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丽,李秋坛,陈 欢

(重庆工商大学 会计学院，重庆 400067)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人口红利”带来了大量劳动力供给及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保障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劳动、资本及资源三大要素投入共同驱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使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近10%的増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然而，这种过多依赖于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面临瓶颈约束，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不足制约了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纵观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产能过剩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加重经济运行风险的痼疾(刘京星等，2017)[1]。根据OECD的估算，2014年我国贡献了全球过剩产能的37%，是GDP占全球比重的3倍左右。因此，去产能成为我国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企业是产能过剩的直接受害者。2014年，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炼钢、炼铁、焦炭、铁合金等18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被淘汰的企业共计2 087个，其中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新时代下，我国正向创新型国家行列迈进，而制造业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中国制造2025》也提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要迈入世界制造强国行列，依托创新驱动提高制造业技术效率，解决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是根本。

国内外学者在产能过剩的内涵、测度、形成机理及化解路径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产能过剩内涵层面上，国外学者提出了超额生产能力说(Nelson，1989)[2]。基于国外学者的观点，国内学术界提出了供求失衡论(李江涛，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