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祥 刘铭鑫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引言

日趋复杂的社会演进及日趋严峻的生存危机促使刑法延展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这种延展以刑法法益的保护目标为实质界限，并以罪名设置为其形式界线。体系化与科学化配置罪名是妥善限制刑事权，保障公民自由的关键。

现有司法实践表明生态利益的保护成为一种现实需求，学术界也对生态法益的刑法保护正当性给予肯定。然而根据现行刑法，我国的环境犯罪未能有效保护生态法益，其要素立法模式不利于穷尽对生态法益的保护。当环境刑法中也存在对生态利益的保障时，如何增强刑法现有条款对生态法益的保护？如何优化生态法益的罪名体系？如何使得生态犯罪区别于环境刑法而自成一体？

温茨的“同心圆”为生态犯罪体系化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模式，相较于其他体系化理论模型而言，该模型更契合生态法益犯罪圈的现实需求。温茨认为在同心圆中存在贯穿各个阶层的消极权利。同时提出虽然某一利益的保护因距离圆心远近而有所侧重，但是这种侧重会因为保护的紧迫性和必须性而得以突破。此同心圆理论满足现下生态法益保护需求。一方面从目的解释出发，现有环境资源犯罪各罪名有其多重功能，无法单独承载生态法益保护的实践需要。另一方面，各个环境资源犯罪客观上确实可以涵射出生态法益保护的文义，或者客观上可以辅助性起到保护生态法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