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江

1971年7月9日，周恩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秘密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为实现这项外交突破，由中国总理周恩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基辛格共同“开掘”的“巴基斯坦渠道”在秘密传递信息，使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方面起到了独特作用。

中美双方选择“巴基斯坦渠道”

这条渠道的开掘并非一帆风顺。

1969年8月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巴基斯坦，会晤总统叶海亚时，请他带话给中国领导人：“美国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但是，这还不是明确的信件，而是微妙地“捎个口信”。它或许能表现出美国对华政策的细微变化，也许只是虚晃一枪，需要中国领导人加以辨别。

此后，尼克松选定使用“巴基斯坦渠道”。巴基斯坦国家档案中第一份表明美国动手挖掘“巴基斯坦渠道”的文件是1969年10月10日巴基斯坦信息与广播部长阿里从美国向叶海亚总统发出的绝密信件。信中阿里部长告诉叶海亚总统，他刚刚和基辛格相遇，对方“同意（中美之间）要在最高级别保持接触才是最有效的”。基辛格反过来建议，可以将此口信传递中方，而且“于无人在侧的情况下，由总统您本人亲自传给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10月15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向叶海亚报告美方询问，口信是否已向中方传递？10月24日，叶海亚在这个信件上批道：“此件存档。”

接下来，叶海亚采取了一个大动作，他单独约见中国驻巴大使张彤，介绍了8月尼克松访巴时与他的谈话，说到当时尼克松问他对亚洲形势有何看法？他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对亚洲形势是两眼漆黑，不认识7亿中国人民的现实存在。”尼克松对他说：“你的话对我很有启发，我个人同意你的看法，但要使美国政府中大多数人都这样看，还需要时间。”

叶海亚接下来对张彤说的才是“口信”的核心内容：尼克松访巴时，两次单独同叶海亚谈中美关系，请他从中斡旋。叶海亚先是拒绝，后答应传话。于是尼克松要求他转告周总理，“保持最高级联系”。叶海亚说周总理很忙，今年不一定能来访问，建议通过大使转达。尼克松同意。

叶海亚继续说，10月15日，巴驻美大使希拉利直接给他来信称，尼克松渴望了解进展情况，并要求转达一则消息：美国将从台湾海峡撤出两艘驱逐舰以示善意。

叶海亚向张彤表示，巴珍视同中国的友谊，要求张大使向中方首脑报告两点：（一）他只是转达信息，别无他意；（二）请中国告诉他，他是否继续在中美之间传递信息。

叶海亚最后说，此事极为机密，没有通过美国国务院和巴基斯坦外交部。中国政府如有什么答复，请张大使直接找他。

没有想到，张彤立即向叶海亚说，在美国改变其一贯采取的敌视中国的态度之前，互递这种信息是不可能的。中美之间已有华沙会谈作为正式交换意见的通道，没有必要在此时另觅新途。

张彤回到大使馆后向外交部汇报：按照一贯的对美政策“口径”，他已当面向叶海亚表示回绝。

就在当天，周恩来读到了张彤的报告，大吃一惊说：“这个张彤简直要闯祸了！”

张彤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叶海亚呢？十几年后他告诉笔者，首要原因是因为他本人没有接到外交部或来自总理的任何通知，他对巴基斯坦在中美首脑之间传递口信的事一无所知。第二个原因是：就在叶海亚约见张彤的前一天，张彤接到了中国外交部一份来文，通报说，不久前尼泊尔驻华大使在北京见到周恩来时，向他表示，美国希望同中国建立直接的、高于大使级的对话关系。周恩来听后当即表示，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由于阅读过这份通报，所以当叶海亚表达了与尼泊尔大使相同的意思时，张彤大使条件反射般地“依葫芦画瓢”，立即表达否定意见。

中国外交部接到张彤的来电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复电张彤指出此事做得欠思量，应该静听叶海亚叙述，尽快向国内报告即可。

多年后，张彤大使对笔者说，外交部复电引起了他的思索，随后他作出两点结论：一、中央的对美政策已有重大调整，这种调整很快就会见诸实施。二、周总理为什么拒绝了尼泊尔大使的口信而我却不能这样做呢？是因为双方地位不同，我是驻外国大使，而叶海亚是驻在国国家元首，对元首亲自捎的口信，特别是如此重要的口信，大使不应该当面回绝，而应该请示后再作答复。

张彤的思索有了头绪，此后连续接到国内发来的新指示电。周恩来指示张彤，向叶海亚总统表示，中国对总统先生亲自捎来的口信是感兴趣的。

周恩来对尼克松发出的第一个口信的准确判断

1970年2月23日，身在华盛顿的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亲笔致信叶海亚，向他报告，今天向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送交您本人致尼克松总统的信件。信件送交时基辛格要求向中国总理周恩来带一个口信，一是尼克松总统“非常真挚地感谢叶海亚总统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如果叶海亚总统能够将如下情况转告中国他也是非常感谢的！”二是“如果北京愿意的话，尼克松总统准备开辟一条从白宫直通北京的渠道。除了白宫，外界对这一渠道将一无所知，我们保证对此有完全的决断权”。

希拉利大使报告说：“基辛格特意要求我，传递这样的信件，不要使用电报，请用手写方式来完成。您可以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请来，当面向他宣读信件内容。”

这个口信没有使用电报，而是采用古老的书面邮件方式送到巴基斯坦首都。果然由叶海亚招来中国大使张彤，向他当面朗读英文文本。

口信于3月21日报到周恩来案头。周恩来当即在报告上批道：“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周恩来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中方原本准备很快答复尼克松口信，没有想到，1970年4月30日，美国出兵柬埔寨，战火燃遍整个印度支那。中国政府取消了原定于5月20日举行的第137次华沙会谈，亦不答复通过巴基斯坦捎来的尼克松口信。

尼克松再传口信给中国

第二次口信还是通过“巴基斯坦渠道”过来的。

1970年10月25日，尼克松在白宫会见来美国访问的叶海亚，得知他很快要去北京作国事访问。

尼克松抓住机会，请叶海亚帮忙，传话中国领导人：美国已经决定使对华关系正常化，并愿意派遣一名高级官员秘密访华。

叶海亚同意再传口信，他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宿仇不容易成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而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在随后举行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对新闻记者说，尼克松总统和叶海亚总统讨论了美中关系问题，而且叶海亚总统将把美国的一个“非正式”的口信捎给中国人。

此时，许多国家的首脑云集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纪念大会，有些国家领导人顺便访问华盛顿。10月26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到华盛顿，尼克松为他举行了欢迎晚宴，并在祝酒词中谈到中国。他说罗马尼亚地位独特，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保持了良好关系。

这是美国总统首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在场的许多外交官和记者大都没有听出弦外之音，但是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听得分外认真，并且听懂了。在宴会进程中，他瞅准一个机会走到基辛格身边，问道，美国总统空前地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有没有讲明的含义？

基辛格故意装糊涂说，用词的选择“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何况任何人，包括苏联人都用这个词”。

11月10日，叶海亚总统由外交国务秘书苏尔坦陪同，来到北京，下榻于离东交民巷不远处的原法国大使馆，再后来，这个地方演变成西哈努克亲王流寓北京的行宫。

11月12日晚上，叶海亚单独会见周恩来，他们两人身边，只有翻译冀朝铸一个人。叶海亚总统传递了尼克松的口信：美国总统准备派遣他的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的相应代表对话。

1971年5月29日周恩来致美国政府首脑的“口信”英文本（美方收到文本）

周恩来总理听罢，不动声色地告诉叶海亚，这件事关系重大，需要报告毛泽东主席，然后给总统回音。他感谢叶海亚多次传来的尼克松总统的口信。周恩来对叶海亚说，他希望叶海亚在1970年12月的大选中获胜，大选之后，他愿意接受叶海亚的邀请到巴基斯坦访问。

11月13日，毛泽东亲自会见了叶海亚，周恩来在座。叶海亚满心期盼着毛泽东当面给予“回音”。

毛泽东压根儿没有提及中美关系，而是非常慷慨地表示要对巴基斯坦进行巨额援助。

叶海亚在毛泽东面前洗耳恭听，为得到了大额援助欣喜不已。他以为毛泽东谈完经济就会谈起外交。不料毛泽东的会见戛然而止，叶海亚趋前握手后退出。

按照日程安排，次日下午叶海亚将离开北京回国。然而，11月14日，周恩来在最后一刻前来会见叶海亚了。中午12时15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与叶海亚单独谈话，答复了尼克松的口信。

周恩来把“回音”告诉叶海亚说：“我已经就此事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让我告诉您：我们过去曾经收到过通过别的国家传递来的信息，但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的首脑把信息传递过来，我们原则上同意美国的建议。”

周恩来说：“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口头回答尼克松总统。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尼克松总统真有解决上述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这就是我们的口信，是否要重复一遍？”

叶海亚说：“不需要了，我清楚了。”

周恩来和叶海亚约定，通过巴基斯坦在中美之间传递信息。周恩来对叶海亚说：“虽然我们原则上同意美国的建议，但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解决，比如说，谁来北京？是公开地来，还是秘密地来？通过什么形式来？是直接从华盛顿来，还是间接地从其他国家来？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商议的。请巴基斯坦把这些问题转告尼克松总统。”

在传递中美口信这件事上，巴基斯坦领导人表现得相当积极。叶海亚总统回国不久，于11月22日正式通知外交国务秘书苏尔坦协助此事，要求绝对保密。

11月23日，中国“口信”就来到了叶海亚的办公桌上。

送出口信时，苏尔坦写下了给希拉利大使的指示：“你可以强调此信的意义，周恩来从来没有就他同意与否这样一个提议那么快地作出决定，他在回答之前还就此请示了毛和林两位。总统由此认为，某种趋势可能变为现实。”

苏尔坦指示希拉利：“你要向基辛格口头报告前述内容。你应怀着极大的兴趣向他准确地朗读此信，然后将原件销毁。在办公室内也不应留下抄件或复印件。此后静待指示。”

口信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通过外交邮袋发出。

1971年春夏之间，中美两国领导人口信频繁，“巴基斯坦渠道”忙碌而畅通。

由于传递中美口信事关重大，外交部要求，除张彤大使外，整个驻巴基斯坦使团中只有翻译陈嵩禄和一名译电员可以知道此事。外交部规定了使用“巴基斯坦渠道”时的独特工作方式：发给张彤的“口信”没有抬头，没有署名，由他在叶海亚总统当面朗读，看着总统亲笔记录，并且复读一遍，保证与原文（英文）一字不差。

当时跟随张彤的翻译陈嵩禄回忆说，由外交部发来的“口信”分为中英文两个文本。中文本由张彤大使向叶海亚总统当面宣读，同时备有英文本。会见叶海亚的时候，有时由张彤大使宣读后再由翻译宣读英文本，也有的时候张彤大使直接向叶海亚说：“我国有重要信息要通过总统阁下向美国领导人传递，下面由我的翻译来转述我国领导人传递的口信。”这时就由陈嵩禄直接念英文本“口信”了。

每次约见都由张彤直接和叶海亚总统的私人秘书联系、安排。中国大使馆到总统府车程约半小时。张彤每次面见叶海亚总统宣读口信，10多分钟基本上够了。读完了口信，通常情况下张彤立即返回，也有的时候，叶海亚把中国大使留下，多交谈几句。

从白宫传来的“口信”通常直达叶海亚。他亲自或委托苏尔坦打电话约见张彤，并在张彤面前亲自宣读。陈嵩禄英文记录，回来后翻译成中文，然后与英文原本一起报回北京。

“巴基斯坦渠道”严密顺畅地传递了所有信息

在架设“巴基斯坦渠道”的整个过程中，叶海亚确实做得十分慎密，事必躬亲。他亲自向张彤传递信息，有许多事情连外交国务秘书苏尔坦都不知情。而传递口信的地点，大都在叶海亚官邸的办公室里；春夏天气宜人之时，有时也在叶海亚家的花园里进行。在当面讨论重要情况，特别是安排基辛格秘密访华细节的时候，有时只有叶海亚和张彤，还有翻译陈嵩禄3个人在场。

张彤曾对笔者说，他对叶海亚这个政治人物有自己的看法。作为一国总统，此公对国内事务可以说无所建树，但是对协助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来说，他是悉心尽力的。对于这一点，应该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

在互递口信的过程中，中国方面最初主张基辛格公开来中国，毛泽东曾指示说，既然要来，就公开地来嘛，何必藏头露尾呢？周恩来则认为，实际情况是美方很不容易把秘密保住。中方可以在中国境内保密，但是在中国之外我们就没有办法了。中美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最后商定，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4月至6月，是张彤参与“巴基斯坦渠道”信息沟通工作最紧张的日子。通过互递信息，中美双方同意密切合作，保证基辛格秘密访华。基辛格来到巴基斯坦以后如何遁身前往中国？叶海亚和外交秘书苏尔坦一起商议，制定了具体办法。张彤将方案报回，并且得到了国内的批准。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中立与客人握手者)在伊斯兰堡机场迎接客人

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指示张彤，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告知美方：“中国政府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4月29日，尼克松获悉中方口信，以口头方式表示愿意接受邀请。

5月17日，美方又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告诉张彤，美方将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根据确定的日期，周恩来于5月26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中美会谈方针。随后周恩来委派章文晋任特使，率唐龙彬和唐闻生飞赴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上述3人抵达之后，由张彤安排他们秘密入住中国大使馆，直到7月9日与基辛格会面，一同上飞机前往北京。

“巴基斯坦渠道”在沟通中美两国领导人信息，使之相互了解，最终实现美国特使基辛格访华这一系列重要事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基辛格访华与周恩来会谈，为来年初的尼克松访华铺平了道路。

后来，周恩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特意提到“巴基斯坦渠道”说，我们要感谢巴基斯坦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