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小坤 李婉旖

雷蒙德·威廉斯在其《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将歌曲阐释为“被特定的文化权力关注、审核、调配与征召的意识形态载体”①,始终在作为一整套“‘表意的’(signifying)或‘象征的’(symbolic)体系”的文化中占据相对核心的位置。这一概念表述一方面呼应了马克斯·韦伯②、索哈尔③等人提出的“音乐社会学”,另一方面将歌曲的社会价值指向了权力与意识形态关系。作为社会事实与社会情感表达的载体,歌曲在作者与听众之间建构了一种独特的思想“交流的形式”④,也由此承载着社会非制度性的精神文化塑造功能。

尽管不同类型的歌曲都可被用来建构或反映社会文化、生活习俗、规范制度,但爱国歌曲却因其广泛的辐射力和政治指向表现出更为清晰的时代价值。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历史阶段广为传唱的爱国歌曲可以发现,传递爱国主义精神与塑造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认同是其重要功能。因此,对百年来爱国歌曲的社会文化、政治与权力价值进行话语图谱绘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在时代变迁中文化传播载体与社会价值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爱国歌曲中所蕴含的共享性、社会互融性、传承性等内在特征,这也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一、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

建党百年以来的爱国歌曲数量繁多,但哪些歌曲可以归为爱国歌曲却未有定论。目前尚未有爱国歌曲数据库资源可用,出于研究样本科学性和权威性的考量,本研究选取了2009年中宣部发布的《爱国歌曲100首》中所列歌曲,并搜集和整理了100首歌曲的年份、作词、作曲、完整的歌词内容,将歌曲依照时代分类,每个年代10首左右均衡分布,作为本研究的歌词语料库。

(二)主要方法与实施步骤

研究主要使用了基于Python的词频分析、词共现网络绘制等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对100首爱国歌曲的共21579字歌词文本进行分析,并将分析的结果对应到不同的年代中去,以呈现其时代话语变迁。词频分析方法使用了整合后的哈工大停用词表、百度停用词表,并加载了jieba包组件用来分词。词共现矩阵的分析以同一句歌词中的高频共现词关系为基础。

实施步骤首先将歌词文本进行了整合,并对整合后的100首歌曲进行了文本高频词分析。初步分析发现歌词文本中呈现出较多与“国家”和“政党”密切相关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可大致分为空间地理、人物主体、象征符号三种类别。其次,将文本中的“国家”与“政党”话语变迁分为三个阶段,通过词频统计和词共现分析其空间地理、人物主体、象征符号,从一个侧面呈现爱国歌曲与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塑造之间的关系。

二、爱国歌曲中“国家”与“政党”话语的二元平衡

政治认同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国家与政党在爱国歌曲中共同服务于对政治认同的塑造功能。过去百年的社会发展跟随时代变革展现出各具特色的政治文化风貌,但在爱国歌曲中,“国家”和“政党”始终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核心概念。对100首爱国歌曲文本的词频统计显示,“中国”“祖国”等代表“国家”意义的词语与“共产党”关联紧密,即便放入不同时代来考察,“国家”与“政党”的词频比率在百年的时间范围中也基本保持稳定。从绝对数量上看,“国家”相关词语的频率相较于“政党”偏高,这部分缘于爱国歌曲创作在本质上以倡导爱国主义精神、推动国家社会发展为根本目的,但总体上“国家”与“政党”相关概念的比例在百年之内从未被打破。

从词云图(图1)来看,“中国”“祖国”处在核心位置,是权重最大的关键词,围绕“国家”的概念,还衍生出“母亲”“妈妈”等比拟概念。根据修辞学对比拟的阐释,认知主体运用联想和想象发现和确立本体和拟体所在的两个认知域之间的相似性,使两者顺利实现映射,并将自己的主观情感附加在映射场域内完成“移情”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心理层面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转移需求,符合爱国歌曲拉近祖国与人民心理关系的动员需求。这种情感动员也同样体现在关于“政党”的主题上,“共产党”“毛主席”“红军”等与政党紧密关联的主体词汇,在歌词中被作为旗帜性的历史符号映射出来。

图1 爱国歌曲汇总词云图

究其价值,爱国歌曲的政治动员主要源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背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时期,获得群众的政治认同能够激发群众积极响应共产党的抗日号召,表现出行动上的有力支持,而广为传唱的歌曲是当时文化产品相对匮乏条件下一个重要的动员工具。因此,在抗战时期,“神枪手”“飞行军”(《游击队歌》1938)等“士兵”形象得到集中体现,他们在战场上英勇奋战、拼死抵抗的顽强抗战精神被注入爱国歌曲音符中。此外,英雄少年“王二小”(《歌唱二小放牛郎》1942)等抗日人物也围绕着“共产党”的革命历程成为彼时传唱的英雄形象。这些形象的塑造,在国内危机四伏的年代,一方面拉近了政党与群众的距离,另一方面也激发起公众的爱国情感。

在合并了“中国”和“祖国”“党”和“共产党”等同义词后,可以看到“中国”的高频共现词群呈现出明显的感情色彩,“我爱你”“亲爱的”“歌唱”“春天”“母亲”“幸福”等唤起人们情感共鸣、积极向上的词汇高频出现,并形成了关联语义网络。与之相对应的“共产党”的高频共现词群中,有不少重叠的语汇,如“歌唱”“亲爱的”“母亲”等,但同时也包含了具有强烈革命色彩的内容,如“革命”“向前”“胜利”“敌人”等。同时,在共现网络中,国家与政党是紧密相连的两个关键概念,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平衡状态。

(注:左图以国家为核心词,右图以政党为核心词)

三、三大历史时期的“国家”与“政党”叙事话语变迁

从1921年到2021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至今)。呼应每个历史时期的现实,爱国歌曲中的意义符号和叙事话语都发生了相应的变迁。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

1919年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建立始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此后,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这个阶段最主要的革命目标。因此,从1921年至1949年这个历史时期,颠覆性的革命和斗争是社会变革的主旋律,爱国歌曲作为意识形态动员的工具,也被赋予了浓重的革命色彩。

通过分析1921年到1949年间的歌词文本,我们发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题就是“战争”。一方面号召人们反抗共同的“敌人”,另一方面在叙述主体选择上以新四军、八路军为代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国家”与“政党”之间的强连结点。此时出现的地理意象也主要以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所在的地理方位为主,显现出共产党发展初期的政权集中性。这一时期的爱国歌曲被作为打响战争的号角,在其中发挥着鼓舞士气、凝聚力量的作用。

图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歌曲高频词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首先完成了以三大改造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接着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热潮。这一时期,我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经济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同期的爱国歌曲中得到充分映射,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中讲到那样:“文艺能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⑤对该阶段的爱国歌曲分析显示,其明显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各方面建设取得的突出成就,以及展现民族团结兴旺、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生活场景。

图4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爱国歌曲高频词

在这个阶段的爱国歌曲中,“红军”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实词,其次是祖国、毛泽东、边疆、天安门等。北京不仅在歌词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成为普通百姓向往之地,开国典礼地点“天安门”也作为象征性符号标志着共产党的建国伟业。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指挥战争胜利以及新中国成立过程中充当主要领导人的毛主席成为被群众拥护爱戴的“伟大领袖”,指引人们向着洋溢着幸福的“春天”前行。围绕“党”还衍生出了“红星”“太阳”等具有特殊象征义的符号,符号表征下的意指被具象为权力色彩浓厚的集体话语。在这个时期的歌曲中,党的形象被塑造成一个革命的胜利者和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幸福春天的英雄。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社会主义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载入史册的大事数不胜数,“经济特区”成立、港澳回归、加入WTO、举办奥运会、举办世博会等等。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全球化进程步伐加快,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愈发凸显。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党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这一时期的爱国歌曲叙事也呼应三大任务展开,主要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勇于开拓的民族精神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内涵。

与前两个历史阶段不同,这一时期的爱国歌曲已经基本消除了战争时代的“革命”话语特点,更多呈现为人们对祖国腾飞的期待和对美好日常生活的向往。尽管“国家”和“政党”仍然是最突出的构成要素,但对毛主席的歌颂却明显减弱。歌唱的对象开始由领袖人物转向普通人,“少年”“老百姓”等词汇在歌曲中显露出来。此外,在修辞手法的选择上,“母亲”“巨龙”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载体。歌曲的叙事将“政党”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同时将“国家”置于更广阔的世界视角之中。

图5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爱国歌曲高频词

四、“国家”与“政党”意义空间中的地理符号、领袖感召、拟体表达变迁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而言,爱国歌曲都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一方面歌曲叙事中蕴含的话语能够浓缩地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歌曲所构造的意义空间来影响一个时代的集体认同。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社会的集体认同是由生活世界中的文化习俗、规范制度以及其成员的心理特征三个成分共同确定的。⑥爱国歌曲作为一种广为传播的文化产品,通过传递社会成员的共同“心声”(心理特征)来建构社会的价值观和认同想象。我们的分析发现,在这个过程中,空间要素、领袖感召、拟体符号是其重要的特征要素。

(一)从井冈山到太平洋:拔山超海的政治图景

社会学家齐美尔在《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中指出,“空间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心灵的一种活动,只不过是人类把本身不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感官意向结合为一些统一的观点的方式”⑦。大卫·哈维则把地理学想象与社会理论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地理学想象”的概念。无论是齐美尔还是哈维,都试图在空间与其他要素之间的互动中,阐释空间地理带来的社会总体性效应,随着空间地理学的发展,这些理论被认为具有当代解释力。

在各个时期的爱国歌曲中,都可以发现大量的地理符号存在,这些符号伴随共产党的成长壮大逐步扩大范围,形成以政权集中性、辽阔空间体验、国土完整性和国际开放性四种类型的地理叙事策略。通过对歌曲的关键词分析,梳理较为典型的如下:

上述四个方面的空间地理符号使用同样表现出一定的历史阶段演变特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歌词中的地理空间符号随革命中心地的转移而变化,如《在太行山上》是一首由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抗日军民创作的合唱曲,“太行山”是指代在山西境内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歌词文本显示,“太行山”这一地理空间于抗日战争时期,汇集了“中华儿女”“敌人”等参与主体,共同将其赋予“战场”的释义。在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上》首次利用地理意象来点燃抗日军民革命激情。随着革命根据地落地延安,《延安颂》(1938)中“庄严雄伟”“灿烂辉煌”“万古流芳”等修辞话语将延安塑造成能拯救危难中国的革命策源地,凝聚了战斗性与抒情性水乳交融的“延安精神”。《南泥湾》(1943)也充分利用了“延安精神”中有关地理想象的抒情策略,将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内核植入“南泥湾”这一地理意象中。由此可见,歌曲中的地理符号已经超越了空间位置的本意,成为激发民族共同体验的“身体在场”空间,也是国家精神力量得以汇集的“历史再现”空间。

表1 爱国歌曲中的空间地理符号类型示例

对“国土完整性”的强调,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爱国歌曲中表现更为明显,北国、南疆、澳门等都是被寄予了特殊意义的空间概念,与当时中国的现实语境互相呼应。歌词中地理位置的轨迹与政党发展轨迹的重合,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成立的基础力量,是建构中国国家领土完整性的核心支撑。而“国际开放性”则多呈现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与中国加入WTO等举措交相呼应,用日常文艺的方式影响国人的认知,开启了面向更广阔世界的“地理想象”。

(二)从领袖到群众:革命意志主导下的身份感召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是几代国人心中的传奇。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党的权力结构中最核心的构成,他的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紧密关联,不仅指导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建设和发展,而且承载了时代的思想精神寄托。爱国歌曲直接以国家领袖(毛泽东)为歌颂对象的叙事策略一直延续到70年代:从《东方红》(1943)到《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1959)、《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1965),再到《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1976),领袖与党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传唱中凝聚公民的政治认同,为共产党的领导创造有利条件。20世纪90年代之后,爱国歌曲中的领袖形象表达更加含蓄,比如1994年《春天的故事》使用了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塑造了邓小平同志亲切、包容的领导人形象。歌曲中,邓小平被“有一位老人”替代表意,并使用形象生动的体态语言“画了一个圈”来增强其亲民形象,获取政治认同感。

对革命领袖的歌颂也包括了其领导下的军人,20世纪在50—60年代间,“红军”(《十送红军》1961、《情深谊长》1962)、“英雄”(《英雄赞歌》1964)等形象也被纳入朝气蓬勃的音乐生态中；并且也是借“红军”这一独特的历史主体以及其在历史空间中的活动,开展“爱党”“爱军”“爱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感召,维持政治生活的动态平衡。即便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士兵”(《说句心里话》1989、《当兵的人》1994)的形象依然是爱国歌曲中重要的叙事主体,在意识形态塑造过程中发挥出特有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传统社会向后传统社会的转型,集体认同开始脱离固化的授予性特征,而由共同参与和集体意志来塑造。⑧这种共同参与的集体意志在爱国歌曲中表现为具有“阶级”特征的群众形象。从抗战时期辛苦劳作的“农民”阶级(《二月里来》1939、《翻身农奴把歌唱》1965)到聚力生产的“工人”阶级(《咱们工人有力量》1947、《我们的田野》1953、《我为祖国献石油》《工人阶级硬骨头》1964),共产党被塑造成为代表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爱国歌曲将群众置于阶级概念之中,亦可解释为在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达成某种良性的平衡。

(三)从母亲到巨龙:比拟修辞的情感认同建构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爱国歌曲的感召力建构还采用了比拟修辞的策略。母亲作为中国孝悌文化的核心符号,被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中“家”的构成主体,儒家文化中的“齐家治国”理念把“国”“家”同构,“母亲”也因而被赋予了极高的文化地位。在新中国成立早期的爱国歌曲中,传统意义上的“母亲”与时代语境下的“共产党”相互对应,成为国家叙事文本中一个生动的文化符号,象征着“共产党”无私奉献、关爱百姓、辛苦哺育的牺牲者形象，如“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唱支山歌给党听》1963)。此时打造的“母亲”形象是为了拉近群众与党的距离,构建群众对党的“母系情结”。在改革开放之后,“共产党”和“国家”的话语建构体系高度重合,此时“母亲”开始与“国家”相互映射,如1979年的《我爱你,中国》、1981年的《祖国慈祥的母亲》等都是直接抒发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与赞美。在呼唤祖国统一的爱国歌曲中,同样采取“母亲”和“游子”(《七子之歌—澳门》1998)的叙事路线,表达中国领土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政治立场。

比拟修辞在爱国歌曲中很常见,除了让歌曲生动形象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唤起共通的情感关联,增强对拟体的认同感。因此,比拟的对象通常根植于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并已被普遍接受。“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是爱国歌曲文本中常用的符号。以1978年《龙的传人》为代表,其将逐渐迈入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比作即将觉醒的“巨龙”。1994年《大中国》中写道“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以形似的比拟方式将龙的形象与地理空间勾连起来。“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天路》2005)更是在形似的基础上将青藏铁路比作“龙”,高度赞扬了作为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的青藏铁路。在中国百年爱国歌曲中,可以看到反复被建构的比拟符号还包括“红旗”“太阳”“花儿”“春天”等,它们以贴近性的情感唤起,共同建构着对国家与政党的情感认同。

从本文对爱国歌曲中的话语符号分布绘制可见,爱国歌曲对国家和政党的塑造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轨迹基本重合,往往能够呈现出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而歌曲中“国家”与“政党”的动态平衡则反映出爱国歌曲在建构爱国情结的过程中,始终将政党代入其中,保持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双重话语建构。出于操作性的考虑,本文在样本选择方面参考了中宣部2009年出版的《爱国歌曲100首》中所列条目,但实际上有更多的爱国歌曲未能被涵盖,这也是本文研究不足之处。

注释:

① [英]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4—107页。

②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李彦频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③ 参见[苏]索哈尔:《音乐社会学》,杨洸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④ 参见伊沃·苏皮契奇:《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周耀群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⑤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⑥ Habermas J.CommunicationandtheEvolutionofSociety.Boston:Beacon Press,1979.p116.

⑦ [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页。

⑧ [德]尤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