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天琦，李波(中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全面小康建设研究院，武汉 430074)

长期以来，在小规模、粗放式的农业生产模式、薄弱的环保意识和滞后的环境治理措施等多重因素叠加下，大量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这种持续的强人类活动大大改变了流域水循环演变的结构、路径和驱动力，后者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生存发展的用水安全[1]. 根据2018年水资源公报显示，全国26.2万km的河流水质状况中，Ⅰ～Ⅲ类水质河流长度占81.6%，劣Ⅴ类水质河流长度占比5.5%；在全国544个重要省界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劣Ⅴ类断面比例分别占评价断面总数69.9%、21.1%和9%，农业端排放成为水污染主要来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我国的水资源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活动，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生产所需的灌溉面积达到9.05亿亩，用水缺口超过了3600亿m3，农业水资源短缺与污染相互交织，成为制约农业现代化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大量的研究证明农业源污染已成为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如太湖流域的总氮和总磷含量分别约有31.57%和15.05%来源于农业[2]，而长江、黄河、珠江、巢湖和滇池等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甚至占据到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3-4]，严峻的环境污染给用水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部分学者分析农业用水时，在水资源定价[5-6]、水价政策[7-10]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11]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却少有学者在农业水资源的分析框架内纳入农业面源污染的因素. 事实上，单独考虑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