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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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的公元前6500年的含炭化稻谷的陶片，湖北红花套出土的公元前4200年的石斧，河南洛阳王湾出土的约公元前2200年的镂空陶器座……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基本陈列展《古代中国》第一单元“远古中国”中徜徉，我们即使对考古知之甚少，也可以感受到中国考古人近百年来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所做的努力。这三个遗址都是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当年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实习考古的地方。

严文明先生从一个考古学家的立场出发，用哲学家的思辨和诗人的眼光洞悉了中国史前文明的结构美，提出了“重瓣花朵”的论断，说出了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密码。

北京海淀蓝旗营一间普通的住宅，不大的书房，88岁的严文明先生从他用力最深的仰韶文化开始，讲述自己的考古故事。

中国考古从一开始就在探索中华早期文明

从1921年河南仰韶村的考古算起，中国考古已经走过百年。这百年间考古学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严文明先生从书房摆满考古报告的书架上取出新版的《中华远古之文化》给我们看，“1923年安特生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这是中国第一个考古遗址仰韶的考古报告，它就是对中华早期文明的探索，探讨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把中国考古放到了世界文明的背景上去考虑，起点相当高。”

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主要还是在1950年以后展开的。1958年严文明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讲的就是新石器时代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