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惠敏

【导 读】唯美主义和民族主义即便不是我们传统文论的全部，也是其最核心、最坚硬的部分。二者的共通之处是形而上学的唯我论和本质论，即对于一种永恒不变的超验之物的信仰。在审美形式多元化、全球化以及技术化的语境中，这种本质主义的文学观遇到了极大挑战，坚持亘古不变的文学概念如今已不再可能，文论界亟须创造新的话语来表述这种新的语境变化。尽管“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一命题的真理性一直存在，然而只是在此新语境中才清晰地显露出来。

作品有自己的命运。理论有自己的命运。好像万事万物皆有其本己的命运。这命运具有不可操控性，因为命运意味着走出自身之所是和自身之既成，被时间推向不确定的未来。命是定数，运是运动、变数、变化。将“命”交给“运”，就是交给社会、社群、时代、时势、他者、他物等。当具有确定性之“命”（被）委身于不确定之“运”时，凡事便不一定按照我们预先之设想和规划而实现了。如果把“命”理解为我们自身之所有、既有，那么人类主体之身体、灵魂和理性机能（faculties）等则皆可归属于“命”。“命”与“运”的博弈就是发生在主客体之间的对话。而关于对话，诚如伽达默尔所发现：“越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它就越是不怎么按照一方或另一方对谈者的意愿举行……在一场谈话中没有谁能够事先就知道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1］对话与其说是一种确定性，毋宁说它更是一种不确定性。

作为一种与历史过程即流动的现实的对话，笔者当初在发表《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2］一文时，无论如何都不会料到今天有机会将此文和其他相关文章汇集成册，堂而皇之地出版一本同名精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