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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秋收日子。时年18岁的我，第一次和正劳力社员一起在村西圩子割稻。

干这活，人与人之间，相距不足一米，速度快慢由第一个下田开刀的人掌握。你要跟不上节奏，一旦被后边的人赶上来，让人笑话你干活不行丢面子不说，更给年终评工落下“干活偷懒”的把柄。因此，大凡割稻，田间都是你追我赶。为这面子，我拼着命也得上。

究竟气力不行技艺也不到，也就个把小时后，我的劲就接不上了，眼看后边人的镰刀直逼我的脚跟，我心一发慌，右手下刀过快，一下子割到了抓稻秆的左手手指。

这刀伤得重了，我抬手稍一察看，头就大了：眼前，食指与中指的前半截几乎削了一半，那血，汹涌而出，就如我爹年关杀公鸡时一样，简直可用碗装了。

一个人有多少血？这样出血还有命么？

或是惊吓过大，又或是过累，转眼间我头晕目眩，用满是鲜血的左手捂了下前额后，本就半蹲着的身子一下子瘫软在稻田间。

醒来时，我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我壮，先用我的，抽了不够再用你老大的！”

“不行，老二，你是队长，秋收大忙，队里的顶梁柱不能倒，抽我的！”

听得出，是我的两个哥哥在医生面前争相为我献血。

我正想努力睁开眼看看他们，忽听一个男子用笑吟吟的口气说道：“都放心吧，小家伙没有致命伤，用不着输血的。他是犯了血晕，该快醒了。我为他清洗一下伤口，缝上两针，再上些药，你们就可带他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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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吃过母亲为我特做的鸡蛋面条，躺在床上，正读初中的小妹坐上床沿，捧着我包扎着的左手，心痛得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