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武

春秋时期养由基最善射箭，能于百步外射穿指定的柳叶，百发百中，当他射到第一百发时，人人鼓掌叫好，却有一位老者在旁对他说：“你有如此本事，我可以开始教你了！”养由基有点生气，蔑视老者说：“你有多大本事？能教我什么？”老者捋须微笑着说：“我不是教你拨箭钩弦，但我能教你不要再射了！再一箭射不中，刚才的一百发，岂不就全完了？”

老者不是教他争胜，而是教他谦让，让才可以戒盈戒满。

中国人为什么提倡“让”？这是为了安全。宋代的高人林和靖就认为：在大江上张满了帆篷，在平陆上驰骤着快马，没人赶得上，是天下最得意的快事，但也是最可忧的危险。他主张“处不争之地，乘独后之马”，任由别人去嗤笑，却是最快乐安全的。

袁枚也告诉他儿子处世之道说“骑马莫轻平地上，收帆好在顺风时”，大凡猛着先鞭，轻舟似箭，最不能轻忽，懂得早日收敛，才最安全。

基于上述理由，东方文化推崇“让”，像杨椒山的家训里说：“宁让人，毋使人让我；宁吃人亏，毋使人吃我亏。”便成为中国人公认的美德。

当然，中国人也不是不主张争的，全看争的是什么。

例如曾国藩主张：趋事赴公则应该用强的方法争先，争名逐利则应该用谦的方法退让；开创家业则应该用刚的方法争先，守成安乐应该用柔的方法退让。

而黄昶则认为：“让”虽是最优美的德行，但忠孝廉洁的大事决不可让；“争”虽是极漓薄的风俗，但纲常名教的大节不可以不争。

曾说的争先是为了“提得起”，退让是为了“放得下”。黄说要争的是忠孝名节的人格，其他物欲种种，都可以退让。

此外，中国人主张君要有争臣，士要有争友，用言语来谏诤，能消恶而成善，避祸而迎福，这种争反倒是大吉祥。中国人更重视自我的“争气”，俗语说“家有一争子，胜有万年粮”，爭气的子弟才能使父母家族扬眉吐气，比什么财富勋业都可贵，中国人的争，是要争在自我品格的成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