码头的兴衰起伏。本文结论如下:(1)明清时期张家湾地区运河水系格局发生了三次较大变动:首先是明嘉靖七年(1528)通惠河口北移通州城,其次是清嘉庆十三年(1808)北运河改道,最后是清末民初小盐河河口堵闭。(2)明清时期张家湾码头功能随着水系变迁而不断剥离:明嘉靖七年张家湾码头漕运功能丧失;清嘉庆十三年张家湾码头商业、物资转运、客运功能丧失,仅保留盐茶转运功能;民国初年堵闭盐河口,张家湾码头功能彻底丧失。(3)明清时期张家湾因占据大运河水运之利而繁荣,同样因丧失水运之利而衰落,区域运河水系变迁是决定张家湾发展演变的主导因素。(4)张家湾保留众多的运河文化遗产,应该加强文化遗产的考古挖掘和学术研究工作,进行统一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使优秀的运河文化得到有效传承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