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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岭南超过36℃的高温，落在每一个人的头顶。大卫来我们家那几天，气温达到一个新高峰。我们打算把地里的玉米收完就回家。此时，他的T恤衫被汗浸透，湿哒哒地贴在身上，有几只蚂蚁，正艰难地往衣袖里钻。“你帮我翻译，”我妈对我说，“问他要不要先回去，外面太热了，怕他受不住。”大卫听闻，疑惑地望过来，我妈喊道：“你，OK不OK？”

“还可以。”他用生硬的中文回答，挤出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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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我和丈夫把北京的家搬回广西的一个小村庄，和女儿、父母住在一起。城里的朋友们偶尔来住几天，帮我们干点农活。

有位朋友，跟我们割了一天水稻，说回去后再叫朋友来，在健身房运动的人，力气大，干活派得上用场。被忽悠来的那人，就是大卫。

爱尔兰人，四十出头，上海一所国际学校的老师。他在中国三年，去过北上广几个大城市，著名景点也打过卡。因为疫情无法出境，六月份学校放暑假，他计划去昆明报了个给外国人开的语言学校，一边旅游一边学中文。上海的夏天太悶热了，总得找个什么理由跑出来。

朋友建议他到我们这里——“你为什么不住进真正的中国人家里去？每天都能学中文，还可以看到中国年轻人、中国农村家庭不一样的生活。”

但是，朋友又吓唬他，“农村肯定没你现在的条件好，万一，做饭不合你胃口，哪儿有让你不舒服的地方，你得忍着，不能提前哭着跑回来。”

“我们这里条件哪有那么差？”我妈有点生气，“叫大卫别怕。”怎么招待国际友人，成了那段时间我们家饭桌上天天讨论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