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策， 王祎龙， 刘海亮,2

(1. 同济大学医学院，上海 200092； 2.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上海 200123)

哺乳动物的衰老是一个复杂的包含细胞和组织多层次的系统性退化过程，在衰老的过程中多个组织器官表现出不可逆的类似熵增的功能性下降和结构改变[1]，如与年龄相关的心肌细胞损伤导致的心脏组织纤维化，是心衰临床病理的重要标志[2]；伴随年龄出现的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数量下降，则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3]，也因如此，衰老被认为是人类死亡的最大风险元素。关于衰老的分子机制，目前存在多种假说，包括“端粒假说”“自由基假说”“基因组不稳定”“干细胞枯竭”“表观遗传学说”等[4]，针对不同的衰老假说发现的分子调控通路，研究人员致力于寻找靶向关键分子的抗衰老药物，以期延缓衰老或减少年龄相关疾病的发生。目前陆续发现了包括“二甲双胍”“白藜芦醇”“β-烟酰胺单核苷酸”等多种具有潜在抗衰老效果的药物[5]。

而随着联体共生(parabiosis)实验的进展，研究人员开始关注血浆内源性分子在抗衰老中的作用[6]。2013年，哈佛大学Loffredo等[7]首次发现在小鼠血浆中，TGF-β超家族成员中的循环因子生长分化因子11(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11,GDF11)，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显著下降，通过给老年小鼠补充GDF11至年轻小鼠水平，不仅逆转了衰老相关的心肌肥大，同时增加了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发生[8]，这显示GDF11在多种组织器官中具有靶向修饰衰老的潜能，为血液循环因子抗衰老带来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