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庆兵

曾侯乙墓出土了1.5万余件随葬品，不仅数量惊人，而且相当精美，如由117件青铜礼器组成的九鼎八簋、成组的编钟等，均为世所罕见。除了这些，在棺木、衣箱以及五弦琴等器物上还有许多精美的纹饰，其中蛇纹占据了突出的地位。

蛇纹

蛇纹（曾侯乙墓考古报告称作“龙纹”，但同时也指出难以准确划分，实际上二者可视为一体）广泛见于墓主的棺木以及随葬的衣箱、五弦琴等器物上，同时呈现出多种姿态。

在墓主内棺上，蛇纹尤为集中。据考古报告统计，内棺上的各种动物纹饰有龙（蛇）、鸟、鸟首形兽、鹿、凤、鱼和鼠状动物，其中龙（蛇）纹占总数的84.13%，“完全可以说是一个龙（蛇）的世界”。以头档和足档图像为例，各种蛇纹紧密分布，相互缠绕，用“龙（蛇）的世界”描述是很生动形象的。

蛇纹形象多有变化，具体可以划分五类：一、常见的普通的蛇；二、两首蛇，可分为两端有首或并列有首，两首之一有的又为鸟首；三、两蛇相互缠绕，缠绕的两蛇有的又为双首蛇；四、一首双身或多身；五、人面，一首双身或多身。

从这些形象来看，内棺蛇纹显然已非现实中物，而带有神话色彩，这也就无怪乎其有时为鸟首，有时又为人面了。鸟首、人面以及多首或多身，都是将其神异化的手段。

蛇纹不仅出现在墓主内棺上，还出现在随葬的衣箱上。如衣箱E.61盖面的左側为蘑菇状的云纹，右侧除了蘑菇状的云纹，还有四棵树，树上有鸟及兽，树下有人弯弓射鸟。在最右侧，则为相互缠绕的两蛇，两蛇均为两端有首。

墓葬东室出土的一件五弦琴上也有蛇纹，琴上纹饰由两幅漆画上下相接。其中一人上肢作蛇形，向上曲升，头顶两侧各有一蛇，胯下还有两蛇；另一人两耳处亦各有一蛇，胯下亦有双蛇。这两个人物形象与墓主内棺上的人面蛇身人物形象相似，当具有同样的含义。

蛇纹的广泛存在足以表明其重要性，那么这些蛇纹又具有怎样的含义呢？

伏羲、女娲？还是夏后启？

曾侯乙墓中的纹饰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对于其中的蛇纹，学界主要关注的是衣箱上相交的人面蛇纹以及五弦琴上的人面蛇身神像，并往往以上古神话解读，提出了伏羲、女娲以及夏后启等说法。

实际上，图中树上之“人面兽”很可能为猴。在汉代画像石中也存在不少类似的树下射鸟图像，而树上常常也有猴。如河南南阳出土的一幅汉画像砖上绘人物射鸟图，树上除了三只小鸟外，还有一猴。山东微山两城镇出土的一幅画像石，其最下一层绘一人端坐于两树中间，其两旁各有一人持弓仰射，而树上除了飞鸟，还有群猴。这种画像过去也曾被不加区别地视为后羿射日图像，但其与后羿射日神话显然有较大的区别。邢义田先生《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一文在系统整理此类图像的基础上结合汉画像石榜题指出，这类画像树上有时仅有鸟，有时仅有猴，或者二者兼有，其含义是相同的，鸟（雀、鹊）与爵通，猴与侯通，“鸟、猴寓意爵、侯……射爵射侯，都是象征着追求富贵”。衣箱上的这幅图像中的“人面兽”与汉画像石中“射爵射侯图”的猴形体相似，应即是猴，而“射爵射侯图”的基本元素树、鸟、猴、射手在此图中也都齐备，因此，这幅图像很可能表达的也是射求富贵之意，而并非后羿射日神话。

因此，以衣箱上的树木鸟兽图像为日月之象征并不能成立，而以此为根据的“伏羲、女娲说”也就失去了根据。而且，就图像本身而言，衣箱上相交的两蛇均为双头，伏羲、女娲虽有人面蛇身的传说，但从无双首之说，图像与之显然不符。

关于五弦琴上的人面蛇身图像，冯光生先生在《珍奇的“夏后开得乐图”》中认为其表现的是“夏后启得天乐”神话。他的依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神人胯下及耳旁有龙（蛇），与《山海经》中夏后启的形象相似。另一方面，《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可见夏后启与音乐有密切关系，而此处神人绘画在五弦琴上，似也与音乐有关。

冯先生的观点似有一定的道理，但郭德维先生在《曾侯乙墓五弦琴上伏羲和女娲图象考释》中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这幅图像所绘也应为伏羲、女娲。其一，图中明显为两人，且其中一人有须当为男性，另一人无须当为女性，故应为配偶神。其二，图中人物为人首蛇身。其三，伏羲、女娲和音乐有关，《世本·作篇》《广雅·释乐》以及《楚辞》王逸注等都有伏羲作琴和瑟的记载，《世本·作篇》还记载了女娲作笙簧。

郭先生的前两条证据已足以推翻冯说，因为图中确为两人，而且典籍中也的确没有夏后启人首蛇身的记载。但郭先生的说法同样难以成立，首先，此处神人图像与衣箱E.61上交尾的两蛇形象显然不同，把两者都视为伏羲、女娲，难道没有矛盾？其次，在汉画像石中，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蛇身部分是相交的，但五弦琴上的两个神人显然各自独立。为了解释这一问题，郭先生提出“躯体相同，就表明同躯”的观点，认为这是曾侯乙墓漆画的一种技法。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墓主内棺头档、棺身部分图像中的这些躯体相同的神人都应该同躯了，那就不仅是二神相交，而成为多神相交了。可见，此一假说是不能成立的。

实际上，无论是衣箱上相交的雙头蛇纹还是五弦琴上的人面蛇身神人，都在墓主内棺的纹饰上广泛存在。但是，学者们在解释衣箱及五弦琴上纹饰时，都没有联系墓主内棺，这样得出的结论注定是片面的。如在解释五弦琴上的神人形象时，或者联系夏后启，或者联系伏羲、女娲，背后均有音乐角度的考虑，但如果联系墓主内棺上相同或类似的纹饰，就应意识到这种纹饰虽然施加在乐器上，但与音乐并无必然的联系。

死后世界的象征与重生的祝福

不结合大量绘饰蛇纹的墓主内棺，仅对个别图像进行神话学研究是行不通的。联系墓主内棺，就不难发现，这些图像的重点和中心都在蛇上，那么，为什么要在墓主内棺、衣箱以及五弦琴上画如此多的蛇呢？这应该与蛇的文化含义有关。

蛇或住在水中，或者穴居土中，总之生活在地下，这就使人们对它有了生活于下界的印象，此外蛇还常常有毒，因此又具有了死亡的含义。《吕氏春秋就·恃君览·知分》载：“禹南省，方济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仰视天而叹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养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忧于龙焉！龙俯耳低尾而逝”，黄龙负舟而众人五色无主，禹也联系到死亡，这种畏惧或许来源于对龙兴风作浪的害怕，或许直接来源于龙本身。龙蛇一体，蛇本身就具有死亡的意味。《新序》中的一则故事可以确证蛇的这种文化含义，而这个故事还发生在楚地。《新序·杂事》载：“孙叔敖为婴儿之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吾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孙叔敖为楚人，其为婴儿时所听闻的当系楚地传说，由此可见楚地以两头蛇为死亡的象征。

曾与楚虽然不能等同，但其所在的地域范围是接近的，且历史和文化上关系密切。而且，曾侯乙墓中所绘的蛇许多正是双头蛇（两蛇相交或可视为双头蛇的一种变形），这应该不是偶然，可能就和这种视双头蛇为死亡象征的风俗有关。

蛇既为死亡的象征，自然也就是死后世界的事物，也就可以作为死后世界的象征。在墓葬中表现死后世界是楚地常见的现象，如长沙马王堆一号和三号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均有对死后世界的描绘。以一号墓帛画为例，帛画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分别象征天上、人间和地下。地下部分绘一巨人双手上举，托起大陆，在巨人的脚下有两条大鱼，而其四周就有一条长蛇环绕。

蛇除了象征死亡之外，还有起死回生的寓意。众所周知，蛇有冬眠及蜕皮的习性，冬天蛇进入冬眠，宛如死亡，到了春天又复苏，这在古人看来就好似死而复生。《山海经·大荒西经》载“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正是对蛇这种习性的神化。值得注意的是，颛顼死而复苏与蛇化为鱼联系在一起，而颛顼为楚人之祖先。屈原《离骚》开篇即云“帝高阳之苗裔”，高阳即颛顼。《史记·楚世家》亦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关于颛顼的这种神话应是在楚地有关蛇死而复生的传说基础上产生的，曾楚相邻，这种传说很可能也流行于曾。既然蛇有死而复生的本领，那么大量蛇纹的绘制，可能就有起死回生的寓意。尤其将大量蛇纹绘制在墓主的内棺上，或许就带有这样的期待或祝福。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