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磊 李文

南京东北缘江耸立的栖霞山，又名摄山，是一座自南朝绵延至今、人文底蕴深厚的佛教名山。栖霞山历代题刻碑记众多，可惜历经兵燹与各种人为破坏，毁佚不少，留存至今者也不免剥蚀漫漶，或遭“好古之徒”勾摹剔洗，难复旧观。南京大学博物馆（以下简称南大博物馆）所藏南京历代碑刻拓本，大多是20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从南京经古舍等古玩铺号购得，其中以分布于栖霞山及其周围的碑刻题记尤为集中，最是难得。抚今追昔，这些百十年前的旧拓在探究栖霞山古迹名胜“原真性”方面的价值与意义，愈益显得难能可贵。兹不揣简陋，摭取一二有可述者，以备掌故。

梁中大通二年题记与千佛岩的开凿

天下名山僧占多，在栖霞山建造寺庙佛龛，可追溯至南朝宋、齐时的高士明僧绍。史载明僧绍对佛教早有兴趣，而无意功名，以六度辞拒征辟而有“征君”之誉。僧绍往建康东北的摄山（栖霞山）隐居时，适有来自黄龙的沙门法度亦在山中讲授《无量寿经》，僧绍依稀梦见山岩石壁隐现佛陀光影，遂发愿开龛造像，惜乎壮志未酬而撒手尘寰。僧绍之子临沂令明仲璋谨遵乃父遗愿，与法度禅师于永明七年（489年）率先于西峰石壁开凿供奉无量寿佛并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巨像的“三圣殿”。法度禅师等继而又在“三圣殿”两侧更兴新制，雕造十余龛尊像，奠定了栖霞山千佛岩南朝龛像的规模与格局。梁武帝六弟、以善聚敛财富而闻名的临川王萧宏，也曾于天监十年（511年）对千佛岩龛像予以妆銮修饰。类似的功德直至陈太建年间（569—582年）仍然有人在维持。（见南朝陈江总撰《摄山栖霞山碑》）

南大博物馆所藏萧梁“中大通二年/起八月廿三日作”拓本，是栖霞山千佛岩现存最古老的一通题记。1925年12月，向达与郑鹤声等拜访位于明故宫午门的南京古物保存所，曾见“所拓摄山（栖霞山）题名亦四十余通，中有梁中大通栖霞题名一段，为兹山最古之题名，而诸家所未著录也。据所中马君博先生之言，此段题名在一佛龛之内，颇不易寻云云”（向达、郑鹤声：《摄山佛教石刻小纪》之《补注（一）》）。需要指出的是，兹所谓摄山梁中大通二年（530年）题记并非位于“佛龛之内”，而是镌于三圣殿左上崖壁间南朝佛龛所雕饰“人”字杈手的半圆形门额之上，耽于“所中马君博先生之言”提供的方位信息所误，向达等人在之后三度前往栖霞山实地访察，始终未得获睹该段题名的真面目，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事。

梁“中大通二年起八月廿三日作”拓本早已存录胡小石1918年编纂出版之《金石蕃锦集》，故向达所谓“诸家所未著录也”，洵非实情。值得一提的是，胡小石《金石蕃锦集》存录的梁中大通二年题记，具体内容包括两部分，即除了雕饰“人”字杈手的半圆形门额之上的“中大通二年起八月廿三日作”，还有洞窟石门框右侧所镌“凌长族”题名，至于凌长族其人，疑即开凿此龛像的匠师。胡小石并跋云：“此刻在今摄山，分刻一佛龛两旁，从来未见著录，严子进《江宁金石待访录》亦未载。其龛绝高，椎拓极难，余友江宁杨宾叔自率工架梯缚帚拓之，以一纸见贻，字疏隽似《鹤铭》，第二行首字不可辨，长‘挟或释作‘扶，疑是‘族字。摄山诸刻，此为最古矣。”胡跋并未言及“凌长族”题名何以是梁中大通二年题记的一部分，但“凌长族”题名字迹纵逸飞动，确实与镇江焦山南朝梁陈之际的名迹“瘗鹤铭”气息相近。

梁中大通二年洞窟的内壁尚镌有民国十七年（1928）任鼐偕唐忍庵、王凤子夫妇来游并观中大通二年题记的铭记，可证向达等来栖霞山千佛岩踏访未久，中大通二年题记的位置就已不是秘密了。任鼐还曾专门写过一篇关于栖霞山石刻题记的文字，特别指出梁中大通二年题记的发现，足以证明千佛岩南朝龛像雕凿的起讫年代并不限于南齐一朝，“而昔人考为南齐者，遂因此有重新估量之价值”（任鼐：《栖霞石刻题名小纪》）。

与南大博物馆藏拓相较，胡小石《金石蕃锦集》著录的梁中大通二年题记拓本，字画虽仍丰润，但漫漶较甚，局部有填描痕迹，在气息精神上的自然程度不若前者。梁中大通二年题记至今仍存，但字画枯瘦，“笔意”锐减，其中，“通”字“甬”部内里的短横几乎漫泐不可见，“起”字“己”部也多有剥蚀，较诸南大博物馆所藏百年前的旧拓，不啻云泥之别。

沈传师的斋疏与题壁

隋唐两代，栖霞寺与济南灵岩寺、荆州玉泉寺、天台国清寺并称“四大丛林”。唐武德年间（618—626年），高祖李渊敕改栖霞寺为功德寺，并增置梵宇四十九所之多，崇宏壮丽，更胜于前。唐上元三年（676年），“功德寺”额改回为“隐君栖霞寺”，新的寺名饱含了对明僧绍高尚隐逸人生态度的赞颂。自此，山以寺名，栖霞山之名广为人知，摄山或繖山的旧称则鲜有提及了。

沿千佛岩南北两端的山间小路迤逦而上，不多远即可抵达纱帽峰与千佛岭，分布在这里的窟龛大小错落，远望若蜂房鸽舍。从龛像组合、形制与艺术风格推断，纱帽峰与千佛岭的龛像大致雕凿于唐高宗时期（650—683年），可能也是为了纪念明僧绍及其在千佛岩规划营造“西方三圣”的产物。在千佛岭最显眼的唐代双窟的左窟内壁，镌刻着鄱阳姜竢安中北宋政和五年（1115）十一月十八日在栖霞寺住持、赐紫沙门元慧的陪同下，登临千佛岩观赏沈传师与徐铉留题的內容，字迹清晰劲挺。唐代栖霞寺佛事盛极一时，出于纪念的碑刻题记应不会少，除了唐高宗御制的《明征君碑》之外，最引人瞩目者当属书法大家沈传师的题刻。是故历来前往栖霞山的游人，有不少是专程为瞻仰沈传师留题者。

沈传师在栖霞寺有两处题刻，其一，是以他为首的一众官贵在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七月三日为皇帝及七代先祖在栖霞寺修水陆无遮法会的斋疏，疏文镌于打磨规整的碑石之上，观其书迹笔意，似脱胎于王羲之《黄庭经》，属恪守传统的一路，惜向达、郑鹤声等1925年12月来栖霞山踏查之前已佚失无存。

其二，是沈传师等于太和七年八月十日登栖霞山千佛岩的题壁，曾载赵明诚《金石录》，其内容分作两行镌刻：“沈传师同□□登千佛岩/太和七年八月十日”。此题记一度逸出世人的视野，至民国初复得以发现（任鼐：《栖霞石刻题名小纪》），南大博物馆藏拓“沈传师”之“师”字左侧偏旁尽泐，以下诸字尤多漫漶泐损，几乎苍茫一片，应即民国初“重见天日”之际所拓。其书风较斋疏碑刻更为粗犷放拙，应是由于书刻的载体不尽相同，分别属平滑的碑石与粗糙的摩崖之故。

沈傳师登临千佛岩的游题，可能也位于与纱帽峰相对的千佛岭唐代双窟附近，但镌于窟室之内抑或窟外崖壁间，惜乎今已无从寻觅，不得而知，于此愈益可见南大博物馆藏沈传师太和七年登千佛岩题刻旧拓之可贵。

“有古人螺篆之法”的二徐题名

栖霞山历代摩崖题记中，堪与沈传师题壁并美者，唯有南唐徐铉、徐锴兄弟的篆书题名。徐铉、徐锴兄弟在千佛岩的题名久已湮灭，直至明代后期始被发现，据盛时泰《栖霞小志》记载：“嘉靖中，予与云谷、嵩山二师，散步于千佛岩上下，叹昔人题名近多磨灭。每以沈传师与二徐之笔迹不可复见为憾。一日，忽于萝根下隐隐见画如‘徐字者，及剔藓视之，则徐铉、徐锴二名并列，笔势有古人螺篆之法，非鼎臣（徐铉字）、楚金（徐锴字）不能书也。”胡小石《金石蕃锦集第二》之末收录徐铉、徐锴兄弟的篆书题名，跋云：“此刻亦在摄山，严氏《江宁金石待访目》所谓‘鹿野堂二徐题名者也，二徐皆尝家摄山下，此刻兄弟并列，是南唐未亡时书也。郑文宝重刻《绎山碑》，为世所重，郑为大徐弟子，观此可知原流所出。”徐铉、徐锴兄弟并号“大小二徐”，所书《说文解字》部目流传至今，早已化身千百，影响深远。此外，存世尚有徐铉篆书《许真人镜铭》与洛阳出土温仁朗及妻任氏合葬墓志的篆书志盖，以及郑文宝淳化四年（993年）以徐铉摹本重刻的《峄山刻石》长安本等，但“小徐”徐锴的书迹难得一见，千佛岩的“二徐题名”弥补了这一缺憾。

千佛岩“二徐题名”拓本，所见多以两纸分别拓制，如胡小石《金石蕃锦集》、施蛰存《北山集古录》所收存者，莫不如是，唯独南大博物馆藏拓是将“二徐题名”拓于一整纸之上，颇有疏张开朗之观感。紧邻“二徐”题名的岩壁之上，今尚存中大教授汪东、黄侃民国十七年（1928）之篆书留题：“后学汪东、黄侃/素治许书，忽睹/二君遗迹，不任/欣庆，赘名于后。”徐铉、徐锴与汪东、黄侃相隔千年的题刻，彼此位置毗邻，且同作小篆字体，揆诸其内容，可知汪、黄二人或亦存景慕先贤、亦步亦趋之意。南大博物馆所藏千佛岩“二徐题名”大纸整本之上未及见此民国十七年汪东、黄侃两人的篆书题识，此为“二徐题名”大纸整本之椎拓早于民国十七年之明证。而且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二徐题名”大纸整本无论笔画抑或石花的剥蚀都呈现出比较自然的状态，而胡小石1918年梓行《金石蕃锦集》著录之“二徐题名”，不仅多有填涂石花的墨痕，“铉”字“玄”部遭剔挖加粗的痕迹也显而易见，一如向达初来栖霞山踏查时所判定的那样：“……窟外石上有大徐题名，不知是何俗子，将徐字加以鉤勒，虽一见瞭然，而真意寖失矣。”这从一个侧面寓示了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年购藏的这一批次的南京碑刻拓本，其椎拓年代极可能早于胡小石编纂出版《金石蕃锦集》的1918年。

今所见南唐“二徐题名”铭刻虽依然清晰，然复遭好事者屡屡剔挖铦洗，笔画臃肿肥腴，以至连笔画之间的承转衔接之处也几乎无迹可循，可谓形神俱失。更有甚者，“徐锴”的“锴”字之“白”，其上部横笔原本并未封口，近数十年间居然也遭到挖改，致“白”部上口已封。庶几可见，千佛岩南唐徐铉、徐锴兄弟的篆书题名尽管仍可供人发思古之幽情，但早已不复旧观。相形之下，南大博物馆所藏“二徐题名”大纸整本最为接近“二徐”原迹，其可贵不言而喻。

顾延嗣施舍弥勒洞的石柱

千佛岩石窟造像多为南朝时期开凿，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唐宋石窟，并自西向北，以宋代尤九言庆元三年（1197）榜书“栖霞山/千佛岩”题刻为终点。与尤九言榜书“栖霞山/千佛岩”刻石毗邻，即是千佛岩规模最大的唐代洞窟，洞窟内主尊为善跏趺坐、足踏莲蕊之弥勒像，俗称“弥勒洞”。

此唐代“弥勒洞”正对主尊的前庭，原本矗立着宋宝元二年（1039）闰十二月初十日僧人契先所立石柱，石柱在向达等1925年12月前来千佛岩踏查之前便已失窃，今惟地面空余圆形柱洞。契先所立石柱上所镌“舍石柱记”，见载《江苏通志稿》，题为“海门县礼女乡顾近嗣舍石柱记”，全文可标点为：“通州海门县礼女乡弟□（子）顾近嗣舍钱二贯文足，买石柱一条，舍/栖霞寺弥勒佛龛前，抽换所祈殊利，乞保平安，经求遂意，永为不朽。/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初十日，勾当前寺主契先立，草菴奉斌书。/山门知事元聳、智达、肃澄。”

南大博物馆收藏的“弥勒佛龛题刻”，即《江苏通志稿》存录的“舍石柱记”。拓本文字虽稍有损泐，犹清晰可辨。据拓本可知，石柱的施主名讳并非“顾近嗣”，而是“顾延嗣”。“舍石柱记”谓顾延嗣的籍贯为“通州海门县礼女乡”，然海门县并无“礼女乡”，疑是“礼安乡”之误。此外，石柱在题记右侧未经打磨的毛糙石面上尚镌有字迹较粗的“宋石主”三字，应出自宋代以后。

顾延嗣其人虽名不见经传，但题记所载为顾延嗣在千佛岩弥勒洞前立石柱的栖霞寺“勾当前寺主契先”，却颇有来头。

陈朝名臣江总于祯明二年（588年）撰、韦霈书的《摄山栖霞寺碑文并铭》，立石于千佛岩之南。此碑记载了栖霞寺与千佛岩的创制及三论宗弘传等内容，以义理明晰、辞藻华丽而闻名遐迩，历来也被称为“江总碑”。唐代诗人苗发《送司空曙之苏州》诗云：“盘门吴旧地，蝉尽草秋时。归国人皆久，移家君独迟。广陵经水宿，建邺有僧期。若到西霞寺，应看江总碑。”苗发与司空曙同为“大历十才子”，依依惜别之际犹敦促友人不要错过前往栖霞寺观摩江总碑的机会，可见江总碑作为一代名迹在唐代士人心目中不寻常的地位。江总碑原石历经沧桑，残断缺损，加之碑文也已漫漶不清，遂于北宋康定元年（1040）在寺内西庑之下重置一石。重刻的江总碑由沙门怀则行书、有朋篆额，文末跋曰：“此碑经唐会昌毁废，后已曾重立。至今其石断缺，文字讹隐，前充寺主僧契先自捨襯赀购石，依本写之，康定元年三月十七日镌立。本寺维那僧肃澄、上座僧智达、寺主僧元耸谨记，袁文雅刻字。”据此跋尾可知，契先在千佛岩唐代弥勒洞为顾延嗣“舍石柱记”立石尚不足一年，又在栖霞寺西庑张罗起复制江总碑的功德来。所不同的是，这次由契先自己“舍襯赀”购石立碑，既做施主又做经办人。而在顾延嗣“舍石柱记”正文后列席的“山门知事元聳、智达、肃澄”也都一个不落地见于江总碑末的题记，但三僧俱已升任寺院“三纲”，其中，肃澄任主管僧众威仪与进退纲纪的维那，智达为统督寺内僧众的上座，元耸则为主掌一寺事务的当家僧——寺主，这正是契先之前在栖霞寺充任的职务。可见，从顾延嗣“舍石柱记”到宋刻“江总碑”文末的跋记，虽然内容寥寥，但却揭示出栖霞寺在宋仁宗时期的一段几乎隐没不彰的历史沿革。

“狸猫换太子”的“迎贤石”

栖霞山天开岩的“迎贤石”题刻，早在南宋时就为世人耳熟能详。刻石下部的款题分两行，曰：“癸卯仲冬/伯奇独来。”据盛时泰《栖霞小志》“迎贤石”条：“‘迎贤石三字，在天开岩后，大可二三寸，下书云：‘癸卯仲冬伯奇独来。山僧言：‘旧有路可上，此石当路之旋折处，故号迎贤。又以此石正与中峰之巅相对，若迎之者然，故称迎贤。二者皆不可辨矣，而独不知伯奇为何人。今年万历戊寅三月二十二日，同沈君聘与僧慧能、法通上天开岩，扪萝得祖无择题名，甚喜，而又于其傍得字云‘会稽钱伯奇凌晨来游和上人继至，宣和癸未十月望日，乃知伯奇者，钱姓也。”宣和朝七年之中并无“癸未”，推断可能是“癸卯”之误。可惜此处题刻早已遍寻不着，无从验证究竟是宋人钱伯奇的笔误抑或明代盛时泰的疏失。钱伯奇不见经传，他从宣和五年（1123）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一直都在栖霞寺院盘桓，是为了做法事抑或其他原因，不得而知。

“迎贤石”题刻至今仍存天开岩旧址，但现有的这处刻石却是被狸猫换了太子。据任鼐《栖霞石刻题名小纪》所述，“迎贤石”题刻已于20世纪30年代被取往南京古物保存所收藏保管，该所复于天开岩原处重新翻刻一石。对此，任鼐感慨道：“后之来者，为所迷惘矣。”南大博物馆藏“迎贤石”旧拓乃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得自于原石之上，是为原拓，与今存“迎贤石”题刻尽管内容相同，规制也相仿，但用笔神韵却是天壤之别。就观感而言，南大博物馆藏“迎贤石”旧拓结字端正，笔意醇古，神韵充足，与南京朝天宫西路传为宋代建康知府叶清臣题写的晋室忠臣卞壸墓碣相较，在气息上犹如一家眷属。而南京古物保存所翻刻的“迎贤石”虽亦步亦趋，但连同款题在内的谋篇结体，均松散而不贯气，字画的猥劣也几乎不忍直视，如“迎”字“卩”部的偏欹歪斜，“贤”字“贝”内短横的粗细不一，“石”字撇笔的“钉头”等，甚至“贤”字上部的“臣”与“忠”均刻错了，凡此种种，固不无画虎类犬之讥。从天开岩取往南京古物保存所收藏保管的“迎贤石”原石，值抗战爆发、南京陷落后便不知所踪，故南大博物馆藏宋代钱伯奇“迎贤石”之原石拓本，其珍罕可知。

赵伯晟《栖霞寺》题诗

天开岩“唐公岩”题刻附近，今尚存南宋淳熙七年（1180）九月十二日赵伯晟、沈植与僧人释巅师同游的摩崖题刻。赵伯晟为宋太祖七世孙，南宋淳熙六年（1179）知上元县，至九年（1182）六月任满。其作有《栖霞寺》，在栖霞山刻石留存，惜亦无存，据南大博物馆藏拓依原有行格过录如下：“栖霞境界何清壮，岳立五峰如列障。/三征不复见高人，千刻尚能瞻宝相。/摩空老木韵秋声，云屋天岩满意行。/夜阑风定月将午，门外呦呦闻鹿鸣。”其后另有跋语云：“宿摄山偶成五十六字，淳熙庚子/重阳后三日，上元令赵伯晟父，/住山道兴立。”

赵伯晟《栖霞寺》诗亦作于淳熙七年九月十二日，与赵伯晟、沈植、释巅师三人题壁天开岩，实为同一天。《栖霞寺》诗首句作“栖霞境界何清壮，岳立五峰如列障”，然栖霞山历来只有三峰，“五峰”不知从何说起。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雕印的《摄山志》卷六录赵伯晟《游摄山栖霞寺》诗亦云“岳立三峰如列障”，可见赵伯晟在栖霞山刻石留存的《栖霞寺》诗中“岳立五峰如列障”句的“五峰”可能是遭后人剜改所致。

赵伯晟《栖霞寺》诗刻石的所在位置，据盛时泰《栖霞小志》云：“赵伯晟诗。诗细字刻于洞柱上，后云：‘宿摄山偶成五十六字，淳熙庚子重阳后三日，上元令赵伯晟父。柱下有‘宝元二年通州海门县礼安乡顾延嗣施钱买柱入摄山栖霞寺弥勒佛龛前诸字。”可知赵伯晟宿摄山偶成之《栖霞寺》诗，即镌于已佚失的千佛岩唐代弥勒洞顾延嗣宝元二年捐施的石柱之上。

“重修石塔记”上的刻工印款

民国十九年（1930）金秋十月，“屡遇兵燹，损裂多处”的栖霞寺舍利塔终于迎来了被梁思成誉为“开我国修葺古建未有之佳例”的修缮工程，叶恭绰撰并书《重修摄山隋舍利石塔记》对卢树森、刘敦桢主持的这次修缮工程述之甚详。《重修石塔记》立于栖霞寺律学院通往舍利塔的过道边，后被封砌于律学院院墙内，故知者寥寥。南大博物馆藏《重修石塔记》淡墨拓本在碑身中部与右下角均未见裂痕，應是民国二十年（1931）十月树立之初所拓。

《重修石塔记》上的“张瑞芝镌”印迹，是碑刻刻工以印章款式署名仅见的一例，可谓别具一格。张瑞芝，号石丐，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其父是无锡北门长安桥堍码头的搬运夫。由于家境贫寒，张瑞芝十六岁犹目不识丁，但却毅然前往上海的碑帖店学徒。其间他付出了远逾常人的努力自学金石技艺，因技艺精湛，终于自成一家，并屡屡得到为官府与私家园林镌制碑石、刻帖、匾额、联对的机会，声誉颇佳。又从学于苏州竹刻名家周之礼，能得其神髓，而尤善摹古。张瑞芝的篆刻初法邓石如，尤精铁线篆，并创“慨吾庐”印社，曾得到吴昌硕、张大千等名家指授。其精心研制的隐鹤印泥，尤为金石书画界推崇。“一·二八事变”之后，张瑞芝絜家小返回无锡开设“双契轩”印社，其时江浙沪各界名流前来定制印章、竹刻并碑版、墓志业务者，所在多有。

张瑞芝镌叶恭绰撰书《重修摄山隋舍利石塔记》，正值其离沪回锡、声誉鹊起之际。虽说自元代朱珪以来，碑刻刻工不乏擅长篆刻艺术者，但像张瑞芝这样迳以印章款式署名却是独辟蹊径，一定程度上也流露出张瑞芝对自身篆刻造诣的自得之情。

司礼监太监刘海《重修石佛记》

明代住锡栖霞寺的高僧，有一位夙以“戒行精严”而被江南耆宿誉为“不愧为人夫师者”的素庵法师。素庵在南都禅林的影响，从素庵圆寂之后慈圣皇太后赐以金镂袈裟的观音大士像并为之在栖霞寺建多宝塔，即可见一斑。明代隆万之际（1567—1620）对栖霞山千佛岩经年累月的修缮重新，应颇得益于素庵的魅力与影响。而随着工程告一段落之后，内官外臣或志因缘、或抒胸臆的题记，也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关于栖霞山千佛岩的明代题记，向达《摄山佛教石刻小纪》一文有云：“惟明代诸造像记以石质较坚，嵌入壁间，用克幸存至今”。

这些以方石“嵌入壁间”的明代造像记中，凡属内臣或信士所置办者，如比丘无形为信士张玉（国玺）所撰《金陵摄山栖霞寺补塑佛像记》、北京司礼监文书房太监潘朝用重修佛龛记、祝得一为中贵王公“手纪”之《感应佛记》、御用监信官张恭《栖霞寺重修石佛记》、御马监右少监暨禄《摄山栖霞寺重修石佛记》、信官董保李朝共发心修佛龛记、客养心与其子客廷秀修佛龛记、南京内官监左监丞李臣发心重修佛龛记等，几乎都是修补龛像立此存照的标记。而寓居南京的外官、勋贵的题记，如官居南京的尚书乔宇《栖霞山》诗、临淮侯李言恭《栖霞寺二首》诗与所题“珍珠泉”等、李言恭嗣子李宗城《游摄山栖霞寺》诗、尚宝司卿祝世禄《栖霞寺》诗、状元朱之蕃“三圣殿”题额等，多为觞咏唱和的诗赋或题字。

千佛岩至千佛岭一带嵌入壁间的明代刻石题记，所存尚多，但散佚残损者也有不少。与纱帽峰相对的千佛岭唐代双窟，其一在内壁镌唐代沈述之题名与宋代胡恢篆书题名，窟内主尊头部左侧可见宋代赵襄、杜侄建中靖国元年（1101）题壁残刻，其原本完整的内容约四行，但由于被长方形凹槽打破，故仅可辨第一、二行与第三行的末字，即“赵襄、杜侄建中/靖国元年□月/□□□□□岩/……”。 打破宋代赵襄、杜侄题壁的长方形凹槽，甚是规整，一望而知为镶嵌碑石所用。

据任鼐《栖霞石刻题名小纪》所述：“赵襄杜姪题名文曰：‘赵襄杜姪，建中靖国秋日，登千佛岩。在千佛岩龛内，行书，左行，惜为明万历庚子间（1600）所刻‘修佛塔记方石，误嵌其上，致将下数行上下冲开，中间题字，悉为毁灭，今则塔记方石，又为妄人窃去，以掘伐之故，复将赵题镵损，建中靖国元年以下，不可见矣。”任鼐关于宋代赵襄等游题的记录虽只有寥寥一小段文字，但错讹不少，如“杜侄”误为“杜姪”；“建中靖国元年□月”误为“建中靖国秋日”。任鼐还将嵌入宋代赵襄、杜侄题壁的万历庚子刻石定名为“修佛塔记”或“塔记”，然据南大博物馆所藏拓本，打破赵襄、杜侄建中靖国元年题刻的横碑，实乃万历庚子仲春沙门仁寬为司礼监太监刘海所书的《重修石佛记》，并非任鼐所谓“修佛塔记”或“塔记”。

《重修石佛记》在向达执笔的《摄山佛教石刻小纪》与《摄山佛教石刻补纪》两文均有记载并录文，可惜对其所在的确凿位置语焉不详，因此如果不是有幸经眼南大博物馆所藏的这一珍贵拓本，未必会将打破千佛岭唐代双窟内壁赵襄、杜侄建中靖国元年题刻的凹槽与《重修石佛记》联系起来。

李言恭题写“白鹿泉”

栖霞山白鹿泉位于乾隆行宫遗址附近，陈邦贤《栖霞新志》记曰：“（白鹿泉）在紫盆峰下，旧传山中水涸竭，居民逐白鹿到此得泉，所以叫做白鹿泉……石壁上嵌有明李言恭篆书白鹿泉三字。”白鹿泉历史上曾一度被误为白乳泉，盛时泰《栖霞小志》“白鹿泉庵”条：“庵在中峰涧之上，本寺旧址，久废。……庵后石壁下有泉，大不盈尺许，人称白乳，实不知山中自有白乳泉、试茶亭在白云庵之上，而此泉本名白鹿，近时盱眙李环卫始隶书刻石于上以表之，而又扩其坎，坎内不知何时有人蓄金鱼于内，见人则避去。”

“盱眙李环卫”即明朝开国功臣李文忠八世孙临淮侯李言恭，“环卫”云云，或例由功臣子弟出任的勋卫，为李言恭万历三年（1575）袭临淮侯爵前之官称。据落款，“白鹿泉”立石于嘉靖四十年（1561）五月，时李言恭之父李庭竹犹在，言恭尚未袭爵。“白鹿泉”刻石在李言恭落款之后雕镌的三方印章，印文分别为“秀岩居士”“柱国临淮侯章”“南畿留后”，后面两方印文是李言恭袭临淮侯爵并奉敕守备南京的标志，应是万历三年李言恭袭爵之后补镌的。

李言恭所题“白鹿泉”三字，字形虽近扁方，且饶八分书的笔意，但却属篆字的结体，尤以“鹿”字的篆体结构最为显著，属于有隶书笔意的篆书。可惜刻石因遭破坏已残碎不堪，其中最大的一块仅存“泉”字泰半与李言恭的款、印。近年，栖霞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根据收集到的已残碎的明代原石，复制了李言恭题“白鹿泉”刻石，重新立于原址。南大博物馆藏李言恭题“白鹿泉”旧拓，是自字画几乎纤毫无损且完整无缺的明代原石之上拓得，锋颖逼人，形神宛然，足以让人领略在晚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大背景下，如李言恭这样崇文向学的功臣世子在艺术创作上入古出新的取向。“白鹿泉”旧拓在“白”字右上角尚有作为引首章使用的“岐阳王世家”长条形印，此印前所未见，亦可补近年复制的李言恭题“白鹿泉”刻石之失。

从传统金石学的范畴来看，20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购藏的这部分南京历代碑刻拓本固非善本，甚至连称之为“旧拓”恐怕也很勉强，但对于南京地方历史的研究而言，却是可资拾遗补缺的宝贵材料。南大博物馆正在利用这部分拓本策划专题展览，其将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以至推动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邵磊为南京市博物总馆研究员；李文为南京大学博物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