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佩，黄振华

（1.中国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2.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持续发展，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一定分化，农民利益诉求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因利益矛盾激化而引发的农民上访明显增多。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农民上访的类型和特点各异。一般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上访主要是基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利益受损”。税费改革后国家惠农政策逐步深入，随着利益关系分化和利益结构重组，农民上访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谋利型上访的数量显著增加，二是农民上访的策略性和针对性持续增强，呈现出明显的偏执型上访的倾向。农民偏执型上访既体现在访民逐渐熟悉上访之道，从愤而上访走向精于上访，也体现在贯穿于谋利上访者在和政府的上访博弈过程中行动技巧性和策略性的提升。

农民上访如何发展成为精于上访者乃至偏执型上访者？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学界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两种研究进路：一是动力机制研究。大致可分为政府逼迫论、利益选择论和体制束缚论三方面的动因。其一，农村税费改革前，部分地方政府受到“压力型”体制影响，对农民征收超额赋税引发“经济剥夺”，是造成乡村冲突激化和农民上访的主要动因[1]。其二，随着公民观念成为政府的重要治理原则，农民等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逐步释放，成为追逐利益的原子化个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