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海锋

作为古典诗歌的题材类型，“咏史怀古”是诗人创作的重要维度。在这一类型诗词的阅读中，“咏史怀古”的题材属性与“借古讽今”的创作意图往往捆绑在一起。不得不承认，“借古讽今”的意图是咏史怀古诗的重要文学使命。在知悉“借古讽今”的文学意图之外，深入地分析其运作机制，细分表现类型，是极为必要的。而且，在此之外，咏史怀古诗也还存在着其他的意图可能。

“借古讽今”中的“古”一乃古物遗迹，如古代战场、关隘、城池、墓冢、祠庙等，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山坡羊·骊山怀古》两首元散曲皆是此类。二乃古人事迹，比如家国战事、个人遭际等，杜牧的《题乌江亭》、王安石的《乌江亭》是属此类。事实上，所谓“借古”，很难将人事与物迹分割。毕竟，物迹因为人的存在、参与才能产生意义，而人事又必须存身于相应物迹构成的自然空间。

相对于“古”而言，“讽今”之“今”的变化的圈层更为多元。“今”的具体指向分为：个人遭际、家国时局等。明确这些古今内容之后，由具体的“借”与“讽”，古今才能产生联系，而二者的另一前提是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今人所遇之于前人世事的相似性，包括宏观层面的家国命运异同，如刘禹锡的《乌衣巷》;微观层面的个人遭际的相似，如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种相似性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前人之事与今日之事类似;前人之言对今日之人富有激发;前事中的事象被诗人重新寄寓个人化的感受。在微观的个人遭际层面，这种古之物事与今之作者的相似性有两种不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