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米芸

(长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借贷对经济活动至关重要，但是杠杆与风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如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系统性风险的爆发皆与杠杆攀升相伴而生。杠杆率波动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金融经济稳定已经成为新的共识[1-2]。过度负债不但为危机的发生奠定了基础，而且持续阻碍着经济复苏。也就是说，高杠杆在影响危机长度与深度的同时还影响着经济复苏过程与程度。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13年“三期叠加”重要战略判断、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金融去杠杆、2017年三大攻坚战以及2019年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各种调控措施紧密出台。很显然，宏观政策调控的重心逐渐转向了稳杠杆(防风险)。当前中国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风险防范和经济稳定，“稳杠杆”和“稳增长”成为了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和现实目标[3]。

各国中央银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确保经济稳定的方式迥异。美联储选择“善意忽视”，仅在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收拾残局”(1)Mishkin F S.Monetary policy strategy:lessons from the crisis.NBER Working Papers,2011,No.16755.；欧洲央行奉行“双支柱策略”，考虑经济因素的同时赋予信贷走势等货币因素更高权重；日本央行按照“缺口学”，重点盯住产出缺口，严格限制信贷债务规模。可见，政策调控实践中将金融变量引入中央银行政策目标体系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共识。

弹性通胀目标制作为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最优货币政策框架，危机后毋须全盘否定[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