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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人缘何总督两江七十余年

2021-10-22徐志频

书屋 2021年10期
关键词:陶澍总督两江

徐志频

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

卌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清光绪八年(1882),东阁大学士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前后接力,继往开来。到任后,他即在南京为前辈楷模陶澍、林则徐修建二公祠,并题写下开头这副楹联,以明履新心志。其时,离陶澍出任两江总督,已经过去五十二年。

陶澍是清朝第一位湖南籍两江总督,赴任在道光十年(1830)。有了陶澍破局之举,两江总督职位从此与湖南籍士大夫结下长久情缘:陶澍身后,湖南湘阴籍李星沅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接任。咸丰十年(1860),湖南湘乡籍曾国藩接过总督两江权杖。曾国藩去世(1872)三年,湖南新宁籍刘坤一先后又两次出任两江总督。在左宗棠到任前,与他慷慨唱一和、砥砺并肩的义友彭玉麟已接力刘坤一,在这个位置上坐过一季。待左宗棠以赤诚心事恭谨任事,已经是第六位湖南籍两江总督了。

光绪十年(1884),左宗棠因援越抗法事急而挂印回京,再任军机大臣,接替两江总督一职的是湖南湘乡籍曾国荃。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病逝于抗法援越前线福州,在他身后,两江总督又代有更替:刘坤一于光绪十六年(1890)、光绪二十一年(1895),再次两次出任(共计四次,次数最多、在任时间最长)。刘坤一身后,湖南隆回籍魏光焘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接任。到光绪三十年(1904),湖南浏阳籍李兴锐出任。李兴锐作为最后一位湖南籍两江总督,到任主事距陶澍于道光十年(1830)接印任事,已经过去七十四年。

从道光十年(1830)算起,到宣统三年(1911)大清终结,不过八十一年。湖南籍士大夫稳坐两江总督职位,前后竟达七十四年,人数也达九人之多,令人叹为奇异,历朝历代均十分罕见。后世因此流传猜测,两江总督自陶澍往后,已经被湖南人所把持,成了他们的“禁脔”,不容外省人染指。此说,聊备一格。

清初的两江,指江南、江西两省。因江苏、安徽同属江南省,所以名曰两江,事实上下辖江西、江苏、安徽三省。两江总督前身,是顺治四年(1647)设置的江南、江西、河南三省总督,总督府驻江宁(今南京)。顺治九年(1652),总督府迁往南昌,改名江西总督,但很快恢复旧制。康熙元年(1662),朝廷操江事务划归江南总督管理。康熙二十一年(1682)仍合,正式定名为两江总督。清朝赋税主要依赖南方数省。两江作为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是朝廷粮食与财税的支柱。道光、咸丰两朝起,中国八大行省被封疆大吏视作肥缺的首选是直隶与两江。直隶总督手持地方第一权把子,两江总督手握地方第一钱袋子。

两江手握地方经济命脉,经营好坏,直接关系朝廷安危,朝廷对总督人选自然要爬罗剔抉。比较可以看出,历任直隶总督多提携一些过眼云烟式的权臣充任,两江却由始终由一些事功彰昭的重臣担当。从康熙四年(1665)到宣统三年(1911),两江总督共计九十八任、八十余人。治理成就彰著者有于成龙、张鹏翮、史贻直、尹继善、陶澍、裕谦、牛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等数代名臣,侧面可以看出这点。

陶澍被道光皇帝起用做两江总督的最初动机,源于道光五年(1825)五月的那场十分常见的洪水。

江苏洪泽湖决口导致朝廷漕运阻浅,北京城面临空前粮荒,王公贵族举家慌乱。道光皇帝紧急下令安徽巡抚陶澍与江苏巡抚张师诚岗位对调,令陶澍接圣旨即迅疾赴任,以解决漕粮北运难题。

漕运是将南方诸省征收的皇粮通过河道运往北京城,每年四百万石左右,有国家编制的运输队二十余万人。漕河之所以阻浅,原因诸多,比如连月干旱。但在大清朝的帝国体制里,最根本的原因人祸大于天灾。道光皇帝缺乏先祖康熙、雍正那样宏大的气魄与精远的谋划,无力驾驭大清帝国臃肿庞大的官僚团队,包括漕运总督及其属下吏员。帝王对官僚团队一旦不能施以阴阳智术进行控制,官僚问题瞬间丛集,官员颟顸退避,疏于任事成为常态。人浮于事,吏治废弛,贪墨遍地。漕河阻浅正是由于官僚相互扯皮、推诿,人浮于事所致。

陶澍不同于道光朝常见的官场循吏,其人元气淋漓,充满理想跟情怀。因为生于湖南山野人家,自小蓄养自然清氣,陶澍对儒家忠君报国教导笃信不疑,满心激情,勇于担当。在万马齐喑的官僚团队中,这一特征有如鹤立鸡群,被道光皇帝一眼相中。陶澍之所以有足够的能力任事,又得益于他早年求学期间,父亲陶必铨于四书、五经之外,教他自学了算学、测量功课,这些科考之外的知识,让他打好足够的理工技术底子,懂得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经济领域的现实问题。

五年江苏巡抚任期内,陶澍首办漕粮海运,空前成功。他趁势整肃吏治,改良民风,加强治安,严惩讼棍,关心民间疾苦,救济灾荒,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令江苏面貌焕然一新。

陶澍最终能被朝廷委以两江总督重任,基于他办事霸蛮、敢于担当的精神。道光皇帝在圣旨中跟他交心的一段批文,可以得到答案:“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意恤民,遇事则念及身家,行法则不计及久远。朕所惧者在此,所恨者亦在此。欲求一堪膺重者,不可多得。”

到道光十年(1830),陶澍被加太子少保衔,署两江总督,寻实授。

两江总督任上,陶澍像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锐意改革。他治水修河,改革盐政,更新币制,提携后进,为清朝同光中兴打实了基础。

其后李星沅继任两江总督,可以看作陶澍经世致用改革的延续。

到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时,情况跟陶澍时期已经大为不同。朝廷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锐意于经济改革,而是如何倚靠军事保全性命。

咸丰十年(1860)五月初三,咸丰皇帝几经犹豫,最终授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此时,曾国藩办湘勇已经八年。他出山带兵前,是大清礼部侍郎,从二品实职,八年仗打下来,他成了地方帮办团练大臣,空有从二品侍郎头衔,却没有地方实职。但朝廷任命他总督两江,与其说是出于皇帝的高度信任,不如说是四顾无人之后的孤注一掷。

咸丰八年(1858)秋,曾国藩第二次出山,率领湘勇在安徽、湖北、江西兜兜转转一年多,胜仗少而败仗多,几乎无功可奖。其时,胡林翼为了替早在三十七岁那年已是從二品侍郎的曾国藩谋求一个正二品的地方实职,不惜鼎力保举他做四川总督,遗憾未获批准。

就在曾国藩本人对晋升几近绝望之时,朝廷突然任命他做两江总督。

事实证明,咸丰皇帝任用曾国藩总督两江,对消灭太平天国在政治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曾国藩本人军事战略、战术水平原本一般,但他的政治运筹才能超凡出众,尤其善于团结一大批能员、干吏,合作来成就大事。两江关联东南数省,腾挪跌宕地势开阔,足够大才施展本领。同治元年正月(1862)左宗棠巡抚浙江,三个月后,李鸿章也顺理成章巡抚江苏,中国中部、东部、东南部湘军由此连成一片,彼此呼应,这正是曾国藩总督两江的政治功效。

比较之下一目了然:左、李出山前,骆秉章、曾国藩、胡林翼率湘勇围剿太平军八年仍不分胜负;左、李封疆不过两年余,太平军便被曾国荃与二人联手剿灭净尽。

刘坤一等人其后接任两江,延续的正是曾氏赫赫军功的余烈。

到光绪八年(1882)左宗棠总督两江,因时势迥异,跟陶澍、曾国藩出任的原因又大不一样了。其时,东阁大学士左宗棠在紫禁城内担任军机大臣已过七个月,当时实权已高于陶、曾。左宗棠由内阁宰相、军机大臣外放为两江总督,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他已经完全习惯陕甘总督期间远离朝廷指挥的军事生涯,对在慈禧眼皮底下言听计从的请示、汇报工作严重不适应,而慈禧多次拖延甚至拒绝左宗棠的申报奏折,令左宗棠深感宫墙之内办事处处掣肘,压抑无奈。

二、朝廷以左宗棠收复新疆期间提出“海塞并防”的战略为由,令他在解决塞防危机之后,如期兑现中国海防战略,同时利用他如日中天的声望,对地方洋人在声势上造成一定震慑。左宗棠本人此时也有外放的想法,既已拜相封侯位极人臣,他极力思图在地方建设上做出一番事功,以追求个人名望、事功锦上添花,为后世范。

总督两江的近三年里,左宗棠跟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共同勾勒中国海防蓝图,其功效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他统筹楚军将领,将二千余法军从台湾打跑,成功护卫宝岛不被法国占据。抗法援越战争中,左氏部将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场正面战场中的对外战争胜利。

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逝世。刘坤一、魏光焘、李兴锐三人,秉承左宗棠遗绪,在总督两江期间,立足海防,着眼外交,抵御外战。湘军事业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达到巅峰,湘人自然被朝廷看成国防的屏障。

凡事皆有盛衰。老子说:“物壮则老。”又说:“器满则倾。”这两句话不幸在湘军后期应验。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由刘坤一统帅、魏光焘指挥的湘军将士在牛庄陆战时被日军彻底打败,湘军神话一夜之间光环破灭,湖南籍士大夫由此失去继续总督两江的本钱。大清王朝因失去湘军依恃,在残阳夕照中急遽坠入薄暮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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