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晶

牛津Keble学院

敲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坐在牛津Pembroke学院的图书馆里。

1624年，詹姆士六世及一世国王建成这个学院，迄今已近400年。学院地处牛津市中心，却闹中取静，中世纪风格的四角方院里的古老阁楼，十八九世纪的雕刻品和藏书，还有仲夏傍晚被透过狭小门洞的余晖点亮的草坪，尽显这所古老学院浓厚的人文气息。

和牛津其他学院一样，Pembroke学院也不乏知名校友，如现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美国历史上任职最久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

这是一个寻常的周五下午，我望着窗外美妙的景色，再转头看着电脑桌面上密密麻麻的文献和远未完成的论文，不免有些怅惘。这是我到牛津半年来常会遇到的尴尬。每到这时，我开始哲学三问：我为什么要读博士？我是否真的适合做学术？我到底想要过怎样的人生？

我和学术的缘分

坦白说，年少时的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开启学术人生。

从小到大，我热衷于参与各种公共事务以及一切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读研时，选择学习国际关系，主要是希望以后能从事儿时梦想的外交官职业;念硕士期间，我遇到了业界极其优秀的老师，但当时依然没有选择直接读博。

后因未能如愿通过公务员考试变身外交官，我进入媒体成为一名国际新闻记者。几年的耳濡目染，累积成对学术的憧憬和向往，而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迈出这一步的是2017年的中东之行。

当时，我和《财经》杂志国际新闻主编郝洲商量策划中东之行，最开始打算去伊朗看看，后来机缘巧合又联系到《文汇报》驻伊朗首席记者朱宁，他熟悉那边情况且愿意为我们联系当地采访机构。

临行前一个月，又有了意外之喜：北大camel项目的负责同学联系到我，他们计划在当年7月赴约旦和土耳其采访难民，问我是否感兴趣同行。刚好，原计划的伊朗之行和这个行程能衔接上。我果断退掉了北京飞德黑兰的机票，决定完成约、土行程后，从安曼经迪拜飞德黑兰，与郝洲、朱宁会合。

于是，我辗转土耳其、约旦和伊朗三个国家，人生第一次在中东度过半个月时间。这段旅程，打开了我对中东探索的大门。

在安曼北部，距离叙利亚车程不到半小时的约土边境的难民营里，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伊拉克人，因为内战颠沛流离，逃难到这里。我第一次真正近距离和他们对话，了解他们的过去，被每一个难民的故事感染。也是这段旅程，让我发现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了解真正的中东，而这个区域需要更多人去钻研和研究。我决定穿过媒体的边界，向学术迈进。

第一学年结束，我也只是勉强会背诵《古兰经》的开篇章。

作者在牛津

学问的冒险

2018年，我顺利通过了博士入学资格考试，成为北大中东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遇到第一个拦路虎，就是语言。

我的导师吴冰冰教授是一位治学极其严谨的老师，并且非常重视历史和基础研究。他主张学术研究应该是基于对客观现实的把握，尤其是对研究对象国一手资料信息的了解和获取。想要成为一个中东问题专家，首先就要掌握当地语言。但我工作多年后，再次进入课堂学习基础语言，尤其是被视为全世界最难懂的阿语，实在是难上加难。

Pembroke学院一角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第一节阿语课上，北大外院副院长付志明教授亲自给初级学习者授课。我和一群大一或研一的同学坐在教室里，看着付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节课的鸭子。那些奇形怪状、发音奇特的阿语字母，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一个学期过去，我仅僅掌握了阿语的基础字母。这时我突然想起入学前，一个阿语专业毕业的学弟和我说的当时我以为是笑话的段子。他说：“当北大大三印尼语专业的同学都能去隔壁颐和园带印尼游客时，阿语专业的同学还在背单词，话都说不太利索。”

第一学年结束，我也只是勉强会背诵《古兰经》的开篇章。从小，我就被父母和亲友认为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做学问之事上，我依然还在“冒险”。

另一桩“冒险”，是在疫情之下毅然决然来到牛津访问交流。

2020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力奋教授《牛津笔记》出版，新浪文化主编文娟邀请我主持和力奋老师的对话。当时，我已经拿到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正式的访学邀请函，就等着办签证手续。

按照北大的培养方案，博三一整年都应该在海外学习。但因为疫情和中美关系的缘故，我一直未能成行，10月份才和导师商量决定更换留学国家。我思考了很久，决定给牛津大学中东中心主任尤金·罗根教授写信，了解去牛津访学的可能。

尤金教授是著名的中东历史学家，其所著《阿拉伯人：一段历史》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被翻译为18种语言，并且在中国知识界反响极好。2018年冬天，他曾带领牛津中东研究代表团来北大访问，当时我只是作为一名学生参加会见。但那年圣诞节，我出于礼貌和尊重给尤金教授发了邮件，他也很友好地回复了。

特蕾莎·梅和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曾是牛津的同学，当时梅姨还是贝·布托的小跟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