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牧凉

上世纪60年代初，李济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做破损铜器粘合试验。图片|三联生活周刊

1926年3月，从太原一路南下的李济，在山西运城夏县西阴村，看到了这样的情景：“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他们随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带彩的。

中国人的考古之始

1926年的李济，虽然只有30岁，却已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负责人类学、考古学课程，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五大导师”一年有余。这一年的小年当天，李济离开北京奔赴山西，在介休考察窑房、对居民做体质调查，到绵山考察佛院，至临汾考察尧都……直至发现西阴村遗址后两天，李济才结束这次历时近两个月的调查。

未承想在归途中，李济患上了斑疹伤寒，返京后一病不起。李济家人又错信民间偏方，一度耽误了医治，李济险些病危。所幸赵元任的夫人断然做主，将李济送至协和医院，他才转危为安。大病初愈，西阴村的情景又在李济脑中浮现，病榻之上，他便开始为考古发掘做起了准备。

李济为何要发掘西阴村，如今已有不同观点。如考古史学者陈洪波认为，当时安阳殷墟已通过出土的甲骨文被确定为商代晚期都城，“西阴村所在的夏县是传说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李济看来想碰一下运气，看是否能够在这里找到夏的踪迹……”当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先秦史抱有普遍的怀疑态度，寻找夏代的考古学证据，自此便成为当时乃至今天中国考古的焦点问题。但也有学者如北大的孙庆伟认为，李济是想通过调查和发掘史前遗址，回应安特生——这位瑞典的地质学家根据他1921年在河南仰韶村发现的彩陶，发展出结论：中国的史前彩陶与欧洲的史前彩陶相似，中华文明可能“西来”。当时中国学界自然无法认同这种观点，但因为尚未自己主持过考古工作，所以也拿不出可资反驳的实证。

此外，选择西阴村还有一些学术外的考虑。譬如梁启超向李济推荐山西，因为那里治安稳定;虽然到最后时任山西省长阎锡山没有回复国学研究院的公文，但山西内务署负责人被李济的诚意所感动，代表省长批准了发掘。此外，“史前遗址不含任何金属品，可以避免挖宝的怀疑”，“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埋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也成了选择西阴村的原因。

虽然最终李济在西阴村发掘短短两个月，既没有发现传说中的夏都，也没有发现中华文明并非西来的铁证，但发掘出的大量陶片与半枚茧壳等新石器时代遗物，仍可谓收获颇丰。只是当时国人还不能理解考古的意义，李济用了9辆大车、五六十匹马骡走了9天，才把60箱陶片运回北京。有人问：“花了这么多钱，难道就为了这些破陶片？”而有故作聪明者回答：“这些都是科学标本，运回北京化验后，可以提炼出值钱的东西……”

1929年，李济和董作宾坐压道车离开安阳。图片|商务印书馆

比發现的遗物更为重要的，是西阴村发掘为考古这门从西方引进的全新学科，在中国奠定了科学的方法。李济使用的“探方法”（挖8个2米见方的方坑发掘）、“三点记载法”（记录三维坐标）、“层叠法”（记录人工层位）等，都与如今国内外考古工作的方法一脉相承。

其实严格来讲，李济并非考古学出身。最初在“清华留美预备学堂”7年半，他就涉猎广泛，出任过清华演剧队队长，发起过砥砺品行学问的学生团体“新少年会”。到1918年他登上奔赴美国克拉克大学的客轮时，准备就读的也是心理学。待两年过去，他来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方向才变为人类学。在美国，通过田野发掘获得研究材料的考古学，往往被视作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一个分支学科。不过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虽然让李济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美国人类学会会员，但文中使用的知识与方法，仍是非考古学的体质人类学等。

只是李济从美国归来后，作为国内绝无仅有的人类学博士，很快就被中国丰富的考古资源吸引而去：1923年，他在新郑李家楼大墓小试牛刀，采集材料虽不足一个月，日后却做出了细致的研究——《新郑的骨》。及至西阴村发掘，李济已成长为当时中国当之无愧最专业的考古学者。1928年，他实至名归地加入由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傅斯年主持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成为当时中国考古的实际领袖，并开始执掌后来被称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系统展开之始”的殷墟发掘。

李济从美国归来后，作为国内绝无仅有的人类学博士，很快就被中国丰富的考古资源吸引而去：1923年，他在新郑李家楼大墓小试牛刀，采集材料虽不足一个月，日后却做出了细致的研究——《新郑的骨》。及至西阴村发掘，李济已成长为当时中国当之无愧最专业的考古学者。

殷墟考古的辉煌与艰难

从晚清在殷墟发现甲骨开始，殷墟就既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又成为各方势力盗掘的对象。傅斯年选择殷墟作为史语所乃至当时中国考古的主战场，当然有看中此地作为商代都城，有文字材料、年代明确、学术意义重大的考虑，但也有抢在盗掘者之前发掘以保护殷墟的目的。1928至1937年，史语所先后在殷墟发掘15次，几乎全考古组齐上阵，声势之浩大，在1949年前的中国考古史上无可匹敌;发现的宫殿、宗庙和帝王大墓，则将3000年前商王朝的辉煌背影从无到有勾勒而出。

考古工作新鲜而神秘，影响力随即扩散至圈外。1930年李济在济南出席一场新闻发布会，闻讯而至的记者和当地文化人把大厅围了个水泄不通。自由提问中，记者直接抛出了考古和盗墓有何不同的问题。李济的回答，可谓殷墟发掘方法的概括：“考古不是挖宝，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增进我们关于历史的学问来说，地下的瓦砾骨头与黄金珠宝并无区别。”“（盗墓贼）之卑劣采集手段，导致广大公众对古器物之出土地点、层位及连带关系无从得知，而此种知识乃为进一步系统发掘所必具备……科学发掘之结果，不仅能以古代遗址及遗物之科学价值取信于公众，并能促进对其施加必要保护，并传布科学考古学知识之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