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茂盛，彭志军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038)

0 引言

博古纹作为一种纹饰，不仅出现在陶、瓷器上，也出现于织物、笺纸等物品上。就学术界已有的研究而言，相关研究成果不少。其主要可分为博古纹文化内涵的研究、织物等物品上博古纹的研究及陶瓷上的博古纹研究。具体到陶瓷上的博古纹研究，既有研究近代陶瓷博古纹的，亦有研究陶瓷博古纹的来源，还有探讨陶瓷博古纹图样的组合等。但对康熙朝青花博古纹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认为康熙朝青花博古纹的出现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此，本文将依据相关的实物、图片及文字资料对康熙朝青花博古纹兴盛的原因进行深入探究。

1 青花博古纹概况

“博古”一词最早见于北宋王黼编著的《宣和博古图》中。宋时部分工艺品如家具、书画中也有博古纹出现，但作为陶瓷纹饰出现则大约是明代万历、崇祯年间[1]。至康熙朝时，青花博古纹瓷器才真正发展成熟并为时人所重视。据冯先铭所言：“只要是鼎、尊、香炉、瓷瓶，玉器、书画、盆栽等被作为装饰题材时，都能称其为‘博古’。”[2]宋明以来古器鉴藏活动盛行，“好古”之风席卷全国，文人士夫更是“尊古”“崇古”。这一风尚延及清代，于康熙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瓷器上表现出来的是屡见不鲜的博古纹饰，“瓷器上的博古纹有用作主题的，也有作为辅助的，最常见的还是四面开光，中绘‘博古’。”[2]如图1 所示。即为康熙朝常见的开光博古纹文房用品笔海，这是当时瓷业市场中的翘楚，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是文人士夫挥毫泼墨、陶冶性情的载体。

图1 清康熙蓝地梅花开光博古纹笔海（上海御宸拍卖有限公司2015 年拍品）Fig.1 Kangxi blue and white plum blossom Bogu pattern brush holder,Qing dynasty (from Shanghai Yuchen Auction Co.Ltd.2015)

康熙朝青花博古纹的盛行在史书中鲜有提及，但出水出土的实物资料比较丰富。如“碗礁一号”清代沉船[3]、山东即墨县衙遗址[4]均发现数量可观的康熙朝博古纹青花瓷。图2 是在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打捞出水的康熙朝博古纹瓷器。图2 中纹饰风格是博古纹瓷器中的典型：腹部上下均有两道青花弦纹，中间描绘的是博古图，与釉面青白辉映、典雅淡远。

图2 清康熙青花杂宝博古纹盖罐（福州市博物馆藏品）Fig.2 Kangxi blue and white capped jar with multiple Bogu patterns,Qing dynasty (Housed at Fujian city museum)

2 康熙朝青花博古纹的艺术特征

无论是实用器还是观赏器，康熙朝青花博古纹瓷让人眼前一亮。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承载了太多的文人“尚古情怀”与制瓷者的探索和努力，是中国陶瓷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康熙朝青花瓷器采用的是“青花五彩”之美誉的浙料[5]。因此，画工们能得心应手地作绘，将博古纹青翠深远的意境勾画得淋漓尽致，成为文人士夫“崇古”的不二之选。纹饰方面则多用康熙朝常见的开光与冰梅纹相结合[6]。如图3 的康熙朝青花冰梅开光博古纹罐，即采用开光形式且开光开双线。图案一般以瓶、鼎、三足香炉为主体，瓶鼎之中常插花或孔雀毛（如图4），用卷轴、如意、丝带、琴棋、书画等作辅助纹饰（如图5）。与冯小琦所言的“用‘瓶’做主纹，以鼎、尊、彝等古物做辅助纹饰，瓶内插短戟或折枝花”[7]大体一致。画工们手法高绝，青料浓淡鲜明不晕散，题材复古雅致，共同造就了巧夺天工的青花器物。

图3 康熙青花冰梅开光博古纹罐（江宁博物馆藏品）Fig.3 Kangxi blue and white capped jar with plum blossom Bogu patterns,Qing dynasty (Housed at Jiangning museum)

图4 康熙朝青花博古纹茶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Fig.4 Kangxi blue and white tea kettle with Bogu patterns,Qing dynasty (Housed at Beijing Palace Museum)

图5 清康熙青花博古纹蟋蟀罐（北京故宫博物院藏）Fig.5 Kangxi blue and white cricket jug with Bogu patterns,Qing dynasty (Housed at Beijing Palace Museum)

3 康熙朝青花博古纹兴盛原因探究

康熙朝前期，局部的社会动荡时有发生。平定三藩后，政治形势得到很大程度的缓和。经济方面，制瓷业尤其是景德镇的官民窑再次兴旺。顺治二年，匠籍制度被废除，官窑基本不存在。官瓷采用“官搭民烧”的方式进行[8]。“康熙朝中期恢复御窑厂的同时，也恢复并改良了‘官搭民烧’制度，民窑的利益得到保障，烧瓷范围也不断扩大。”[9]这极大地减少了瓷窑发展的阻碍。中期以后，康熙朝瓷器生产进入黄金时代。2005 年福建平潭碗礁1 号清代沉船中曾打捞出水大量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其中，博古纹瓷亦不在少数[10]。这就证实了铁源的说法，即：“康熙时期博古纹饰广为流行，有官窑、民窑，还有许多外销瓷，其中以民窑青花最多，民窑中又以博古纹瓷居多。”[11]由此可知，清康熙朝青花博古纹瓷器数量非常可观，呈大繁荣大发展的态势，其兴盛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的来说，康熙朝青花博古纹的兴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3.1 “尊古”“尚古”文人情怀的抒发

康熙朝青花博古纹瓷器数量丰富且精美绝伦，不得不说是受了当时“尊古”“尚古”风尚的影响。这一风尚的形成，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而言，康熙朝中期以后百业俱兴，经济高度发展，文化也极度繁荣。但在繁荣背后，康熙帝又利用文字狱钳制文人思想，“导致明清之际自由思想的萌芽被粗暴地摧毁了，文人士夫对于国家大事缄默不语，转而一心整理古籍、考证古物”。[12]虽然有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但士人谈论除国事之外的事情依然得到支持，尊古、尚古得以流行。主观方面，是康熙朝文人自主选择的结果。康熙朝文人多为汉人，与清朝人士相比多了一份对中原故国的怀念。书画家恽寿平作为当时的晚明遗老，是“由明入清”文人士夫的代表。他深知大势已去、无力复国，只能在书画作品中挥洒情感[13]。与此同时，更有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开始回归经典，引经据史、考证古籍、治学经世，继承并弘扬自己所掌握的文化，试图总结出明亡的经验教训，流露出一种复古倾向[14]。在蒋志琴看来，“尚古，是康熙朝文人士夫对明末以来文人风骨的集中讨论与反思，是通过缅怀古人的品德树立当今的学问高骨。”[15]换句话说，尊古、尚古之风是当时文人士大夫主动调适自身以适应新环境的一种表现。

可见，康熙朝的“尚古”是文人士夫共同营造的一种审美情趣。在这种审美情趣的影响之下，无论是前朝遗民还是民间文士都能充分抒发自己的好古情怀，青花博古纹瓷器又恰好绘出了文人所热爱的“古色”，让文人士夫实现了借“瓷”抒情、托“瓷”言志的愿望。从而较大程度促进了康熙朝青花博古纹瓷器的兴盛。“尚古”也从无形的情怀变成了有形的青花器物。

3.2 康熙帝崇儒重文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言，康熙朝文人尚古，热衷博古。青花博古纹瓷器作为博古活动的产物，承载着文人阶层的喜好。康熙帝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目的，兴儒学，重文士，又间接促进了青花博古纹的兴盛。

陈维昭辄言：“康熙帝推崇儒学，重用汉人的政策为汉族士大夫实现自我价值、弘扬汉族文化提供了国家层面的支持。”[16]康熙朝的文人士夫，大多为汉人，面对如此庞大的文士阶层，如处理不当，清政权便随时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因此，推崇儒学、重用文人便被提上了康熙帝的政务日程。“大势稍定，即开‘鸿博’之科，网罗才俊，既修《明史》，并肄诸经。”次年，康熙帝又以26岁的年纪亲自主考“鸿博”，“圣祖以儒学开一代风气，儒家言：天子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身修则家齐，然后可以治国平天下。”[17]如此，儒学大兴，文人士夫的社会地位提高。“康熙瓷器纹样中的与文人情怀相关的场面也顺理成章地大量出现。”[18]群众基础自然而然壮大起来，对青花博古纹的需求愈来愈盛，造就了康熙朝青花博古纹的黄金时代。

不仅如此，康熙帝还关注文人士夫的审美情怀，试图与他们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这其中就有康熙时期的书画大家刘源。《中国陶瓷史》中提道：“当时官窑器上的图案绘制很可能有些就是出于他（刘源）的手笔。”[19]《清史稿》也有记载康熙中期景德镇开窑时，刘源参考古今各种纹饰并加以创作，所成器物的精美程度甚至超过明代各个窑口[14]。对于任用文士参考纹样，《文脉的传承》中写道：“（明清）文房用具的艺术风格都有意无意地偏向于附和文人的兴趣。因此，在文玩的设计或制作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吸引了大多数文人的参与。”[20]

康熙朝文人好古，康熙皇帝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向文人阶层示好。尊重文士审美，烧造有博古纹饰的青花瓷，表达自己对尚古风尚的支持，从而达到笼络文人士夫的目的。事实上，“康熙一生都在为满汉文化践行，瓷器上的纹饰不过是沧海一粟。”[18]与此同时，当一部分文人感知到被重视时，愈来愈多的文人“附庸风雅”，青花博古纹瓷器就愈发炙手可热。就像孔欣颖所言：“康熙时期的博古文化已经融入整个社会，上至王公贵族下到普通百姓，都将博古视为雅好，以此表达自己超脱凡俗、境界高远的思想。所以，无论是博古画还是博古纹瓷，都是尊古崇古、寄托情怀的产物。”[21]

3.3 宫廷赏花插花的影响

康熙朝青花博古纹的一大特色就是“瓶中插花卉”，如图6 所示。图6 为康熙朝民窑青花博古纹盘，通体透露着一股文人生活气息。“康熙时期的博古纹瓷中，‘瓶中插花’所占比例约有43 %，多出现于康熙早期和中期，大致有‘瓶花’‘觚花’‘盆花’几类。”[22]这与宫廷贵族喜爱赏花插花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插花史》记载：“宫廷插花的器具颇为华丽，春冬用铜，秋夏用瓷，偶尔也会用花篮。”[23]不仅宫廷女眷如此，就连康熙帝本人亦如此。“其书房或以汝、官、哥、定、钧等名窑小瓶，或商周铜器等，或以壁瓶插作斋花，花色常仅一种，多则两种，至称高雅。”[23]统治阶级的插花活动风雅别致，再加上康熙帝的“名人效应”，引起了民间文人的争相效仿。敏感的制瓷者找到了商机，将“瓶中插花卉”题材与青花纹饰相结合，继承并发展晚明以来不被人熟知的博古纹饰。博古纹瓷器应运而生，风靡一时，受到文人阶层的广泛追捧，从而促进了青花博古纹瓷器的兴起。

图6 清康熙青花博古纹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Fig.6 Kangxi blue and white plate with Bogu patterns,Qing dynasty (Housed at Beijing

清代是一个对前朝经典高度总结的时代。“当朝文士也将这些经典作为精神食粮，并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激活灵感，构筑古雅之美。”[24]瓶中插花卉本饱含闲情雅致。当它与晶莹似玉的白瓷、深远淡雅的青料出现在一起，更显得意境深远。而这正是康熙朝文人所向往与慕好的“古雅之美”。

3.4 青铜器象征意义的增强

冯先铭说：“凡鼎、尊、彝、瓷瓶，玉件、书画、盆景等被用作装饰题材时，均称博古。”[2]康熙朝是青花博古纹发展最盛的时候，也是“博古”味道正浓的时候。具体表现在博古纹饰从瓷瓶（如图7 所示）向古铜器的（觚、鼎）转变（如图8所示）。则康熙朝青花博古纹兴盛的又一原因：象征着身份、地位、财富的青铜器被装饰在瓷器上，不仅具有浓郁的“博古”气息，也让无法接触到真实青铜器的文人士夫得以“见物抒情”，满足其文人情怀。

图7 清康熙青花博古纹浅碗（即墨博物馆藏品）Fig.7 Kangxi blue and white bowl piece with Bogu patterns,Qing dynasty

图8 康熙青花博古纹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Fig.8 Kangxi blue and white bottle with Bogu patterns,Qing dynasty

“古代青铜器是花器模仿的经典造型。因为古器的造型古雅，其所表现的庄重与古雅象征着礼制与道德。另一方面，曾经的礼器、酒器成为如今的插花器皿，也不失为一处夺目的亮点。”[25]这样可用来插花的青铜器并非文人士夫所常见，但它们所代表的礼乐文明与博古气息却是为人载道。当觚、鼎等青铜器的青花博古纹瓷器面世时，不仅对瓶插类博古纹是一个更新与进步，而且在追随赏花插花风尚的同时，仍未摒弃尊古尚古的文人气息。“以古器物配折枝花，这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中的一个特殊图像类型，芳香清新的鲜花与古朴厚重的古器物结合是一种典型而又纯粹的‘审美’文化，它在改变古物属性的同时，也为鲜花赋予了新的内涵。”[26]一个满载当代插花与古代礼乐文明的产物——青花博古纹瓷器更为人所爱，为人所重。“文人群体对博古图案的审美取向与好古风尚延伸至社会，‘热爱博古’的小众文化逐步被民众接受与认同，从而变成大众文化。”[27]王琰也说：“瓷绘博古图像中之所以偏向选择古器物，是统治者出于崇尚礼制及巩固政权的需要，从而对文人群体喜好和鉴赏产生了影响。”[22]

4 成熟的陶瓷彩绘技艺

前文提及康熙朝博古纹瓷器数量庞大，为时人所好。可见无论是陶瓷本身的质地还是外部的青花彩绘，都让人爱不释手。根本原因在于当时陶瓷彩绘技艺的成熟。

自元代始，彩绘瓷尤其是青花瓷的生产日益增长。至清康熙朝陶瓷彩绘技艺已经炉火纯青。正如叶澜波所说：“清代彩绘瓷高度繁荣，在中国数千年的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28]张东的《古瓷鉴要》也提道：“清代釉上彩绘瓷已经与青花瓷一起成为景德镇官民窑的主流产品，不仅数量上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且创烧出了粉彩和珐琅彩瓷。”[29]如图9 所示，此为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打捞出水的博古纹盘。可见康熙朝的制瓷工匠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对颜料的运用十分熟练。其通过浓淡相宜、层次分明的色调，表现出瓷器画面中闲逸雅致的意境。所谓青花博古纹，即于器物纹饰之上再绘器物，这对于工匠技艺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从出水出土的青花博古纹瓷器来看，数量丰富[10]，图案美观。由此可见，当时青花博古纹瓷器在海内外有着不错的销路。清朝国内有庞大的文人群体，销量势好自不必说，外销也有如此需求，这绝非只是因为文人情怀，而是得益于娴熟的青花彩绘技艺。

图9 清康熙五彩博古纹盘（福州市博物馆藏品）Fig.9 Kangxi blue and white multicolored Bogu patterns,Qing dynasty

5 结 语

清康熙朝博古纹瓷器得益于浙料的清新淡雅，分水技法成熟。纹饰图案多与当时常见的冰梅纹结合，又于开光当中绘出瓶、鼎、觚等古物，并配以如意、丝带、书画等，符合文人士夫的审美情调，从而广受追捧。康熙朝青花博古纹瓷器兴盛，其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文人尊古、尚古情怀的影响。博古纹承载了“尊古”“尚古”的文人情怀，与文人士夫产生了情感的共鸣。二是康熙帝推崇儒学、重用汉人策略的推动。彼时的社会环境提升了文人士夫的社会地位，甚至在瓷器制作上也体现了文人的审美。“瓷器更多地肩负着社会宣传责任，它甚至比绘画更有担当、更有自由、更能深入民间。”[18]因此，可以帮助朝廷达到快速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目的。青花博古纹瓷器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促进了康熙朝统治基础的稳固。三是宫廷赏花插花活动的影响。贵族的先行效应引起了文人士夫对赏花插花的热衷。当插花被绘于青花瓷之上，自然造就了青花博古纹瓷器受热捧。四是社会上对青铜器象征意义的重视。花束插于瓷瓶之上意境清远，插于古铜器之上则古雅。古铜器更具“博古”意味，与青花瓷、花束结合，更有利于文人士夫“附庸风雅”。五是康熙朝青花彩绘技艺成熟，彩绘瓷发展达到巅峰。匠人们以多年经验，游刃有余地在器物之上再绘器物纹饰，将康熙朝所存的文人气息一笔一画地绘于瓷器之上。既满足时人审美，又便利后人畅想盛世繁华的康熙王朝。因此，综上所述，共同推动了康熙朝青花博古纹的兴盛。

约从明末万历年间开始，博古图作为青花纹饰出现于世俗生活中，一经诞生就与文人气息紧密融合。明亡清立，文人气息却不减。博古纹瓷亦在蒸蒸日上的瓷业作坊中得到重视。一件瓷器，一种纹饰，见证了康熙朝始终未灭的文人气息。康熙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无意中促进了博古纹的兴盛。对于博古纹而言，帝王的喜好与政策倾向固然重要，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当属制瓷工艺的进步。康熙朝青花瓷采用低铁低锰的浙料进行装饰，制瓷者技艺高超，所绘纹饰浓淡远近相宜且不晕散。博古纹饰借助如此成熟的分水技法，无论是在意境上还是在题材上都达到了空前的“古色”。青花博古纹瓷器遂成为康熙朝盛极一时的名珍，成为研究康熙朝社会文化背景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