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丹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南昌 330031)

海昏侯刘贺墓自发掘以来就备受众多学者的瞩目，其中被视为迄今发现最早的“孔子画像”尤其受人关注。笔者也曾撰写《从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看汉代儒家思想与信仰》《孔子画像与汉代教育——以海昏侯墓出土画像为中心》二文，指出画像与时代背景之间的联系，认为“孔子画像”包涵儒学深意，事关汉代教育大计。(1)何丹．从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看汉代儒家思想与信仰[J]．文化遗产，2017(4)： 107-118；何丹．孔子画像与汉代教育： 以海昏侯墓出土画像为中心[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92-98．但对于画像本身的文本依据，既有研究成果还存在较多不足，有再探讨的必要。

一、 相关的学术进展情况

(一) 取得的成果

通过文字内容的对比，已有研究指出： 同画像相关的人物传记，与《史记》有着较为明显的联系。代表性的作品有如下两篇：

第一，邵鸿先生的《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释读了一部分衣镜上关于孔子、子赣、颜回、子张四位人物的文字记载，认为“与《史记·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可能有密切联系”。(2)邵鸿．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16-23．

第二，王意乐等人的《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将衣镜全部人物形象和文字内容的释读结果公布于众，指出孔子及其弟子的传记与《史记》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自序》及《论语》内容基本一致，只是略有不同。(3)王意乐，徐长青，杨军，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J]．南方文物，2016(3)： 61-70．

(二) 存在的不足

这些学者在对比衣镜传记与传世文献的过程中，都看到了与《史记》的关联，但也都存在有待改进和完善之处。这主要是指：

第一，有关文字内容的比较，受所知材料限制，大多存在报道不全面和讨论不充分的问题。这种先天不足，曾经给学界带来过不少困扰。比如有学者依据某些报道不全的图片，凭借孔子三十岁纪年为“鲁昭公六年”的文字，宣称要重新审视甚至改写传统的孔子系年，还有人指出衣镜本身大有问题。(4)任冬梅．山西大学教授白平质疑海昏侯墓“孔子屏风”[EB/OL].(2016-01-08)[2017-07-12].http： //shanxi.sina.com.cn/news/b/2016-01-08/detail-ifxnkkuv4193992.shtml.又如邵鸿先生曾推测孔子画像的右侧“可能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5)邵鸿．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20．

第二，没有对人物画像本身绘制的文本依据进行考察，而人物画像作为“孔子画像”的核心，本该得到应有的关注。因为传记是对绘画的文字说明，人像头部附近标有人物姓名的榜题，与墨书写下的该人物的生平言行，都是为了明确图案的具体所指。

既然还存在不足，而迄今“孔子画像”的具体面貌，又经由王意乐先生之文得到了公示，那么凭借这一信息重新认识画像的文本问题，就不仅可以纠正一些由揣测而产生的失实情况，还能就相关问题进行有所根据的阐发。只是限于篇幅，本文的“孔子画像”特指孔子个人，而不涵盖随从出现的弟子，涉及“图案”与“传记”两部分。而且由于文字显现的直接性，将先从“孔子传记”与《史记》的关系出发，再谈及“孔子图案”与《史记》的吻合，从而探究海昏侯墓“孔子画像”人物描绘和传记书写的文本依据。以下笔者就依据王先生的披露，对自己思考的浅显拙见逐一道来，期望能有抛砖引玉之效。

二、 “孔子传记”与《史记》的关系

对比“孔子传记”的文字内容，可以较容易发现有关孔子的生平事迹，虽与《公羊传》存在个别相似的情况，但与《史记》基本保持一致。又由于传记对于图案的说明性质，可以暂且推测《史记》便是“孔子画像”创作的主要文本依据。当然，还得通过对文字和图案的全方位比较，才能验证《史记》曾经起到过的这种实际作用。由于孔子事迹集中见于《史记·孔子世家》，为使对比情况一目了然，以下就先将“传记”与《世家》的相关记载以表格形式逐条呈现。

表1 “孔子传记”与《孔子世家》的对比情况(6)表中条目为方便对比而加，数字一一对应。标有下划线的文字，为表述不同之处，整句文字大体相异则不加线。另为便于理解，“传记”标点也为笔者所加，“《史记》出处”依据中华书局1982年版，引用时均写作简体字。

(一) 主要依据《孔子世家》的记载

对比上表所列之文，发现“孔子传记”中只有标号11、13的语句，在《孔子世家》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述，因而二者是“同多异少”，“传记”是否主要依据《世家》，对于相异之处的考察就显得格外重要。就二者相异的情况来说，形式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为语句表述不同，但大意相同，如标号4、7、8、9、10、12、14的内容；二为字词使用不同，且其中省字、通假、加字和字序相反的现象又不影响内容所指的其余大部分对应之处，因而看似大意不同的也就只有五处。这包括：“野居”与“野合”、“姓孔，子氏”与“姓孔氏”、“六年”与“二十年”、“七十有七”与“七十有二”、“烕”与“微”。这种相异是否能够否定“传记”对于《世家》的凭借呢？以下通过分析孔子的纪年、姓氏和出生的三处差异，渐次来寻找答案。

1. 孔子的纪年问题——“六年”与“二十年”

关于孔子三十岁之年，“传记”与《世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所示为“鲁昭公六年”，后者记载为“鲁昭公二十年”。但二者其他相关纪年又都完全相同，如孔子的生年，都是“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63岁之年，都是“鲁哀公六年”；孔子卒年，都是“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而且时年都是73岁。由这些情况来看，就可以确定“传记”的“六年”乃是“廿年”的书写错误。(7)对此，邵鸿先生之文，也推测“‘六’更可能是由‘廿’字而误”。至于曹景年先生推测 “鲁昭公六年之‘六’，当是‘十八’之误”的观点，也是当初受到了材料的限制。参见邵鸿．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21；曹景年．海昏侯出土屏风所载孔子年岁蠡测[EB/OL].(2016-01-16)[2017-09-13].http： //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31.因此，衣镜的出土不仅不能动摇对孔子生年的传统认识，反而从实质上印证了对《世家》纪年的参照。

若考虑当时还流传着其他孔子纪年的说法，则可更为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参照便是一种文本依据。如关于孔子的“生年”，《公羊传》和《穀梁传》都记载为“鲁襄公二十一年”，这就与“传记”、《世家》的“鲁襄公二十二年”相差一年。又如有关孔子的出生时间，“传记”、《世家》都只记载了生年，《公羊传》和《穀梁传》却还记载了“生月”和“生日”，即《公羊传》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8)王维堤，唐书文．春秋公羊传译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16．《穀梁传》云：“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9)承载．春秋穀梁传译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64-565．如此有无同异之间的差别，“传记”却独与《世家》完全吻合，不能不视为一种文本取舍。再如《世家》不仅记录了孔子的生年，和孔子30岁、63岁和73岁的明确纪年，还有“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10)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82： 1912，1914，1917．等信息。这就说明司马迁或许正是整齐孔子纪年的第一人，《世家》所呈现的就是西汉中期最为详尽的孔子年谱，“传记”也以之为书写孔子事迹的凭借。

2. 孔子的姓氏问题——“姓孔，子氏”与“姓孔氏”

有关孔子的姓氏，“传记”与《世家》在描述上稍有不同，前者称“姓孔，子氏”，将“姓”与“氏”分开；后者称“姓孔氏”，将“姓”与“氏”连言。而按照先姓后氏的产生顺序，和孔子先祖为宋国公室，宋国又为商王室后裔受封之国，以及商民族祖先“契”之姓为“子”来看，对孔子姓氏的准确描述应当为“子姓，孔氏”。“传记”、《世家》的表达，均与此有所不同。

就“姓孔氏”来看，这是《史记》记录人物姓氏的惯用写法，因而类似表述非常常见。如《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始皇“名为政，姓赵氏”；《商君列传》记载： 商君“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11)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82： 223，2227．秦始皇本为“嬴姓”，却书“姓赵氏”；商鞅本为“姬姓”，却称“姓公孙氏”，可见都与孔子本为“子姓”而写作“姓孔氏”的用法一样，在于强调与近祖相关的“氏”。因此，《史记》只是适应当时“重氏轻姓”“以氏为姓”的文化背景，而对孔子姓氏的完整说法省略了“子姓”之“子”，这样“子姓孔氏”也就变成了“姓孔氏”的表述方式。

而且，有关姓氏的这种称谓方式，虽然根源于社会，但与太史公个人有着紧密关联。因为其他文献谈及孔子姓氏时，通常只单称孔氏，而不提及“姓”，司马迁则哪怕在强调“姓”的语境中，也保持着这种记述文体。如《殷本纪》记载： 帝舜将契“封于商，赐姓子氏”；《秦本纪》记载： 秦先祖大费被“舜赐姓嬴氏”；《韩世家》记载：“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12)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82： 91，173，1865．从这三例旨在强调商祖契被赐姓“子”、秦祖大费被赐姓“嬴”、韩祖与周同“姓姬”的同时，却也都见有“氏”字的现象，即可知“姓×氏”确为司马迁《史记》的撰述特色，因而他对于孔子“姓孔氏”的描述，正是《史记》这种特色的体现。

再来观察衣镜“姓孔，子氏”的描述，可见与正确说法正好相反。由称“姓”为“氏”、称“氏”为“姓”的并用，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都不见有他例存在，而且西汉对于孔子虽然可称“姓孔”，却没有单称“子氏”的情况，推测“传记”应当出现了某种错误。而比较“传记”与《世家》之文，可以发现如果去掉“子”字，二者就完全相同。由此联系前文所言“六年”的书写错误，则此处多出的“子”字大抵就是衍生之误。对此，邵鸿先生也曾推测：“其本同于《世家》，作‘姓孔氏’，因为‘孔子’一词极为惯用而衍出一‘子’字。”(13)邵鸿．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21．所以，“传记”有关孔子姓氏的说法，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也不能作为一种新观点代表时代的某种新动向，而仍然是以《世家》为蓝本。

3. 孔子的出生问题——“野居”与“野合”

有关孔子的出生，“传记”写作“野居”，《世家》写作“野合”，对此一字之差，王意乐先生认为“意思则大有区别”，“野合”暗指孔子父母的成婚，因年龄相差悬殊而不合当时婚礼；“野居”之“野”，是相对“国”而言的郊外、野外，应当指孔子父母“在尼山祈祷而在尼山附近结庐而居”。(14)王意乐，徐长青，杨军，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J]．南方文物，2016(3)： 66．

《世家》“野合”的原义，是否包含司马迁对于此事的个人评判，是否与“野居”都是对客观事件的描述，与本文涉及的文本问题没有直接关联，可暂且不论。但是由已知“传记”在依据《世家》的同时，却出现有错字、衍字的情况来看，此处的一字之差也应当属于错字的情况。即对此问题，笔者与邵鸿先生之意相类，认为“居”“合”二字的古字形十分接近，此处可能是“误‘居’为‘合’”的情况。(15)邵鸿．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21．

总结所示情况，可见“传记”的内容，除去通假、省略、讹误和同义表述等情况外，绝大多数都可以在《世家》中找到对应的记载，而且两者叙述的先后顺序也基本保持一致。其中“表1”标号16的这句话，尤其值得关注。作为“传记”和《世家》的共同结语，二者已经趋近于逐字相同的地步，且《世家》中明确记载这是“太史公曰”的内容，而这四字被公认为司马迁表达观点、议论史事的文体，更何况全文落脚的“至圣”二字的评价，本就最早出于《史记》中的“太史公”之口。所以，《孔子世家》便是衣镜“孔子传记”的主要文本依据，如此再来观察“烕”与“微”的分别，也当就是某种讹误。(16)邵鸿先生曾指出：“‘周室灭’，与历史事实不符。疑‘灭’本为‘微’，形近致误”。另有专家提示，此处或夹杂存在音讹的可能，即“威”与“微”可音近致误，“威”又与“烕”可形近致误。邵鸿．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18．

(二) 间或参照《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自序》的记载

以上虽然已经涉及了“孔子传记”的大部分文字内容，并重点通过一些相异之处的分析，指出了与《孔子世家》的联系，但是还有一处字词不同，以及两处在《世家》中不见出处的语句未予讨论。以下就通过对孔子弟子的人数问题和标号13一句的出处，说明“孔子传记”与《史记》其他篇章的联系。

1. 孔子弟子的人数问题——“七十有七”与“七十有二”

“传记”与《世家》关于孔子弟子的人数记载也有差异，前者为“七十有七”，后者为“七十有二”。然而同样不能据此否定“传记”与《史记》具有关联性。因为《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有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17)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82： 2185．可见“传记”与《列传》不仅弟子人数相同，所接之语也都是“皆异能之士”，因而此处参照的乃是《列传》的记载。这在与其他文献相关记载的对比中，同样可以感受到。比如《孔子家语》有篇名作《七十二弟子解》，但篇中列名76人，而这两个数字与“传记”的77人都不相同。(18)王意乐，徐长青，杨军，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J]．南方文物，2016(3)： 67．所以，“传记”对于孔子弟子77人的记述，虽然与《世家》不同，但却与《列传》一致，这说明“传记”涉及孔子弟子的部分，应主要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为参照对象。

2. 孔子的自我评价问题

“传记”标号13一句，涉及孔子对于自身的评价，虽然在《孔子世家》中找不到对应文字，但是却与《太史公自序》中的记载基本保持一致，即：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王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19)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82： 3297．

对比表中文字，与“孔子传记”的不同之处有：“我”作“吾”，“见之于行事之”作“见行事”，“夫《春秋》”作“故作春秋”，“人事之纪”作“人事经纪”，“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王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作“□□恶，举贤才，废不宵，赏有功，诛桀暴，长善苴恶以备王道，论必称师，而不敢专己”。这也就是说，虽然用字、用句略有不同，但是大体文字和语句大意是吻合的，而且阅读上下文可知这是出于太史公对于“上大夫壶遂”提问的答语之中。(20)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82： 3297．所以，由此二例看来，“孔子传记”还间或参照了《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自序》的记载，这便仍是以《史记》为文本依据。

(三) 仅有个例受《公羊传》的影响

“孔子传记”中还剩标号11的一句，未论及出处，其曰：“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缕耳。”与此句最为相似的文本出自《公羊传·僖公四年》之言：“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21)王维堤，唐书文．春秋公羊传译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92．此处“北夷”与“北狄”、“不绝如缕”与“不绝若线”虽用字略有不同，在当时却可互换，因而这一个例透露了《公羊传》在武、昭、宣之世的影响。但从其占有“孔子传记”内容的微小比例，以及“传记”在孔子纪年问题上对于《史记》观点的采纳来看，《公羊传》的文本作用在衣镜上并不突出。所以，联系衣镜上“孔子弟子传记”主要依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同时，又参照《论语》有所补充的情况，(22)何丹．海昏侯墓“孔子弟子传记”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文本联系[J]．励耘学刊，2020(2)： 275-301．或可推测衣镜有关孔子师徒的传记在总体以《史记》为基础性文本的同时，也存在少许被改造的成分。

三、 “孔子图案”与《史记》的吻合

(一) 孔子“长人”的形象

以上从“孔子传记”的角度说明了衣镜文本与《史记》的密切联系，那么“孔子图案”的情况是否也是如此呢？在“传记”和《世家》中都谈到孔子外貌具有的突出特征就是“身长”，都为“长九尺有六寸”，而且人人“异之”，“皆谓之‘长人’”，此处即可以此考察图案中的孔子形象由何而来。

对于这样的外形特征，虽然《史记》之前的文献也有谈及，如《荀子·非相》曰：“帝尧长，帝舜短；文王长，周公短；仲尼长，子弓短。”(23)王先谦．荀子集解[M]//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二)．北京： 中华书局，2006： 46．但都不如《史记》详细。而观察衣镜的孔子图案，对这一特征也有刻意表现，即其中的孔子像高约28.8厘米，对比颜回像高约27厘米、子赣像高约 26.5 厘米、子路像高约26.2厘米、子夏像高约26.3厘米等(24)王意乐，徐长青，杨军，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J]．南方文物，2016(3)： 63．都明显高出。按照图案的身高比例，推测绘者在绘画过程中设定孔子的身高时，应当参照了某一具体的数字，而这个依据也就只能是记载最明确的《史记》。

(二) 孔子“布衣宗师”的形象

描绘“孔子图案”时参照《史记》文本的这种推测，也可以由古代典籍关于孔子形象的其他记载得到求证。如《荀子·非相》曰：“仲尼之状，面如蒙倛”，(25)王先谦．荀子集解[M]//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二)．北京： 中华书局，2006： 47．《孔子世家》记载郑人说孔子：“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26)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82： 1921．可见都是对他在当世未能施展政治抱负时的形象表达。反观图案中的孔子，则是以一副布衣形象示人，显得儒雅、内敛而谦恭，正好可对应“传记”和《世家》所共同书写的“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的形象。而且为了强调他的这一“学者之宗”的布衣形象，“孔子画像”中还特意描绘有弟子随同出现，这又与西汉武帝以来尊孔崇儒的氛围相适应。

孔子形象由“丧家之狗”到“学者之宗”的这种地位变化，正得益于孔子一生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也就是他所开创的儒学，因而“孔子传记”正是要突出孔子“儒者之宗”的身份。图案中的孔子头戴小冠，身穿深衣长袍，拱手而立，恰好吻合儒者的形象。所以，本文从“传记”到“图案”所示的这诸多“吻合”，自然不能随意视为“巧合”，可以推论出海昏侯墓“孔子画像”的创制，应当就是以《史记》为根本性的文本依据，其中图案与传记可以互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