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20世纪60年代，那时我在上小学。

上学前，妈妈和外祖母一遍遍叮嘱我：千万要听话啊，无论是谁都不要招惹啊。就这样，我心里装着一大堆嘱咐，战战兢兢地背上了书包。

可能因为我太沉默了吧，从第一天开始，学校里的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我每时每刻都是拘谨的，尽管我总是想法遮掩它。我试着对同学和老师微笑，或者至少对他们说点什么才好——试了试，很难。

从学校出来，一个人踏上那条灌木丛中的小路时，我才重新变成了自己。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校园里有个人像我一样孤单。我敢肯定，这个人也像我一样，暗暗压着一件可怕的心事。

她就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她来这所学校已经年多了，她与其他老师不一样，我觉得她那双温柔的眼睛抚慰着每一个同学，特别是投向我的时候，目光中竟然没有歧视也没有怜悯，而仅仅是一份温煦的东西。

当时学校十几里外有一处小煤矿，每到秋末全班就要去山上捡煤，以供冬天取暖用。因为雨水可以把泥中的煤块冲洗出来，所以越是下雨就越要爬到山上。大家都穿了雨衣，可是“黑子”他们几个故意不穿，溅上满身满脸的黑泥。

我好不容易才捡到的煤块，一转眼就被他们偷走了。有一次“黑子”走过来，狞笑着看我一会儿，突然，“黑子”跳到一边，接着往前一拱，把我撞倒在斜坡上。坡很陡，我顺着陡坡一直滚落下去。

我的头上、手上、身上都被尖尖的石棱割破撞伤，雨衣被撕得稀烂。我满脸满身除了黑泥就是渗出的血，雨水又把血水涂开来……

正在我发木的时候，有一只手扶住了我：是音乐老师！她不声不响地把我揽到一边，蹲下，用手绢擦去我身上脸上的血迹，牵着我走开……

她领我直接去了场部医务室。我的伤口被药水洗过，又包扎起来。离收工还有一段时间，她领我去了宿舍。

我人生第一次来老师的住处：天哪！原来是如此整洁的一间小屋，我大概再也看不到比这更干净的地方了。一张小床、一个书架，还有一张不大的办公桌——我特别注意到桌旁有一架风琴；床上的被子叠得整齐极了，上面用白色的布罩罩住。屋里有阵阵香味儿：水瓶中插了一大束金黄色的花……

她要把我衣服上的泥浆洗掉、烘干，我只得在这儿耐心地等下去。天黑了，她打来饭让我一起吃。这是我一生中所能记起的最好的一餐饭。我的目光长时间地落在那一大束花上……我想起我们家东篱下也有一丛金黄色的菊花。

第二天上学，我折下最大最好的几枝，小心地藏在书包里。我比平时更早地来到了学校……她看到那一大束菊花，眼睛里立刻欢快地跳动了一下。

后来的日子里我就像有了一个新的功课：把带着露珠的鲜花折下来，用硬纸壳护住它们，這样装到书包里就不会弄坏。如果上课前没有找到老师，就得小心地藏好。我看到她急匆匆地往办公室走去了——她如果在课间休息时回宿舍就好了，那时我就会把花儿交给她。我倚在门框上，咬着嘴唇等待。下了第一节课，她没有返回，我只好等第二节课。课间操时她终于回到了宿舍，可我又要被喊去做操。我知道，我的老师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大蓬颤颤的、香气四溢的鲜花——比起我无尽的感激，这只是一份微薄的礼物。

我一无所有，我只有一大束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