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力与主体性
2021-11-02王培元
书城 2021年9期
王培元
一九二四年四月八日,鲁迅在日本人开设于北京东单的东亚公司,购得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读后,便觉得“于我有翻译的必要”。九月二十二日夜,他着手翻译此书,至十月十日夜讫,不到二十天即译完。曾于十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在《晨报副刊》上连载,译本第二年三月由未名社出版。当时他在北大、北京高师、女师大等学校担任教师,于是一边译《苦闷的象征》,一边就把此书的油印活页发给学生,作为文艺理论教材进行专门讲授。
厨川白村(1880-1923)
倘若说鲁迅留学日本时期的“别求新声于异邦”之“异邦新声”,主要是来自欧洲,是欧洲文学史上的“摩罗诗派”,以及以施蒂纳、尼采为代表的十九世纪哲学的“新神思派”的话,五四退潮后给他以有力影响和启示的“新声”,则来自东亚的邻邦日本。厨川白村成为这一特殊时期鲁迅的异国知音,与他产生强烈思想共鸣的一个外国文艺批评家。
一
在《苦闷的象征》的《引言》里,鲁迅认为此书的“主旨”是“极分明”的,即“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厨川白村的理论主要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相关学说,以“生命力的根柢”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但又不同于弗洛伊德“泛性欲”的倾向,他不同意把生命力完全归结于性欲,而是认为生命力的根柢在于“其力的突进和跳跃”。作为人世间生活根本的人类的生命力,是如同闪电一样奔流的、突进不息的、自由不羁的,但在社会生活中却总是受到各种束缚、强制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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