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索

都江堰的江水在水草和雾气的夹击间奔流，既像逃亡，又像追逐。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缓缓传来，像一句沉重的咒语：“你的生命来之不易，是你姐姐用命换来的，你要珍惜。”

这是纪录片《两个星球》的开场。镜头切换，一个正在游泳的男孩出现。凫水的声音和水咕噜噜涌动的声音响起，悠闲而富有意境。但水波下逐渐浮起男孩姐姐的照片，骤然间，地震的声响势不可当地穿透进来，前一秒的风平浪静被熟悉而遥远的“天崩地裂”打破了。

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的那场大地震已经过去13年，但对于纪录片主人公祝俊生和叶红梅夫妇而言，这种“天崩地裂”的声响却一直在耳边盘旋。那一年，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祝星雨。

《两个星球》的导演范俭是在2009年接触到祝俊生夫妇的。地震过后，范俭得知许多家庭正在经历心理创伤，循此找到了在都江堰做心理援助的民间团队。该团队援助的主要对象是一群失去孩子的母亲。范俭发现，这些母亲正在虔诚地准备做同样一件事——再生个孩子，而且“当地有几百个家庭都在做这件事”。

四川省计生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汶川大地震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近8000户，这意味着，许多夫妇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第78天，国家人口计生委启动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为灾区群众提供再生育免费技术服务;同时，开通针对再生育家庭的“绿色通道”。范俭在都江堰看到的这群母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备孕的。

但是，这些家庭“选择生孩子的动机很复杂”，范俭说：“不只为生育，而是期盼生命的回归，这不是一般的生育行为。”

范俭将镜头对准3个家庭，拍摄了反映震后失独家庭的纪录片《活着》，祝家就是其中一个。这些家庭，范俭一跟拍就是13年。

新生命安慰了他们，却没能彻底治愈

地震是一场集体记忆，也是一种集体伤痛，失去孩子的父母，总能碰上另一对失去孩子的父母。

在医院里，祝家夫妇碰到了另一个和他们经历相似的家庭。地震来临时，游家的女儿正上初三，比起喜欢说教的妈妈，她和爸爸关系更亲密。女儿班里有4个名字中有“雨”的女娃——“王雨、王小雨、何雨，我们家的游雨”，那一年，班里4个“雨”全没了。

那些连同女儿一起消失的孩子的姓名，夫妻俩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大女儿去世后，他们将因超生躲避罚款而寄养在亲戚家的小女儿游小冉接回家。在医院拍摄祝家的素材时，范俭偶然和游爸、游妈结识，他没有想到的是，游家后来成为他拍摄《两个星球》时得以喘息的温情空间。

2011年，备孕屡屡失败的叶红梅自然怀孕，生下一个男孩。守着婴儿床，祝俊生的表情说不上开怀，在《两个星球》里，他眉头皱起，双唇紧抿。倚在医院的墙上，他吸了一支烟，忧愁地想着：我们70岁时，他才23岁。新到来的男孩川川，似乎没给祝俊生带来更多生命的喜悦——要是生的是一个女儿，那就意味着祝星雨回来了。

拍摄《两个星球》时，已经是2017年。范俭拜访了迎来新生命的祝俊生一家。但祝家内部，尤其是父子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让他吃惊——川川的到来安慰了他们，但没像预期的那样彻底治愈他们。

叶红梅会习惯性地拿出相册，给儿子展示女儿的成长历程：“这是你姐姐的学校。”“我都说了，这是你姐姐，你怎么又认成了你自己？”男孩川川对陌生的姐姐和不曾拥有的记忆感到疲倦，他更愿意从众多的相片中寻找自己，手指在相册间兴奋地划过：“我！”“我！”“我！”

祝俊生晚上回家后，叶红梅要他带儿子去欢乐谷玩，一开始他拿门票贵来做掩护，说着说着，那个名字终于又跑了出来：“有啥陪的必要？祝星雨我们没陪也就长大了！”“就是因为那个没陪，所以这个才要陪……”叶红梅欲言又止。川川一句话都没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电视里的奥特曼和怪兽，表情似乎没有变化。

类似的情景在《兩个星球》里随处可见。川川坐在沙发上看书，祝父会冷不丁来上一句“你好悠闲嘛”;要是川川咳嗽几声，“咳啥子”的诘问就会紧随其后;擦鼻涕的时候，祝父又嫌川川扯的卫生纸多，斥责他“至少浪费了三四元钱”。夜里躺在床上，川川一直吸溜鼻子，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因为太压抑，范俭经常拍着拍着就跑到游家，“那里温暖”。

在祝家，大女儿的照片被大方地摆放在客厅，任谁进来都能一眼看到。这个家里，“姐姐”是能提的，可以名正言顺地与新生命一起出现。在游家，奶奶却把游雨的照片都收起来。地震那天，游雨原本不想去补习班，是奶奶催着她去的。自此，这个老人的脑海里一直储存着一场陡然倾泻的大雨，“就地震那天下过这么大的雨，从下午开始，到第二天天亮”。

两个家庭拥有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个把旧的记忆牢牢拴在家里，成为一种家庭守则;另一个则把旧的记忆剔除，迎接新的生活。

两个星球的人们

关于地震和逝者的记忆似乎无孔不入。但新生命和那些记忆的关系，更多的是难以理解。拍摄时，范俭眼看着大人们把一大堆孩子没法理解的事情硬塞过去，“从表情看，他们非常茫然，这是大人们讲述前尘往事时孩子最多的反应”。

去都江堰地震遇难学生纪念园扫墓时，墓地里到处是风车、浓烟、鲜花和哭着抱成一团的遇难者家属，川川站在其间，有点茫然。墓地间跑着和他一样年纪的孩子，他们身上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一个震后的故事，一个关于“不理解”的故事。范俭那天扛着机器跟他们去了墓地，他看见川川游离在现场之外，“他不属于那儿，或者，他被动地属于那儿”。

“所以，他们是两个星球。”范俭说。

一开始，范俭跟孩子们做常规采访，他问一个8岁的女孩会不会想念姐姐，她犹豫了：“我不会想念姐姐，但是我会想起姐姐。”范俭觉得，这是一个相当诚实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