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伟明

董健吾是中共早期隐蔽战线上，从事对敌斗争的卓越一员。他带有江南水乡青浦“水文化”的传统基因，智慧灵活、剑胆琴心的人格，让董健吾从一名爱国的神职人员牧师，到信仰共产主义，经历了生死的考验。他出入瓦窑堡屡建奇功，在白区上海滩创办红色摇篮“大同幼稚院”，抚养过毛泽东的儿子和其他革命领导人的子女，多次营救革命战友，策反国民党将领起义等，尤其是奉命秘密护送美国友人、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飞赴红色根据地延安，采写《西行漫记》，宣传红色中国的革命业绩，是一位鲜为人知，处在红色大幕后的无名英雄。

苦练“童子功”

1891年农历正月初五，正是“迎财神”的日子，在青浦古城的东门棣华桥畔的董家，迎来了董健吾的呱呱落地。董健吾的父母对财神爷在龙年赏赐的“龙子”相当高兴。

董健吾出生的青浦，地处大上海的西部。青浦“人家尽枕河”，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也是一方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热土。董健吾的祖上是青浦的一门望族，董健吾的祖母董沈氏，出身书香门第，思想开明，精明能干，她创业打拼“上海滩”，以“沙船”业起家，在男人都视为畏途的航运沙石等运输业，闯荡出一片家业。董健吾从小跟随祖母，祖母泼辣务实的处世之术，侠义仁厚的待人之心，都在董健吾幼小的心田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董建吾原名叫選青，这是他祖母取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寄托了她对董健吾的希望。董健吾的祖母笃信基督，为了培养董健吾，祖母专门聘请了在青浦传教的西方牧师做家庭教师，从英语文化到科学知识，为董健吾日后从教会办的桃花坞中学，再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附属中学读书，打下了扎实的“童子功”。

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的董健吾，18岁时顺利地考进了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是位中国通，对学习优秀、体魄雄健的董健吾分外赏识，董健吾很快成为他家的座上宾。在卜舫济的力劝下，董健吾进入神学院进修。两年后，董健吾顺利毕业，正式成为一名牧师，成了卜舫济的助手。

1925年，震惊全国的反帝“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董健吾身在神学布道，志在爱国救亡，他率学生积极参加进步的革命活动，经刘伯坚和浦化人介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由陈赓引荐，经周恩来认定，成为中央特科二科成员，成为神秘的“红色牧师”，创建“天下大同”的伟大事业。董健吾由衷地感慨道：“我是认真的，只要共产党要我，我愿意加入。我早就想过了，要救中国，只有靠共产党！”

从此，董健吾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赴汤蹈火，赤诚奉献。

创办幼稚院

1930年2月，陈赓和王弼一同来到上海的圣彼德教堂，交给董健吾一个任务，让他利用自己的牧师身份，办一个幼稚院，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那时党的经费拮据，董健吾一面在教友中鼓动一起“扛木梢”，积极募捐，一面回到青浦老家筹款。这“扛木梢”是一句典型的青浦方言，意为造房时用的木柱很重，只有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才能够把很重很沉的木柱扛起来。

当董健吾走进青浦的董家大院，跨进熟悉的“安仁堂”门槛，就看见他的祖母坐在太师椅上，一脸的愠怒。董健吾连忙上前向老人家请安。然而，祖母的态度冷若冰霜。一生精明能干的祖母，本来就对董健吾变卖田地意见很大，还听说他要把变卖田产的收入无偿捐献，创办幼稚院，就更生气了。没想到她最疼爱的孙儿，竟这般大逆不道，把她长期经营积累下来的心血和家产，付之东流。

“选青啊，不知前世作了什么孽，董家出了你这个败家子！我伲董家的家业，要断送在你的手上了！”董健吾祖母怒火中烧。

“祖母，这是耶稣的教训，救济贫民，扶助教友。也是您的一贯倡导！”董健吾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翅膀硬了，我管不住你了。你要自己挣钱去帮助旁人，而不是卖田卖地，败光祖传的家产。”

在祖母和父母的一片责难声中，董健吾将祖母分给他的几十亩田产全部卖了，换得500多块大洋，租了教友肖智吉医生在戈登路（现江宁路）武定路拐角处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又通过关系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题了匾额，终于在1930年3月，办起了大同幼稚院。

大同幼稚院收养的小孩，除了部分教友的子女，大多数是烈士遗孤，以及党的领导人的子女。其中有彭湃的儿子彭小拜（化名小丕）、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力（小名八哥子）李竞（小名鸽子）、杨殷的儿子等。1931年春节前后，毛泽民亲自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从湖南板仓送到大同幼稚院。那一年，岸英9岁、岸青7岁、岸龙4岁。这些革命者后代的身份，都是绝对保密的。

毛泽民由董健吾陪着在幼稚院附近转了个圈，发现有两个问题：一是幼稚院场地小，孩子们长期待在屋里不利于健康发育，更严重的是幼稚园离戈登路巡捕房很近，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后果不堪设想。董健吾听了他的意见，又托人走了关系，想尽办法，把幼稚院迁到陶尔斐斯路341号（现南昌路48号）的一幢两层楼小洋房里。这儿环境幽雅，又靠近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占地367平方米，坐北朝南，阳光充足，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改善了许多。

由于中央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大同幼稚院因为挂了于右任写的招牌，依然艰难地维持着。1932年3月，幼稚院的保育员桂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董健吾通过各种关系查找，均未打听到她的下落。一天，董健吾收到一封恐吓信，警告他不得收留来历不明的孩子，否则以支持“共党”论处。随后，租界当局又派巡捕房的人，前来查问幼稚园的基金来源、职员们的履历和孩子的父母情况。幼稚园虽然有教会名义作掩护，但圣彼德堂已成了敌人注意的目标，加上董健吾长期在顾顺章手下工作，已不能公开露面。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党组织断然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院，并将孩子们安全转移。根据地下党的安排，毛岸英兄弟由董健吾带回自己家中抚养。

董健吾为了将革命领袖的孩子保护好，短短两年的时间，先后搬了三次家，有一次情况紧急，连家具什物都顾不上，只拿了些细软带着孩子就撤走了。最后，不得不将岸英和岸青隐蔽到自己前妻黄慧英的家里。那个时候，董健吾已经辞去了牧师职务，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生活非常艰难。为此，他的幾个孩子和岸英、岸青兄弟俩都学会了扎纸花，卖给烟杂店，换回几个小钱补贴家用。岸英和岸青兄弟俩的湖南口音很重，考虑到外出读书不安全，就由董健吾的几个孩子念了书回来教他们。他们情同手足共同生活达四年之久。

特别的“信使”

1936年元旦，董健吾接到女儿捎来的口信，说是宋庆龄先生要他立刻到莫里哀路29号（现香山路7号）宋家私宅和她会面。董健吾和宋子文是同学，和宋庆龄的关系也很好。董健吾的女儿董慧芳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宋庆龄家里去一次，宋庆龄亲切地把她称作“萝赛”。董健吾立刻匆匆赶到宋庆龄家中，宋庆龄已等候在客厅，见到董健吾便取出一封密封的信交给他。原来，宋庆龄请董健吾做一回信使，去陕北瓦窑堡，把信当面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迫于形势压力，蒋介石在继续剿共的同时，又施展新的一手，企图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他秘密地派出几路人马，试图与共产党进行接触，其中一路便是宋子文。宋子文知道自己的二姐宋庆龄和共产党有接触，就把信息传递的工作，交给了宋庆龄。宋庆龄考虑了很久，认为能完成这个极其重要任务的人选，非她和宋子文都熟悉的朋友董健吾莫属。

从宋庆龄严肃的神情中，董健吾明白，这封信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他欣然领受了这个任务。他们反复研究了几条不同的送信路线，最后决定：假道西安，直驱红都。

两天后，董健吾上路了。他将这封密信缝在自己的丝棉背心里，挂着宋子文专门为他设置的中央财政部经济特派专员的头衔，一路平安过关。当时，西安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管辖的地区，董健吾一到西安，便住进了自己老朋友的家里。

时值隆冬，大雪纷飞，交通受阻，转眼一个月便过去了，董健吾度日如年，最后决定面见张学良求得他的帮助，以便迅速进入红区。在董健吾的力劝下，张学良终于同意用自己的私人飞机送他去肤施（现延安市）。当时肤施还由张学良控制着，距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不过200里路，但是为了跨越白区和红区这道最后的屏障，董健吾又用去了整整6天的时间。历尽千辛万苦，董健吾终于在1936年2月27日到达瓦窑堡，见到了中央陕甘宁地区的领导人秦邦宪（博古）、林伯渠，成为“四一二”政变之后，沟通国共双方之间联系的第一个使者。

董健吾到达陕北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正率领红军在前线作战。董健吾只得将宋庆龄交付的密信交给秦邦宪。当天晚上，信的内容和董健吾所说的一切均通过电台，转告了正在前线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十天以后，秦邦宪将一封由毛泽东、周恩来亲笔写的信递给董健吾，托他转交给宋庆龄，林伯渠又拿出三枚由江西铸造刻有镰刀斧头的银币和一套中央苏区出的纸币递给董健吾，让他转送给宋庆龄。临别前，林伯渠小声地告诉董健吾：“周副主席讲，现在戎马倥偬，如果有机会，就将毛主席的孩子送到苏联去。”董健吾望了林伯渠一眼，微微一笑，将周副主席的嘱托默默地记在了心头。

董健吾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信，搭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从肤施回到西安，张学良见了董健吾哈哈大笑：“董先生，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董健吾笑道：“那怎么会呢！”他详细向张学良讲述了这次瓦窑堡之行，转达了秦邦宪、林伯渠等红军领导人对张学良的问候。

当天晚上，张学良在自己的公馆里，设家宴款待董健吾。

张学良收藏了不少古玩。他和赵四小姐尤爱明代瓷器，当听说董健吾在上海经营过古玩生意时，便兴致勃勃地让赵四小姐拿出一些珍藏的古瓷让董健吾鉴赏。谁想到董健吾恰恰对明瓷的鉴赏，具有很高的鉴别造诣，他看着赵四小姐捧出来的瓷瓶瓷碗，一眼就发现了好些赝品。

张学良非常遗憾地说：他原来还藏有一套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的青花器，杯盘壶瓶各一件。孔祥熙、宋蔼龄夫妇来西安时，赵四小姐拿出来给客人观赏，不小心失手摔坏了。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董健吾暗暗记在心里。第二天，他在西安找了一位与松柏斋有过生意往来的古玩商，买下了一套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烧制的二十四件套镀釉彩瓷，送给了赵四小姐。

赵四小姐见了这一套彩瓷，爱不释手。张学良大喜，定要以重金酬谢董健吾，董健吾坚决不收。张学良说：“董先生，那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只要我张学良能够办到，尽管开口。”

董健吾心下一动，突然想起了周副主席的嘱托，眼下不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吗？于是便爽朗地一笑，字斟句酌地对张学良说：“承蒙张将军、赵四小姐美意，那我就不揣冒昧了。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儿子，两个是那边朋友的儿子……”董健吾抬头望了张学良一眼，见他听得认真，便接着说：“这三个孩子现在正是求学读书的年纪，可在上海却有诸多不便。如果张将军方便的话，那就请你帮忙，送他们到苏联去求学。”

“行！”张学良爽快地答应了。

几天以后，董健吾告别张学良，回到上海，向宋庆龄复命。

这年春天，张学良奉蒋介石之令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其间，他秘密来到上海，在哥伦比亚路（现番禺路）一家幽静的法国酒吧里会见了董健吾——此行，他是来兑现自己的诺言的。张学良把董健吾介绍给自己的部下、著名的爱国将领李杜，协助李杜办妥了孩子们的出境手续。李杜将军把董健吾所托的这三个孩子带到法国，岸英和岸青历经磨难，终于在这一年年底抵达了苏联。

1936年初，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埃德加·斯诺，感受到红星照耀中国的大趋势，在上海拜会了宋庆龄，他向宋庆龄提出了想去西北红色区域采访的请求。宋庆龄通过设在路易·艾黎家的电台和陕北的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当时，中共中央急需有影响的西方记者客观公正地报道红区的情况，于是埃德加·斯诺的请求，立即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同意。宋庆龄想到董健吾刚和张学良建立起来的关系，便把护送斯诺去陕北的任务，又交给了董健吾。

董健吾与斯诺并不认识，为此，宋庆龄精心策划了两人的会面。她取出半张名片，交给董健吾。事前，在这张名片上，宋庆龄亲笔在上面摘录了一句惠特曼的英文诗，盖上私章，用剪刀一剪为二。临行前，宋庆龄再三叮嘱董健吾：最好还是能像上次那样，借张学良的私人飞机直飞肤施。

几天以后，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像古董商模样的中国牧师，来到了西安最豪华的西京招待所，他便是董健吾。他取过旅客登记簿，假装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心里不由一阵狂喜：原来斯诺已经在这家招待所里住了快两个星期了。董健吾立马用英语向正在等待的斯诺打起了招呼：“请问在北平的M·S认识否？”斯诺回答道：“他是我的好朋友。”暗语对上后，双方又出示各自的信物。斯诺拿出半张名片，董健吾也拿出自己的半张，拼对完全吻合。“您就是王牧师？”斯诺和董健吾相视一下，会心地笑了。

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这样描写了他与董健吾的初次相见：“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对名片）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

宋庆龄曾告诉过斯诺，说王牧师会让他搭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去“红区”。然而这一次却行不通了。董健吾笑着对斯诺讲：“替张学良开飞机的是美国人，如果将一个外国人丢在肤施不回来，那么，这个飞行员很可能会怀疑，且说漏嘴的。”所以，董健吾这次只能换一种进“红区”的方式。

第二天清晨，斯诺刚刚起床，董健吾便带着一个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到了斯诺的房间。他们拉着斯诺走出旅馆，跳上了门外停着的一辆汽车。车内还坐着一位鼻子上架着墨镜、身着中山装的人。汽车载着他们一行四人，风驰电掣般地开出城门，来到了西安未央宫遗址的旁边。

董健吾招呼大家走下汽车，他指着身着中山装的人刚要介绍，只见那个人已经摘下了墨镜，伸出双手紧紧抓住斯诺的胳膊，颇有点得意地讲：“难道你不认识我？”

这就是蒋介石曾經悬赏5万大洋买他脑袋的中共政治保卫局的负责人邓发。接着董健吾又向斯诺介绍了那位东北军军官——他叫刘鼎，也是共产党员，当时担任中共驻张学良处的秘密联络员。就在未央宫遗址，他们四人详细地讨论了斯诺进入“红区”的周密计划。

第二天，一辆军用小汽车离开西京招待所，悄然上路了。车上坐着董健吾和斯诺，车是董健吾向张学良借来的，通行证是刘鼎搞来的，当汽车开出城外，一辆军用卡车已经等待在公路旁，他们将负责把斯诺送到“红区”洛川。

斯诺提着简单的行李跳下了汽车，紧紧地拥抱着“王牧师”，悄悄地在董健吾耳边说：“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25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960年，斯诺先生又一次来到中国。10月1日，毛泽东主席邀请斯诺先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随后兴致勃勃和他长谈了9个多小时。在这次会面中，斯诺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小小请求，说他想再见一见“王牧师”。

“王牧师？”这一回轮到毛泽东困惑了。

几天以后，周恩来总理向有关人士问及了“王牧师”，要求迅速查明“王牧师”的情况。经过很大一番周折，找到了浦化人，这才知道：王牧师就是董健吾。但此刻，董健吾又在哪里呢？

原来，当年送别斯诺后，董健吾只身回到上海，没想到情况突变，与董健吾单线联络的潘汉年去了香港。董健吾与地下党失去了联系，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与党的关系，再也没有接上。他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四处漂泊，历经了磨难与冷遇。

1961年2月2日，在上海以推拿行医谋生的董健吾，突然接到国防部办公厅的通知，让他晚上到锦江饭店对面的那幢小楼去一趟。这幢白色的小楼是一个颇为神秘的地方，董健吾忐忑不安地走进小楼，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空荡荡的客厅只有他一个人。突然，门打开了，一位佩戴大将军衔的军人走了过来，董健吾眼前顿时一亮：是陈赓，老战友！

陈赓疾步上前，伸出双臂，紧紧拥抱了这位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友。陈赓感慨万千地说：“我这次是受中央负责同志的委托来看望你的。这么多年了，沧桑巨变啊！你上次到延安，我正随主席在前线打仗。解放了，你怎么不到国防部来找我？你过去的事，已决定由中央来承担责任……”说着，他转头对陪同接见的上海市委负责人介绍说：“主席说过，我们党内过去有过两位怪人，一个上山当过和尚，以后下了山，现在是大名鼎鼎的将军;另一个就是他，先进教堂做牧师，过了几年牧师瘾，以后脱胎换骨，成了革命者。”

1964年10月，斯诺先生又一次来中国访问。有关方面曾打算安排斯诺在上海与“王牧师”会面，可是，斯诺先生正在上海访问时，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他立刻赶回北京，因为毛泽东要会见他。斯诺与“王牧师”又一次失之交臂。

1970年12月25日，当圣诞的钟声飘来的时候，董健吾悄然地合上了自己的双眼，永远带走了他的一切“神秘”。但是，像斯诺一样的老朋友们记住了他，历史，记住了他。

董健吾一生传奇的革命经历，虽蒙上些许神秘色彩，却始终洋溢着红色的基因，足以彪炳史册。

（插图/杨宏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