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欣宇

(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00)

苏轼一生坎坷,多次被贬谪到地方为官。元丰八年(1085年)他所写的《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被侍御史贾易、监察御史安鼎、御史中丞赵君锡之流举为“罪证”,硬说这三首写景小诗的主题是庆贺宋神宗去世,这自然是忤逆的弥天大罪。这种恶毒的指控使苏轼深感人心险恶,他坚决要求离开京师,出为外任。《宋史》载：“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1]当苏轼踏入颍州地界,这里熟悉的友人和美丽的自然风光使他忘却了流离之感。因远离朝堂之争,苏轼除了处理日常政务之外,就是泛舟颍水和颍州西湖,生活恬适,心境平和,甚是悠闲自在。苏轼在闲暇之余与友人进行了许多文学活动,在诗词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周必大在《平园续稿·东坡颍州诗》中写道：“东坡以元祐六年秋到颍州,明年春赴维扬……按公在颍仅半年,集中自《放鱼》长韵而下凡六十余诗。历考坡所至岁月,惟颍为少,而留诗反多……自注云：郡中日与叔弼、景贶(1)赵令畤，初字景贶，后苏轼为其改字德麟。、履常(2)陈师道，字履常。相从,而景文复来,不数日,柳戒之亦见过。宾客之盛,顷所未有。”[2]颍州的风土人情、与友人的唱和往来,构成了苏轼知颍期间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

一、苏轼“颍州诗”的内容

苏轼知颍期间,政事清闲,在颍半年,创作了六十余首诗歌,按照诗歌内容,可分为三大类。

(一)心系颍州百姓,表达爱民情怀

知颍期间,苏轼心系颍州百姓,关怀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