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珍瑶

（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延吉 133000）

一、绪论

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出身于声名显赫的赫胥黎家族，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对世界文学及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透过文学作品，赫胥黎表达了自己对人性的思考、对现实世界的关怀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尖锐批判，其写作风格颇为犀利、讽刺，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在其众多文学作品中，最负有盛名的是其1931年创作的反乌托邦类型小说《美丽新世界》。通过其笔下的“美丽新世界”，赫胥黎向读者揭示了一个集体沉沦、娱乐至死的荒诞世界，故事中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走向异化，沦为了操控其创造者思想和繁衍的绝对手段。赫胥黎塑造的“新世界”人物对科学技术极其依赖，甚至到了热爱的程度，以此将思想控制与人类生育控制合理化，体现了科技异化问题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是对科技异化的警世预言。本文从人类思想和生育的角度出发，解读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由科技异化所致的奴役和伦理问题，从而揭示反乌托邦小说凭借其虚构性、想象性特征能够给现实世界的科技发展带来怎样的启示与警醒。

二、生育控制：优生理念下的伦理问题

优生学的理念自古希腊时期就已存在，但其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初期，由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创立，该学科的宗旨在于鼓励持有优质基因的人相互交配，培养更为优秀的人种，避免生育有基因缺陷的个体，其实是将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理论应用在现代人类自身。优生学这一学科从1883年创立以来就饱受社会各界的争议，对此持否定及批评意见的人认为优生理念是对生命的蔑视、对人权的侵犯，诸如“禁止不良种族生育”等政策一旦沦为社会管控的手段，将会引发如种族屠杀等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历史已经见证了这类事件，“希特勒和纳粹党正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遗传学、种族优越论为基础，强调雅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认为优等种族完全有权利奴役、消灭各种劣等种族。”赫胥黎正是刻画了一个因优生科技异化而导致人类自身异化的“美丽新世界”，人类自胚胎时期就接受一系列机械化的基因设定，母体生育被严令禁止，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从“中央伦敦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而来。“波坎诺夫斯基程序”能够制止卵子的正常发育和生长，“泼孜纳普技术”则能够大大加速卵子的成熟过程，加上“X光强力照射、孵化器冰冻”等各种优生技术让恒等多生成为现实，“标准化”程序设定的人类通过科学技术被严格的分为五个阶层，被奴役的人还不允许出现与标准相偏离的情况。

优生学的初衷本是为了构建更为美好的人类社会，与构建乌托邦社会的理念相互契合，然而，优生学在实际应用中却暴露出了黑暗、残暴的一面，对优生科技和理念的批判也因此成了反乌托邦小说的批判的对象之一。赫胥黎正是基于对优生学理念的强烈批判，通过想象中的科学技术将人类追求优质生育的趋向推向一个极端状态，打造了一个人类生育完全由科技操控的“新世界”，被设定的人类失去了其主体性、自主性以及作为独立个体的个性，这无疑是科技异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之一。

三、思想控制：自由表面下的奴役问题

极权主义社会对人思想的控制一直都是反乌托邦文学作品批判的主题之一。对人类实现思想控制的手段往往是利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以达到监控、洗脑、抹杀个性的目的，如新世界中的个体从小便接受睡眠教育法、新巴甫洛夫条件设置法等洗脑式教育。这样的“美丽新世界”是一个看似极度自由放纵的社会，但在所谓自由的表面下，“新世界”的本质不过也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一个变形。

此外，“新世界”的管理人员还研发出一种名为“嗦麻”的药物来抹杀个体的情绪自由、实现对人的绝对精神控制。此时，“嗦麻”作为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逐渐走向异化，使人对其产生依赖，反而使药物控制了造物主。服用“嗦麻”即可消除十种烦恼，没有烦恼的个体因此丧失了独立思考的权力，失去独立思考的人注定陷入被奴役的沼泽之中，更为可怕的是，被奴役的生活状态是出于人类的自愿沉沦、自甘堕落。法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一文中对科学与艺术做了批判性思考，他指出当时社会的科学与艺术就是“用花冠点缀的枷锁”，束缚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由，并且使人们沉浸于被奴役的状态。所谓的自由个体、文明民族只是存在于表面的假象，其本质是对人的控制与奴役。

四、科技与道德的博弈——《美丽新世界》对科技异化问题的批判性反思与启示

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为前提，以开放性为特征”的新兴学科。早期的比较文学相关研究主要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为基础展开，然而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该学科自身的不断演进，文学与其他学科间的跨越性研究似乎成了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就科学和文学而言，由于十九世纪进化论等理性科学的出现，让自然科学和文学两种看似不同思维下的产物走到了一起，科学逐渐渗透进了文学领域，出现了不少以科学为主题的文学创作，科幻小说等新文类也随之兴起。一方面，科学拓宽了文学创作的想象范围、催生了新的文学形式；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中对未来科技的想象反过来又给现实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说，自然科学和文学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两者之间的跨越性研究也蕴含了极其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20世纪现代科技的进步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反乌托邦小说创作思潮生成的一个现实契机。因此，反乌托邦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及批判，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具有跨越性。而此种批判的重心不在于科技的外显，而在于科技的内涵，即通过对现实中发明创造的实物，揭示伴随科技出现的带有一定哲学意义并代表着某种时代精神的新理论，例如从实证主义到逻辑原子主义，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批判理性主义，从历史主义到近现代流行的新历史主义；以及带有一定哲学意义的新矛盾，如科技背后所涉及的道德伦理问题。因此，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大抵都是以哲学为中介，探究科技背后的时代精神与道德伦理。

纵观西方哲学史，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相结合的研究似乎一直都是哲学家探索的对象之一。启蒙主义之前，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对科技持有积极的态度，对科技进步充满了乐观想象，形成了一种充斥着盲目乐观的进步主义。启蒙主义之后，逐渐出现反对科技发展的声音，认为科技进步使人类日益消沉堕落、科技的高速发展导致人类社会道德的败坏。哲学家卢梭就持有科学技术与道德相对立的观点，他认为“一切卑劣的行为与道德败坏的根源都归于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十九世纪马克思对科技异化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研究，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工人阶级沦为一种非人的手段和工具，科技的更迭换新本是为了促进历史发展，却在实际应用中反过来对抗人，对抗历史，逐渐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到了20世纪，这一观点的呼声越发高涨，主要体现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是由于世界大战这一历史语境让该学派更为关注科学技术对于现代政治与人类自由的深刻影响。科技异化为主题的相关研究也在这一时期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法兰克福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看来“现代发达的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不同于传统的专制独裁政治，造成发达工业社会所具有的极权主义特性的，主要不是恐怖与暴力，而是技术的进步。”从卢梭到马尔库塞，这类哲学家的共同点都是将目光从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转移到了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反思之上。

反观20世纪的文学界，出现了对未来世界更加极端化的构想，不少作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恐惧和忧虑加剧。在诸如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反乌托邦小说中，“技术成了一种新的绝对的控制形式，它湮灭了潜在的对抗力量，也磨灭了批判与进步本身。”此时人类如何自处，理应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启发。

五、结论

阿道司·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极端的反面乌托邦世界，“新世界”里人的个性和自由受到科学技术的制约与控制，使科学技术出现控制其造物主的异化现象。文学虽不能创造科技实物，但文学凭借其想象性和虚构性特征影响并引领着现实科技的发展方向。同样地，反乌托邦小说通过对科技异化世界的虚拟勾勒可以有效制约现实生活中科技异化问题的出现。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的科学技术发展完全背离了现代性题域中的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作者赫胥黎正是通过文学作品警醒读者切勿让科技沦为政治家的工具，同时指出科学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不应违背人类基本的技术伦理和生命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