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杰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一、《现代美国文学专号》诞生的背景

1932年5月1日，《现代》在上海创刊。由于国民党对左翼刊物的镇压，商务印书馆遭受日本轰炸等原因，《现代》杂志借由这一段市场真空期迅速发展：创刊号在五天内印刷3000册很快售罄，第2期总计也印了5000册，而第3期至第6期的销量大致也在4000-5000册之间。如果说《现代》杂志初期的胜利是建立在市场优势的情况下，那么半年间维持不涨的销量则给了资方以危机感，预料到了下跌的可能。由此，施蛰存在第2卷第1期将杂志增页至218页，较平常多出80多页，遂达到了《现代》最高印数，计1万册。这即是所谓的“特大号”——一种来自日本的出版界的现代营销方式。通常在创刊号和每卷第1期增加篇幅，“编刊‘特大号’的意义，首先是为了吸收预订户。因为每本‘特大号’的零售价贵些，对预定户则不增价，这样就有人愿意预定了。其次是刺激销路。一本‘特大号’刊物，非但篇幅增加，内容也比较充实、丰富些。它给读者以好印象，可以保证以后各期的销路。”《现代》第5卷第6期达到了惊人的四百多页，乃是当时体量最多的特大号——《现代美国文学专号》。

根据施蛰存回忆，《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主要是施在努力经营着，他个人就翻译了30首诗。尽管如此，整个刊物还是隐隐地透露出苏汶的身影。施蛰存将其中两位重要作家帕索斯和安德生交给苏汶执笔，足以看出他对苏汶的信任。而一年多前，在“第三种人论争”中对文艺创作自由的向往，反对一方霸占文坛等一些主题，反复在导言，编后记及其他文章中得到重申。“它们之中任何一种都没有得到统治者的势力，而企图把文坛包办了去，它们也任何一种都没有用政治的或社会的势力来压制敌对或不同的倾向。”这样的话，也只有苏汶有胆量讲出。因此，很容易让人想到《现代美国文学专号》的出版，是“第三种人”从大洋彼岸找来“同路人”帮手，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警惕，指责专号的立场：“事实上，只有站在天上第三者才有所谓自由主义罢。”

二、《现代美国文学专号》的立场

（一）文艺上的民族主义立场

四百多页的特大号，已然是一部“美国现代文学小史”。该专号共有四个部分。首先是四篇关于小说、戏剧、诗歌和文艺批评的综论。其次是十一篇作家专论，涉及杰克·伦敦（沈圣时）、帕索斯（苏汶）、哀慈拉·邦德（徐迟）、厄普登·辛克莱（钱哥川）、福克奈尔（凌昌言）、维拉·凯漱（赵家璧）、德来塞（毕树棠）、安德生（苏汶）、刘易士（伍蠡甫）、海明威（叶灵凤）、奥尼尔（顾仲彝）。三篇文艺批评家专论，白壁德（梁实秋）、卡尔孚登（张梦麟）、琉·维松（赵景深）。还有十六个短篇译作，三十首诗歌译作，一篇奥尼尔的戏剧，五篇散文。最后一部分是两类附录，涉及一些美国杂志编目和文学轶事。

《现代美国文学专号》的野心是巨大的。20年代，出于革命的需求，左翼机关刊物，尤其是《小说月报》在革命文学时期大量翻译了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但欧洲其他各国的现代文学，除了零星的译介外，几乎没有形成一个较大的思潮。所以出于了解“现代各国文学”的目的，《现代》杂志企图以三四年的时间介绍七八个欧美各民族的现代文学，欲使中国文学追上世界的步伐。而选择第一个选择美国文学的原因，是因为“除了苏联之外，便只有美国文学可以十足的被称为‘现代’的，其他的民族，正因为在过去有着一部光荣的历史，是无意中让这部悠久的历史所牵累住，以致故步自封，尽在过去的传统上兜圈子，而不容易一脚踏进‘现代’的阶段，美国则不然。”所谓新生命的美国文学其实也经历过摆脱殖民心态，建立民族意识这样一个过程。这努力的过程，也正是大都会背景下上海现代派文人所急需寻找的出路。

《现代》杂志的宗旨虽然表明“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但由于施蛰存个人对于欧美最新文学运动的关切，时常阅读欧美杂志，包括《名利场》《纽约时报》《泰晤士文学副刊》等。以及所处的上海——一种“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都市，促使产生一种“自我殖民主义”，将西方现代文化知识、民族国家意识、社会发展经验进行“编码”、重组。这种民族国家意识体现最浓重的一篇是赵家璧的《美国小说之成长》，这篇21页的长文将美国近30年的小说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划分，俨然是一部摆脱殖民印象，寻求民族的文学的历史。美国早在1776年就在政治上独立，但在思想上仍然处于因袭守旧的保守主义，经济上依赖英国，甚至在语言上还是英语。美国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借鉴的，他们“变动了文字的拼音，吸收了许多黑人的，德文的，法文的，以及各地的方言和slang。”几乎每一位作家在技巧上都有创新，譬如福克奈尔小说中观点的变换和错杂的布局；帕索斯关于新闻片段的运用；德来塞引用口头语及土语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打破因袭，创立美国格调。回想国内，三十年代初的文艺大众化也主张建立特色鲜明的中国文学，并在“第三种人的论争”中有所体现，但连环画图画和唱本，似乎并不是很符合现代派的想法。《现代美国文学专号》所传递的这种方法，恰恰暗合着海派文人对于大众化问题的立场——革命的同路人——建立一种民族的、现代的中国文学。

（二）政治上的同路人立场

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也是专号中透露的一个重要的信息。以海派为代表的同路人作家，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各阶级的优秀分子，或则从其本来优越的阶级被排挤，或则离弃其所属的下层阶级而脱落出来”。他们常常憎恨资产阶级，倾向于革命。相对于左翼文学，同路人作家更熟悉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能更真实的表现其黑暗腐朽和机械文明的运作方式。同时也不能忘记，《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出版之前，正值“第三种人论争”的“落败”，这场论争暴露出以苏汶为代表的“现代派”文人理论上的孱弱。左翼文学家不相信中国有“第三种人”的存在，不相信有非武器的文学，不肯给一个自由的文坛。苏联的同路人诚然已经没落，那么，就请来时兴的阿美利坚文学，作为“同路人文学”的典范吧。因此《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中系统的理论知识，自由的、创造的风气，“万华缭乱”的文艺氛围，正是现代派文人希望的文坛。

美国社会经由工业革命，在19后期开始逐渐崛起。见证着这一过程的，是早期美国的“边疆文学”，描写西部风景人文以及那里拓荒者的生活。这一支遗传至现代的继承者则是维拉·凯漱。面对十九世纪前半期，美丽安静的乡村生活被现代机器，煤炭所破坏，既成体系的宗教和道德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资本竞争关系，物质享乐主义和开放的两性关系。无力反抗的凯漱只能逃避现实，遥望过去的古老的过去，《主教之死》《石上的人影》都是这类作品。物质现代化的开始必然伴随着反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维拉·凯漱只是逃避的，悲观主义者的代表。此外还有正面揭露的“暴露文学”，《现代美国文学专号》选取了其中的两位代表——杰克·伦敦和厄普登·辛克莱。沈圣时侧重介绍杰克·伦敦的劳苦生活经历，从个人社会生活角度解释他更倾向于揭露社会组织的缺陷，并如实地记录下来的原因。钱哥川在引荐厄普登·辛克莱的时候也用了相当的笔墨在他的政治倾向上——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故而辛克莱的革命功利主义早在之前就为左翼所熟知。

其实现代美国文学也面临着同国内“同路人”类似的问题，即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同时，要不要表现蒸蒸日上的无产阶级意识，又如何在作品中处理这些题材呢？海派文人希望通过美国“同路人”的做法找到出路，只要对比一下不同人对于安德森与帕索斯的态度就一目了然了。这两人的专论都由苏汶执笔，仿佛是为了给他在“第三种人论争”中做一个自证，但他仍然选择做一个中立者。如果说暴露文学还停留在个人的反抗、奋斗上，后期的安德生和新近出现的帕索斯已经尝试着拥抱向群众了。安德生由一个企业家转而从事创作，本身就是厌恶了资本主义世界里物质利益化的生活而逃避进文学中的，找不到出路的迷惘也曾使他停止创作。安德生最后选择了社会运动，选择了劳工大众，站到了“左”的立场上。但苏汶对他的“向左”仍然保持着迟疑的看法“到底是否走上了正确的路呢？这最后的断语现在是颇难确定地说，这是需要时间来帮助我们解答的。”但对于“左倾”之后安德生文学创作上的停滞，也就是论争中所谓的“左而不作”，苏汶已然见怪不怪了。而钟光则认为安德生是不典型的革命文学作家，尽管他的作品中也有对于工人斗争的描写，“而又最善于描写那无关的人物由于太苛求书中的人物心理分析”和劳伦斯式的性描写，会使作品陷入一种神秘主义的危险中去，而这两方面恰恰是海派文学的艺术特色。再看帕索斯，赵家璧将帕索斯放在了美国小说成长历程中压轴的位置，认为他是“在过去挣扎了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文学以及未来的前程无量的美国文学间，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桥梁”，文学价值上的判断两人几乎一致。但是苏汶对帕索斯政治态度的表述非常具有深意，“帕索斯是同情于社会主义，而在一般右倾的人们眼中看来，他是一个过激派。但他自己并不加入任何政党。而在真正的过激派看来，他却似乎又比较的右倾了。”对于这种不左不右的政治立场，苏汶倒觉得更能接受。钟光虽然也赞扬帕索斯，但是更多的是他多角度的叙事更能深入地表达无产阶级的意识，“柏索斯的成就在革命作家中是一种附带条件，并且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使工人更易了解的形式”。所以总的来看，海派文人在译介美国作家时都注重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机械化，金钱观等对人的压抑和剥削的立场，这和中国现代文学在三十年代总的思想倾向上是一致的。但涉及文学作品中如何处理无产阶级思想时，则更多的使用“影响”“同情”“倾向”这样暧昧词语。这对于同样具有反对资产阶级现代性，但又无决心与其割裂，投身革命的现代派文人来说，这无疑是来自太平洋彼岸遥远的援声。与此同时政治倾向上的中立，也意味着文学主张上的多样化。

三、《现代美国文学专号》的意义与价值

介绍现代美国文学的目的，“断断乎不是要自己亦步亦趋地去学美国，反之，我们要学的，却正是那种不学人，创造的，自由的精神。”施蛰存想将美国近三十发展的中所萃取的宝贵经验渗透到中国文化当中去，使得中国不再总是学步西方的文化思想，而企图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学。同时，海派文人利用专号呈现出一种较为优秀的同路人文学，应当是对左翼概念化，公式化的问题有所补足的。但是左联的集体沉默，也枉费了海派的一片苦心。专号的价值无疑是有的，但其对1930年代文坛的影响是有限的。施蛰存、苏汶毕竟是同路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肩负不起中国革命的大旗，也不能阻止左翼领导文坛的步伐。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美国“同路人”作家，还是中国“同路人”作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反对并非出于对社会根本制度的反抗，因此他们的作品大都是暴露、批判、讽刺，只停留于肌理，而不能深入骨髓。海派文学从远亲那里借力，企图建立的“第三种人”立场，也只是暂时的社会身份而已。游离性，反叛性是它的特征，不论哪个阶级起来了，同路人文学都将逐渐消失，正如苏联同路人作家的命运，是早就被预料到了，“他们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不能在崩溃的时期坚持下去，最倾向于把机会主义坚持到底”。

《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在大的战略上的目标是失败了的。专号，甚至《现代》杂志的命运就象征着中国同路人作家的历程：由于市场的空窗期迅速崛起；由于市场竞争而推出了特大号；也由于资本的威逼利诱而分崩离析；最终，资方内讧、同行竞争以及几次不太有利的论争，使得专号未能按照计划继续介绍其他国家的现代文学，预备下一期的《苏联现代文学专号》也就胎死腹中了。但是《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为中国文学现代化所做的努力，依旧是值得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