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雷

摘要：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和生活不可跳脱的背景。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形态，既提升了人的自由度和舒适度，又压制了人的主体性，使人逐渐成为技术的附属物和奴隶。“技术异化”源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把技术从资本逻辑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规避技术的负面效应，才能摆脱功利主义的钳制，发挥技术的正能量。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异化;智能时代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1）05-076-006

随着技术日益渗透人类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人的生存模式也由自然生存走向技术化生存。特别是在智能时代，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技术已然变成日常生活的决定性力量，它重新界定着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重构人的生存境域，形成了人对技术愈来愈高度的依赖。

一、技术统治与人的新异化

1856年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这样反思技术的负面效应：“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P580）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自动化车间、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突飞猛进，人类似乎生活在异彩纷呈的技术乐园中。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承认技术的合理性和解放功能不等于放任技术片面扩张。

（一）速度逼迫与虚无主义

技术更新换代的背后是加速主义的盛行。速度的快慢成为衡量进步的重要标志。快速指向效率、先进和肯定，慢速指向慵懒、落伍和失败。在速度面前，世界不再是固态的，而是液态的，处于永不止息的流动之中，充满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基于技术的强力推动，智能时代以最大限度地释放生产力和生命潜能的名义，将速度的洪流时刻不停地推动向前，任何与之对抗的力量（包括人本身），都将被冷冰冰的“速度暴力”无情地磨成齑粉。

在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一个庞大的“速度帝国”巍然而立，深刻地改变着人的生存结构。一方面，速度重构着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电磁波速度曝光的时间取代历史学意义上的时间流逝，瞬间变动替代自然更替。在即时通讯和实时直播的技术语境中，人以一种去现实化和去感觉化的方式把握世界，成了“远程在场”。人们在物理世界的参与感和感知力被削弱，人的生存体验变得空洞和虚假，陷入“速度虚无主义”的困境。另一方面，速度也重塑着人的思维方式。“思考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之一就是时间的绵延……运动，社会或政治的运动，和速度的运动具有相同的特性：以速度清除思考。于是，在超高度的速度政权之下，不再有持续的时间反省思考，只剩下反射动作。”[2]屈服于速度暴力的主体仅仅是在被速度的锁链牵着走，将无休止的速度视为生命的膜拜对象。生产加速（更快速地破坏自然）、消费加速（更快速地占有物品）、欲望加速（更快速地谋取功利）……不断地占有，又不断地抛弃。在“创造-毁灭-再创造-再毁灭”的恶性循环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更快速地走向异化。人们仅仅停留于感官快感的享受，对速度只知顺从，任由倦怠不安的生命沦落成速度暴力的零部件，忽视了内在生命的丰富和完善，遗忘存在的本质。由此导致的后果只能是，粗糙取代精致，肤浅取代深度，庸俗取代高雅，虚无取代价值。

（二）反智主义与算法操控

网络空间扁平化、开放性以及跨时空的特质，使其具有内生的平等性，没有“中心-边缘”的分别，不受贫富、教育水平、社会等级等因素的影响。人人都是自媒体，都可以在网络空间倾诉自己的所思所想。从积极的方面而言，表达自由促使人们获得更高的自我认同，激发内在的潜能;从消极的方面而言，众声喧哗的表达自由又造成各种虚假、负面、低俗、垃圾信息泛滥成灾。“今天的互联网就等于成千上万个自费出书的出版社，任何人，无论想法多愚蠢或多邪恶，只要有键盘在手，都可以把想说的话变成粗制滥造的作品。”[3]（P129）理性精神匮乏的人们将“自由”简单地等同于自我放纵，进行无底线的炒作、恶搞、人肉、暴力，发表违反常识、不着边际的奇谈怪论，导致真假难辨、是非颠倒、事实歪曲，冲击和消解着主流价值观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人们不加分辨地接受着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满足于肤浅直观，不愿思辨和求真。“网络上有源源不断的事实可供搜索，人们以为这些事实堆砌起来就是专业知识，就沉浸在这样的幻想中，以为照葫芦画瓢，就可以拥有良好的知识素养。”[3]（P116）但问题在于，信息爆炸的互联网并不能自动筛选有意义的知识和无聊的噪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往往被无效、冗余的信息淹没。久而久之，人们堕落成单纯的检索工具，将无知当美德，反對和诋毁智识的成就。以致于权威意见被嘲弄，科学建议被戏谑，知识的理想国走向崩塌和消亡。

“反智”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思维单一、固执己见、拒绝变革。智能时代的算法推送加剧着这种“反智”倾向。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大卫·萨普特在《被算法操控的生活》中这样描述算法对网民的影响，“你允许它们将你的人格置于拥有数百个维度的空间中，你的情绪被它们编号分类，你未来的行为被它们建模和预测”[4]。在一切皆可被计算和量化的大数据时代，生命早已被数字所穿透，思想和行为被记录、储存和使用，毫无隐私可言。人在数字面前不过是被凝视的透明个体而已。强大的算法通过捕捉和分析人们的上网痕迹，挖掘用户的需求与偏好，从而进行个性化的信息推送和消费订制，而推送的内容都是用户认同和感兴趣的。算法决定着用户能接触什么和不能接触什么。长此以往，用户听到的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不断加强的同质化而消除着个性化的异质性。“人们持续不断地为消费者提供完全符合他们欣赏品位的、讨他们喜欢的电影和连续剧。消费者像牲畜一样，被饲以看似花样翻新实则完全相同的东西。”[5]用户看似自由地享受着技术的福音，实则早已成为技术的奴役，被技术束缚和禁锢在封闭的信息境遇中，造成思维的窄化、僵化乃至极化，以一元抵制多元，容不下其他声音的存在，视他人为“地狱”，变成固步自封、思想偏狭的“反智主义者”。

（三）泛娱乐主义与思想惰化

美国著名媒介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认为，技术进步思想取代了人类进步思想。当技术渗透和嵌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形成了“技术垄断”。“技术垄断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使这些定义符合它新的要求。换句话说，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6]。毋庸置疑，我们已然处于“技术垄断”的时代。在几乎人人都有一部智能手机的当下，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交往、娱乐、学习等都高度依赖技术平台的支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泛娱乐主义”的盛行。各种社交媒体、视听媒体平台的涌现，给了用户多元化的选择，但也使用户过度沉迷于表层的感官享受。大量的闲暇时间被用于无需思考的“上瘾式刷屏”。一切都被娱乐化，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花边新闻取代严肃新闻，明星八卦取代深度思考，崇高和深刻被无底线地消解，恶俗与粗鄙横行无忌。

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系统地阐述了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对人的控制，“但是在当代，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7]。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通过形式多样的传播媒介占据私人空间，强化人们对社会现状的认同度，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否定性不复存在。人们沉溺于“同质化”的虚假满足中，丧失批判的、超越的、创造性的内心向度和生命的质的丰富性，变得顺从和依赖。在智能时代，加速的生活节奏和泛滥的信息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惰化。遇到不懂或者难以解决的事情，偏向于使用搜索引擎来获取相关知识，而不愿自己独立思考。此外，技术的扩张制造出形形色色的消费景观，无孔不入地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无限度地刺激“物欲”，制造“虚假需要”，扭曲人们的幸福观，使人们重占有轻存在。世界俨然变成一幅巨大而疯狂的景观，而背后是资本家点着钞票仰天大笑的身影。正如艾瑞克·弗洛姆所批判的那样：“一个完全机械化的社会，它服从计算机的命令，致力于最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自身被转变为整个机器的一部分，尽管他吃得好，娱乐得好，然而他却是被动的，缺乏活力和感情的。”[8]在技术至上主义的宰制下，人根本无力掌控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仅仅是价值失落、精神颓废、本质异化的存在者。

二、资本的智能化和人工智能的资本化

马克思反对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归咎于技术（机器）的简单做法，主张以辩证的眼光看待技术（机器）。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中，马克思写道：“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9]马克思把机器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识，明确指出机器本身和利用机器的方式完全是两回事。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机器的改进和应用服务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的本性。

在智能时代，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依然在延续，并且呈现资本的智能化和人工智能的资本化的态势。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实际上是资本谋取剩余价值进而维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存活的技术工具”[10]。在资本逻辑的统御下，技术的价值仅仅是工具性和功利化的，目的只是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而非致力于增进人类的福祉，提高人类的幸福指数。随着无人驾驶汽车、无人公共汽车、无人餐馆、无人超市、智能翻译、智慧交通等新事物的涌现，技术与人的关系被赋予愈益复杂的内涵。面对不可抗拒的、汹涌而至的超级技术，何以为人，人何以为等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重要课题，都亟需我们进行系统而深刻的思考。

在21世纪的今天，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更是对人类生存提出严峻的挑战。2017年，沙特阿拉伯授予机器人“索菲娅”公民身份。“索菲娅”的大脑采用人工智能和谷歌语音识别技术，能模拟62种面部表情、理解语言、记住与人类的互动。面对无限可能的人工智能，乐观主义者认为，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人类，而是让人更智能。“世界AI之父”特伦斯·谢诺夫斯基指出，“人工智能替代部分职业的同时也会产生新岗位”[11]。因此，人类与机器在未来是合作而非竞争关系。悲观主义者如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反问道：“一旦拥有高度智能而本身没有意识的算法接手几乎一切工作，而且能比有意识的人类做得更好时，人类还能做什么？”[12]（P288）在《未来简史》一书中，赫拉利引用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提供了未来20年最有可能被计算机取代的危险职业：电话营销人员、保险业务员、运动赛事的裁判、收銀员、厨师、服务员、公交车司机、建筑工人、安保人员等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群体。赫拉利警告说：“对大多数的现代工作来说，99%的人类特性及能力都是多余的。人工智能要把人类挤出就业市场，只要在特定行业需要的特定能力上超越人类，就已足够”[12]（P292）。在赫拉利看来，这些被技术强制排挤、对社会来说“无用的阶级”（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只能依靠药物和电脑游戏打发时间。事实上，伴随着自动化的普及，机器取代人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不可避免地会减少普通大众赖以为生的工作岗位，剥夺底层收入者的生存来源，导致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引发社会矛盾和人道危机。

尽管我们目前还处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我们有必要对未来保持警醒。我们不妨大胆预测，假如未来的机器人拥有了自我意识，突破人类的生物极限，在各方面都比人类做得更好，人类又该何去何从呢？彼得·汤森在《技术的阴暗面：人类文明的潜在危机》一书中表达出对技术的忧思：“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和财富，同时也为我们播下自我毁灭的种子。如果不改变这些意图和行动，文明彻底崩溃也不无可能。”[13]未来已来，但只要资本逻辑依然在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状况就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技术越先进越超级，越容易成为资本家追求利益最大化和贪欲极致化的手段。

三、技术的祛魅与返魅：从功利走向善

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这样描画人类“技术化生存”的图景：“当今人类几乎无例外地执迷不悟陷入对技术文明的依附，甚至不顾自身健康，不顾自身安全，不顾自己精神的健全和平衡，不顾人类将来发展可能出现的不幸结局，而一意孤行……”[14]（P10）技术并非无所不能，它无法解决人类世界的所有问题，甚至会制造出新的更具威胁性的问题（如核污染、战争武器等）。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技术终究是以人的发展为最高目标的技术。技术的祛魅就是祛除技术的“资本之魅”，引导技术向“善”，恢复技术造福人类的内在魅力，使现实的人拥有健全的自我意识和完整的精神生活。

（一）注重技术的人文向度

技术产生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表征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显示着人的目的性和能动性，确证着人的本质力量，凸显着人的价值追求。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5]人类通过技术的力量占有和征服自然，揭开自然的神秘面纱，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但近代以来，随着技术理性的极度膨胀和技术价值的爆炸增长，技术被“神化”，成了新的“偶像”。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机械化的装置与数字化的平台对肉体和心灵的反噬。技术以一种外在、异己和敌对的力量反作用于自然和人自身，造成对自然的“暴行”和对人的本性的压制。生命遭受着有形技术物和无形技术物的操控与奴役。主体性被贬黜，个性被放逐，人变成赤裸裸的“物”和“一堆数字符号”。针对技术异化问题，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危机源于对存在的遗忘”[16]。马尔库塞提出，“以爱欲化、和谐化的新技术取代现有的表现为社会控制形式的技术”[17]。弗洛姆提出，“技术人道化的思想，主张将技术重新纳入到人的控制之中，以人道主义技术服务人类”[18]。芒福德提出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生命技术概念，认为：“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以生命、生存为中心的，而不是以劳动生产为中心的，更不是以权力为中心的”[14]（P9）。这些观点都蕴涵着浓厚的人文关怀，表现出对技术与人的关系的价值思索。

美国技术批判理论专家安德鲁·芬伯格指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因此任何给定的技术秩序都是一个朝不同方向发展的潜在的出发点，但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则要取决于塑造这种技术秩序的文化环境。”[19]这也就意味着，技术成为天使还是恶魔，受到社会生产条件和价值取向的影响。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就在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与技术的结合使人“非人化”，沦落成像机器一样行动的人，降格为功能化的肉体存在。马克思认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把技术从资本逻辑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规避技术的负面效应，技术才能克服功利主义的偏见，不再成为资本家攫取一己私欲的工具和资本统治的帮凶，而是超越“物”的遮蔽，复归于人的生活世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真正成为改善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的力量，彰显技术的温情和善性。

（二）凸显技术的解放价值

技术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人不断完善自身的推动力。技术使人逐渐摆脱繁重的、机械的、刻板的、危险的体力劳动，提高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的效率，普遍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同时也使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可以从事创造性的、凸显个性的活动。由此，技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必要条件。马克思从未否定技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而是主张辩证地看待技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P36）尽管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造成了“技术异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异化”状态具有永恒的历史必然性。

技术的本质意义在于满足人类的物质生产需要，成为服务于人类自由劳动、解放和实现人本身的路径。纵观人类技术文明史，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再到人工智能，每一次技术变革伴随的都是人类生活的悖论：既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既感到满足和充实，又感到不幸和痛苦;既进一步发挥体力和智力，又遭受到异己力量的折磨和摧残。按照马克思技术思想，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技术将回归原本的价值向度，成为拓展人的自由时间、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推动人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和自由个性的重要手段。

总之，技术异化和技术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要客观地评价“技术异化”的历史意义，在继承以往技术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赋予技术更多的人文精神和“人性之光”，使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类在技术的强力助推下自由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真正抵达解放的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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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and Value Reflec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Survival

Yang Lei

（School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background that human beings can hardly escape in their survival and life. Technology profoundly changes peoples way of existence and social forms， which promotes peoples freedom and comfort and restricts peoples subjectivity as well， making people gradually become appendages and slaves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alienation” stems from the capitalist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Only by reforming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system， liberating technology from the ruling of capitalist logic and avoiding negative effects of technology， can we get rid of the restraint of utilitarianism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energy of technology.

Keywords： Marx; Technology Alienatio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责任编辑：任德靖

作者简介：杨 雷（1992- ），男，安徽阜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价值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