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爽，朱学才

一、引 言

滴滴出行、拼多多等平台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P2P平台案例也不胜枚举。在商业环境呈现出高动态性特征的背景下，缺乏有效治理的平台企业即使发挥平台经济优势也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甚至可能会加速企业的溃败。因此，如何实现平台生态系统的有效治理成为众多学者和企业家重点关注的战略性问题。

围绕平台生态系统治理的相关主题，学者们主要基于平台视角和参与者视角展开研究。基于平台视角的学者认为，平台的中心地位在控制生态系统发展方向和稳定性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集中化和分散化治理架构的权衡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Di Tullio et al，2013；Schmeiss et al，2019；O’Mahony et al，2020)。不可否认，Facebook严格控制平台调性的治理策略是其战胜Myspace的“重要法宝”，但这些研究忽视了平台生态的重要价值来源，即平台参与者的有效协同问题。基于平台参与者视角，模块化的治理架构在吸收创新、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得到广泛认可，但如果仅仅站在参与者模块化治理架构视角，又怎能完全揭示平台在控制发展导向上的重要协同作用？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平台演变的动态性重视不够(刘宗沅 等，2020)，无法完全揭示平台生态系统的有效治理过程(Appleyard et al，2017；Kyprianou，2018)。部分学者认为模块化本质是减少控制，分散化治理架构更优(Chen et al，2020)，但也有学者认为对各模块扩展的输入控制可以通过诱导生态进化，进而影响绩效表现(Tiwana，2015)。事实上，即使平台制定严密的规则管理各互补者，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会演变出不同的治理模式(Huber et al，2017)，而根据本地化需求灵活治理，绩效往往更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