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宁 黄水灵

（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一、引言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开展，都导致了对林业资源的需求激增。2019 年国家林草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森林面积0.16 公顷，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蓄积12.35 立方米，仅为世界的1/6。平均每公顷森林资源蓄积94.83 立方米，仅列世界第102 位。此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对林产品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广泛化。国内的林产品市场却呈现供给约束、林产品供给地域性的特点。同时，中国的林业管理水平低下，生产工艺落后，生产结构不合理等众多客观因素都导致国内林产品不能满足本国需求。一方面为满足国内建筑装修业、家具制造业、造纸行业等内需[1]，另一方面为出口加工制造型林产品满足外需，对原料型林产品消耗量极大，国内森林资源匮乏、生态脆弱的现状致使我国林产品依赖进口。进口依存度进一步增加，中国当前已经成为国际上最主要的林产品进口市场之一。我国林产品进口种类主要集中于原木、锯材、纸板、纸制品及木浆等原料型林产品。进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俄罗斯等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更易受到进口来源国政策措施的影响和外部贸易环境的冲击。利用林产品进口补齐国内贸易转型升级的短板，丰富国内整体林产品供给，使林产品进口服务于国内产业，提升国内消费者福利水平，需要深入探究林产品进口结构、进口来源和真正的影响因素。

二、文献综述

新新贸易理论以企业异质性为核心，从微观角度将宏观贸易总量进行二元边际结构性分解，得出出口是沿着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两个方向增长的结论(Melitz,2003[2])Hummals 和Klenow（2005）[3]率先从产品层面，将贸易的扩展边际定义为进行贸易的产品种类的增加，将集约边际定义为原有贸易产品贸易量的增加，开创性地将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为贸易数量和价格，奠定了三元边际理论的基础。三元边际分解法研究贸易增长方式是当前国际贸易的研究热点之一，这一方法将贸易增长的一部分称为扩展边际，指贸易产品的种类广度变化带来的增长，另一部分称为集约边际，指维持原有的出口产品种类不变，由于贸易数量深度改变而带来的增长，集约边际可进一步分解为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贸易产品数量或价格的提高都会增加贸易的深度，提升集约边际。由此，贸易可沿着种类、数量、价格三个维度实现增长；施炳展 (2010)[4]借鉴 Feenstra (1994)[5]和 Hummels and Klenow (2005)的分解方法，提出产品贸易增长的三元分解框架。

Hausman 和Klinger(2016)[6]发现，当一个国家的贸易增长主要来源于集约边际时，只有少数公司（或产品）从事国际贸易，这些公司或产品是贸易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极易受到外部冲击，相反，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增长大部分来自于扩展边际，说明该国（或地区）的产品出口多元化，因此可减弱外部冲击对出口带来的影响。Felbermayer 和Kohler(2006)[7]发现加入WTO 主要是通过扩展边际来影响成员国出口额增长；Schott（2004）[8]基于价格理论，提出了产品进口价格取决于出口商的经济状况，而进口价格与进口产品质量呈正相关，即进口价格越高，其进口产品质量也相对较好。

林产品是最具代表性的国民经济发展可持续利用战略资源，由于国内森林和木材资源的匮乏，中国需要进口大量林产品以满足国内消费和对外贸易，中国作为林产品进口贸易大国，针对现阶段林产品进口的具体情形与特点，利用三元边际方法探究其进口情况具有重大意义。对中国林产品进口贸易增长的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进行三元边际分解，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

三、林产品进口增长三元边际测度

（一）数据来源

选取CEPII BACI 数据库中1995－2017 年HS（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口径下我国和24 个林产品主要进口来源地的林产品进口贸易数据，从产品层面将我国林产品进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

（二）三元边际分解框架

借鉴Hummels and Klenow (2005)的分解方法，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分别可用（1）式和（2）式表示

其中，为权重，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j 代表进口国，即中国；m 代表各林产品进口来源国；r 代表世界；i 代表不同产品；P 和Q 分别代表进口价格和进口数量，代表每一种产品占总体的比例；和分别代表i 产品进口比例。

（三）三边层次

表1 为1995—2017 年多边层面上中国从24 个主要林产品进口贸易伙伴国进口林产品的三元边际分解情况，由表1 可得：1995 年以来，中国林产品进口扩展边际一直维持在高位，说明长期以来，中国林产品进口与世界林产品进口种类重叠度高，种类较为丰富。从1995 年的0.978 到2017 年的0.896，呈现出轻微下降趋势；与此同时，集约边际从1995 年的0.022 上升至2017 年的0.115，增长了422.7%，可以说我国1995-2017 年间林产品进口份额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集约边际；将集约边际沿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两个方向分解，两者都有增长趋势，但是价格边际对于外部经济冲击的敏感性更强，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在中国加入WTO 后，2002—2003 年的林产品进口价格边际下降17.55%；2008—2010 年经济危机期间，价格边际上升11.05%。同时，价格边际从侧面反映进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2004 年以后，保持大于1，高于世界平均，说明中国实现了更多高新技术含量的林产品进口。数量边际的增长较为平稳，2017 年相比1995 年增长了2.5 倍，中国林产品进口深度更多依靠进口林产品数量的增长。

表1 多边层次林产品进口三元边际分解

（四）双边层次

表2 为双边层次上中国林产品进口的三元分解情况，本文列出10 个在1995-2017 年间主要林产品贸易伙伴为样本国进行说明，这10 个国家分别为：美国、泰国、俄罗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巴西、日本、越南、马来西亚和新西兰。另自1995 年我国在该数据库中有详细贸易数据以来，选取了几个重要时间节点以说明不同宏观外部冲击对我国林产品进口增长的影响，2002 年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第一年；2008 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2017 年的林产品进口数据最能代表当下我国林产品进口的真实情况。

表2 双边层次林产品进口三元边际分解

我国从不同国家进口林产品的扩展边际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我国从美国、加拿大、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进口林产品的扩展边际一直保持在0.763 及以上，说明中国一直进口这些国家的大部分林产品；我国从俄罗斯、泰国、新西兰等森林资源大国进口林产品的扩展边际并不高，说明从这些经济体进口林产品广度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价格边际方面，波动幅度较大，美国对外部经济冲击反应最为强烈，2002 年从美国进口林产品的价格边际是1995 年的2.26 倍，2002—2008 年下降了36.82%。2008 年以来，我国从新西兰进口林产品的价格边际经历了大幅上升，说明现阶段我国从新西兰进口的林产品有了质量上的较大提升。2017 年，我国进口林产品价格边际大于1 的国家有新西兰、马来西亚、日本、加拿大和美国，可见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林产品技术含量高，价格边际高于发展中经济体的趋势愈加明显。

数量边际方面，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中国从各贸易伙伴国进口林产品的数量持续稳定地增长，增幅最明显的泰国和新西兰在2008—2017 年间林产品进口数量边际分别上升237.2%和249.5%

综合来看，总体扩展边际稍稍下降，价格边际历经波动，没有上升或下降的明显趋势，只有数量边际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因此，和从多边层次考察结果相同，中国从主要林产品进口来源国进口增长的来源主要是数量边际。

四、影响因素计量模型

（一）模型设定

经典贸易引力模型在实际研究中被不断扩展和完善，在Kancs（2007）[9]、Chaney（2008）[10]、钱学锋和熊平（2010）[11]、魏浩和郭也（2016）[12]的计量模型基础上，考虑到林产品贸易的特殊性，加入林业生产率水平、林产品进口关税、两国是否接壤、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因素构建以下模型：

（二）数据来源

在计量分析时，使用的林产品进口贸易数据采用的 是2001-2017 年CEPII-BACI 2002 年版HS6 分位产品层面的数据库。我国进口关税数据来自于WTO 数据库，与引力模型相关的数据来自于CEPII 数据库，制度质量采用全球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其他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利用出口国的国家代码进行匹配后得到最终数据。

（三）变量说明

（四）计量结果

在对全体样本进行回归时将三元边际混合回归结果作为参考列出，固定效应（FE）模型和随机效应(RE)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择优选取与混合回归结果进行对照分析。对分组样本进行回归时，列出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1.基于全部样本的回归

表4 为基于24 个林产品进口来源地的回归结果，具体来看：

表4 基于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

经济规模（GDP）对中国林产品进口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有显著正影响，对扩展边际有显著负影响，林产品进口来源国相对中国的经济规模每增加1%。中国林产品进口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分别增加0.1566%和0.1419%，扩展边际则减少0.0824%。与经典贸易引力模型中贸易流量与经济规模正相关的结论相同。扩展边际边际方面，从经济规模大的国家进口新的林产品意味着更高的进口成本，导致扩展边际降低；林产品生产率水平（PROD）对中国林产品进口三元边际均有显著负影响。即林产品进口来源地相对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越高，中国进口林产品的种类、数量和价格反而越低。价格趋势符合预期，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趋势不符合企业异质性模型中出口国相对于进口国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出口产品广度和数量都应该越高的结论。因此猜测是林产品进口来源国的出口政策导向使企业的出口行为发生了扭曲，低生产率的林产品生产企业涌入市场；固定贸易成本（FREE）对中国进口林产品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有显著正影响，对数量边际有显著负影响，进口来源地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越高，即进口来源地相对于中国的固定贸易成本越小，中国进口林产品的广度越大、价格越高、数量越少；可变贸易成本（DIST）对中国进口林产品扩展边际产生显著负影响，对数量和价格边际影响不显著。通过比较不同边际上的影响显著性和影响系数发现：固定贸易成本对中国林产品进口的影响远远高于可变贸易成本；进口关税（TARIFF）对中国进口林产品扩展边际有显著正影响，对数量和价格边际影响不显著。与预期不符，关税对我国林产品进口的影响具有特殊性；两国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对中国进口林产品扩展边际有显著正影响，对数量和价格边际影响不显著。区域经济一体化降低了外国林产品进入我国市场的成本，允许更多种类的林产品进入，促进了我国林产品进口；是否发生经济危机（shock）在10%显著性水平上对中国林产品进口数量边际有负影响。我国的林产品进口无论是在多边层次还是双边层次，都以数量边际上的增长为主，因此，当发生外部冲击时，数量边际上的波动必然最剧烈；是否与中国接壤（conting）对中国林产品进口数量边际有显著正影响，对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有显著负影响。从邻国进口林产品具有地理位置的优势，节约了运输成本等。同时，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如俄罗斯、越南等，多为发展中经济体，林产品出口结构简单，种类少，优质林产品供应能力差是造成我国林产品进口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的下降的主要原因；汇率（EX）对中国林产品进口三元边际都有显著负影响。汇率上升刺激国内购买力，增加林产品进口的假设成立，并且影响较大；人口（pop）对中国林产品进口扩展和价格边际有显著正影响，对数量边际有显著负影响。即进口来源地相对于中国人口越多，我国进口林产品种类越多，价格越高，数量越少。进口来源地的人口代表其国内市场广阔程度，由此猜测：人口越多，进口来源国内需大，导致了可供出口林产品数量的减少。

2.基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样本的分类回归

按照联合国《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的分类标准把24 个样本经济体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组，回归结果如表5 所示：

表5 基于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样本回归结果

经济规模（GDP）对从发达经济体进口林产品的价格边际产生显著正影响。经济规模越大的发达经济体通常出口的林产品技术含量越高，体现在价格边际上；林产品生产率水平（PROD）对从发达经济体进口林产品的价格边际产生显著负影响。发达经济体林产品生产机械化水平高，规模生产降低成本，我国进口林产品价格也随之降低；固定贸易成本（FREE）对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林产品的数量边际有显著负影响；对从发达经济体进口林产品的价格边际有显著正影响。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的林产品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固定贸易成本上升导致我国进口林产品价格上升，中国将选择从他国进口价格相对较低的同类产品，因此从固定贸易成本高的国家的林产品进口数量就会下降。而发达经济体的林产品技术先进，可替代性弱，即使固定贸易成本增加导致最终我国进口价格上升，我国也只能高价购买该国林产品。可变贸易成本（DIST）对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林产品的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产生显著负影响。进口关税（TARIFF）对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林产品的扩展边际产生显著正影响，对数量边际产生显著负影响。两国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对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林产品的扩展边际产生显著正影响。双边汇率（EX）对从发达经济体进口林产品的扩展边际产生显著正影响，对数量边际产生负影响。人口（POP）对从发达经济体进口林产品的价格边际产生显著负影响。

经济规模、林产品生产率水平、双边汇率和人口因素对发达经济体产生显著影响，可变贸易成本、进口关税和两国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有显著影响，固定贸易成本对两者均有影响。可见，从发达经济体进口林产品受进口来源地自身发展水平因素影响较大，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林产品更易受到贸易成本的限制。

3.稳健性检验

针对全部样本将各自变量都滞后一期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从回归结果来看，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符号方向、显著性与之前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可见前文所述回归结果基本稳健。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无论是在多边层次还是双边层次上，中国林产品进口增长主要是沿着数量边际实现的，价格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作用不大。进口结构有待优化，一旦发生外部冲击导致贸易环境恶化，数量边际波动剧烈，长此以往，不利于我国林产品进口贸易的发展。因此，中国的林产品进口企业应该拓展多元化国际进口市场，分散进口集中度，规避贸易风险。

第二，进口来源地经济规模对中国林产品进口扩展边际有显著负影响，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进口林产品扩展边际有显著正影响。调整进口来源，从经济规模较小的市场进口林产品以降低进口成本，与主要林产品进口来源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深化贸易区域一体化，能够有效提升进口扩展边际比重。

第三，发达经济体生产的林产品技术附加值高，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林产品价格边际明显高于发展中经济体。价格边际在林产品进口中的作用需要辩证看待，一方面，林产品进口价格提高减弱国内购买力，不利于进口；另一方面，价格边际是产品质量的侧面体现，进口高质量林产品能够优化国内市场竞争格局，倒逼国内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进步、提高林产品品质，从供给端提升产品活力和竞争力。因此提倡在尽可能节约贸易成本的前提下，扩大进口发达经济体生产的高技术附加值林产品。

第四，相比于发展中经济体，从发达经济体进口林产品不容易受到贸易成本因素的影响。由于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高技术附加值林产品可替代性弱，我国对其提供的林产品存在需求刚性，即使贸易成本较高，我国也不得不从发达经济体进口林产品。因此对于此类贸易伙伴，更加需要通过降低进口关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手段降低进口贸易成本，保障林产品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