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余亮

写下“那一年”——我心里一震，像一根被扯断的晾衣绳。那一年的书房，是安了简易木门的书房，四平方米的小棚屋。

那一年，还有蟋蟀，三只蟋蟀。我根本不知道那三只蟋蟀是什么时候搬进书房的。

是的，我会永远记住我刚刚到乡下做教师的那一年，我的小书房外便是学校的泥土操场，过了一个暑假，操场上长满了草。到了开学，学生最初几天的课程便是劳动课：拔草。

草被拔出了一堆又一堆，各班把草统一抱到校园的一角晒，晒干了送去食堂当柴烧。我捧着新发的教科书回到书房，突然被一阵浓烈的草香味击中，简直令我不能自持。

草怎么这样香啊？草香一直弥漫到晚上，我坐在书桌前，听到了几只蟋蟀的叫声。

那时候，我的小书房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纸。每天我读完书，用水壶给书房墙角的晚饭花浇水。晚饭花那么香，连蟋蟀们都开始打喷嚏了，它们一只又一只地叫起来了。开始我还不知道有几只，我的耳朵里全是它们的歌声，像是重唱，又像是回声。后来我听清了，是三只，三只蟋蟀在伴奏——这是秋天对我的奖赏，而我，则是这无词曲的主角。

在那个秋天，我在蟋蟀声中读完了《我爱穆源》《三诗人书简》《雪地上的音乐》等书。再后来，秋天越来越深，天越来越冷，外面的蟋蟀已经不唱歌了，晚饭花也越开越小了，而三只蟋蟀还在歌唱。在此前的一段时间，我向朋友诉说了我在乡下的深深苦闷。朋友回信说：“里尔克有句诗说，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我多想把这句话送給这三只蟋蟀，送给我身边的这些书本……

后来，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假如我死后，我的书会不会散落各方——我那么年轻，居然那么伤感。我在乡下见过许多离开主人后面目全非又不被珍惜的书。我想这个问题时泪流满面，我裹紧已掉了五颗纽扣的黄大衣。那个晚上可真静啊，我的三个蟋蟀朋友也有感应似的哑了口……而外面的冷空气一阵又一阵地袭来……

向外一探，下雪了，这是当年的第一场雪，雪花很小，像我上大学时小小的忧伤。

有一年夏天，一条大蛇从我的脚面上缓慢地游过，那冰凉的惊悚令我呆若木鸡，我把所有的书砸向地面，最终那条诡异的蛇游走了。游走的还有很多很多漫长的时光，以及隐秘的雄心和渴望。

我在那所乡村学校待了15个春天，当然，也待了15个秋天。每个春天都有草的萌发，每个夏天都有草的疯长，当然，我还在反复阅读《三诗人书简》《我爱穆源》这些经过时间淘洗留在我简易书房里的书，也有我从远方邮购过来的一批又一批类似《小王子》《拆散的笔记簿》《大地上的事情》等好书。阅读它们的时候，我以为埃克苏佩里的飞机就降落在我们的操场上，米沃什就是那三只蟋蟀中的一只，而苇岸呢，就是操场边最高的一棵树。

再后来，我离开了那间小书屋，也离开了我的学校，很坚决，仿佛是恩断义绝，但又常常梦见那个坐在小书房里的人，刚刚18岁、体重44公斤的小先生。

可现在，小先生已是老先生，体重早已过了60公斤，多的是脂肪和衰老。疯长的草不见了，蟋蟀更是把我遗忘了，昔日的忧伤也少了许多——能说些什么呢？说命运，还是说昔日重来？还不如不说话，把晾衣绳上的衣服重新洗一遍吧。

但是，那一年的书房，有喜悦，有奇迹，也有清水鼻涕。

那一年的书房，我的书比我还耐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