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虎

编者按：

194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个月都发生了什么？在这个重大历史进程中，我们是如何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本刊从《一九四九—— 解放的故事》一书中选取部分内容，再现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从中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前筹备工作的种种细节……

序

1949年，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已无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滚滚向前的铁血洪流，离它彻底崩溃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正以不同的心境等待着这改弦更张时刻的到来。

这一天中国政治版图的鸟瞰是这样的：

东北已全境解放，百万东北野战军越过山海关，直插（北）平（天）津。据新华社哈尔滨31日电文消息，东北各地人民正在热烈欢送大军入关。（东北）各省市人民纷纷组织慰问团，沿途各村准备柴粮，殷勤招待。

此时，平津前线的作战地图上，傅作义的王牌三十五军编制已不复存在，剩下的约40万军队被分隔、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几个孤立无援的城市，惶惶不可终日。

而在淮海战场上，华东解放军已把杜聿明集团残部20多万人围在方圆不足20华里的陈官庄范围内。腊月初三，风雪交加，被困的国民党军队只能靠野菜和树皮充饥，甚至连骡马的皮肉都吃光了。等待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此时下榻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总统官邸的蒋介石，尽管卧室里暖似春天，但他的心已经凉透了。他在想，这盘棋就这样输掉了吗？两年前他还宣称要在三至六个月内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而今却迫于内外压力，在新年第一天向共产党“求和”了。

这天，蒋管区的报纸发表了这位“总统”的求和声明，即他的《元旦文告》。尽管向对手“求和”的底气不足，但语气依旧强硬。关于他个人的去留，蒋介石表示决不恋战，“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蒋介石的这句话是说给想让他下野的美国人和党内反对派听的，用词用意，颇有心机。

从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开始，国民党就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搞“和平”攻势。报纸首当其冲，作为呼应者之一的《北方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首都飞出和平鸽”的文章。更令人震惊的是，该报对“张学良即复自由”发表的报道，在西安事变中令蒋总统狼狈不堪的张学良都要获得自由了，和平还会远吗？

在华北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人民领袖毛泽东这天听到了他亲自撰写的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他心中，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成立新中国，建立新政府只是时间问题。文章开篇一语挑明“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断言，“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

9月1日

进入9月的北平，酷暑已过，秋高气爽。此时天安门城楼已搭起脚手架，开始维修、粉刷。在天安门广场上，由民主青年团筹委会组织的数千名团员、青年已经参加了数日的垃圾清理工作。广场北面竖立着“建设人民首都”的醒目标语。在北平郊区的北苑兵营，杀声阵阵，车声隆隆，这里并非有什么战事，而是准备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正在演练队形。这一切让人们感觉到一个特殊的日子临近了。

在西北战场，兰州战役结束后，王震率领的一野第一兵团，直逼马步芳的老巢西宁。此时，马步芳父子已逃之夭夭，西宁解放指日可待。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一野第十九兵团已奉命从兰州挥师北上，向宁夏进军。临行前，彭德怀把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找去，单独交代任务。他高兴地说：“大家加把勁，在共和国成立前拿下宁夏，来个锦上添花，喜上加喜。”而曾号称用“打光、烧光、放水”的办法与共产党拼到底的宁夏王马鸿逵，这天也效仿阎锡山的金蝉脱壳计，借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之机溜之大吉。

西北不保，直接威胁到西南的安危。身居重庆林园的蒋介石，连日来分别与川、黔、陕、湘、鄂军政头脑密谈，面授机宜。蒋经国在当天的日记中提到，蒋介石决定让罗广文部增防陇南，加强胡宗南部实力，以巩固陕南防务。蒋介石对云南的局势也深感不安，一面敦促广州政府安定滇局，一面令李弥所部回滇部署，监视、威慑卢汉行踪。日记中还提到蒋介石当天“接见云南省主席卢汉之代表朱丽东，面询滇省情形”。

9月2日

关于开国大典阅兵式举行的地点，华北军区司令部拟定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天安门前举行，第二套方案是在西苑机场。这两套方案的报告已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放了17天。随着开国大典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身为庆典筹委会主任的周恩来权衡再三，这天终于下了决心，用毛笔签署了自己的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大会）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从周恩来签署的这个意见看，截至9月2日，庆典举行的日子还没有定，也就是说共和国成立的最终日期还没有定。

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华北野战军三兵团，其中第十八、十九两个兵团去了西北，杨成武率领的第二十兵团布防在北平、天津、秦皇岛一线，成为开国大典阅兵部队的主力，杨成武被任命为阅兵指挥所主任。李水清率领的一九九师组成的步兵方阵为阅兵第一方阵，李水清师长则是第一方阵的排头兵。

云南省主席卢汉已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正秘密与中共方面接触，但卢汉的亲共倾向已被国民党方面察觉。这天，卢汉派往重庆的代表——省府委员杨文清、省府秘书长朱丽东返回昆明，向卢汉传达蒋介石的意见：一定要卢汉亲自去重庆，如果卢不放心，蒋可以让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到昆明做人质。蒋的这一招，着实让卢汉感到棘手。

这天，重庆市中心陕西街发生大火，燃烧时间长达12小时之久，金融业中心区付之一炬，伤亡达7000余人，住在重庆的蒋介石深感震惊。蒋经国在当天的日记中提到了此次火灾，他形容“灾民呼号之声，惨不忍闻”。

9月3日

昨日重庆一场大火把原定计划有10万人参加的“九三反共救国”游行大会耽搁了。这场反共大游行本是重庆卫戍司令杨森为讨好蒋介石策划的，没料到竟是如此结果，杨森心里好一阵叫苦。这天重庆成立“九二”火灾救济委员会，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出席会议，慰问灾民，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名义捐助5万银元，作为救灾费用。蒋经国日记记载：“火灾区域甚广，灾民有四五万人之多”;“今日下午四时起，大雨滂沱，无家可归的灾民，更在露天的空地上忍受淋漓，祸不单行，其痛苦可以想见”。

此时的昆明就像一把干柴，遇到一点火星就会燃烧。继8月31日教育界集会反对政府请日本军人来华助战，当日昆明的工人、店员、学生及公务员，共数万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驱逐美国陈纳德航空队在昆人员，制止其将云南的锡、钨运往美国。此时，前云南省主席龙云在香港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八一三”声明已公开，这使得云南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奉蒋介石之命，总裁办公室主任俞济时和西南行政公署副长官萧毅肃，这天突然再度来昆明催促卢汉去重庆。当晚，蒋介石的嫡系、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发出请帖，邀请卢汉和昆明各界委员百余人到昆明总商会吃饭看戏。卢汉认定这是余程万设下的“鸿门宴”，故称自己在家中设宴欢迎俞济时等人，借此推掉了余程万之约。与此同时，卢汉授意省府秘书长朱丽东拟了份报告，说明云南局势动荡纷乱，如果卢汉离开恐生事故，况且卢汉病还未好，实在不能亲往重庆拜谒蒋总裁。蒋经国日记记载，当天蒋介石接到过卢汉的电话并表示对解决云南问题的原则“应以政治为主，避免流血”。

昨日，新华社发表社论，题目是《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社论针对7月8日西藏地方当局驱逐汉族人和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揭露其幕后指使者、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制造阴谋，妄图吞并我国领土西藏的丑恶行径。社论郑重声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决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决不容许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定不移的方针。任何侵略者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敢于在中国领土上挑衅，他就一定会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前碰个头破血流。

9月4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饭店召开部分政协代表茶话会。会议由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主持，征求在场代表对周恩来即将作的《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报告的意见，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是这个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

此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已拟定了一个662人的代表名单，其中共产党员占44%，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代表约占21%，各民主党派代表约占30%。这份政协代表名单的代表性十分广泛，包含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軍、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与宗教界的代表。毛泽东对这些名字是很熟悉的，这是根据统一战线思想确立的“圣贤榜”，毛泽东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天书。”这份代表名单的初稿产生后又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反复推敲、斟酌，最后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审核、修改，可谓相当周全。在当天的会议上没有引起争议，看法竟如此的一致，让作为召集人的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都感到出乎意料。

9月5日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这一点对原国民党将领也不例外。程潜在湖南宣布起义后，毛泽东专电邀请他赴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得知程潜赴北平的具体日期后，毛泽东又嘱咐周恩来、聂荣臻“请即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继昨天程潜动身踏上前往北平的行程之后，今天，毛泽东又致电正在长沙的陈明仁：“吾兄参加新政协已获筹委会通过。倘能命驾极表欢迎。”

此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虽然想走程潜、陈明仁的路，但他处在蒋、桂两大派系的压迫之下，处境十分艰难。考虑到云南地方实力弱小，绝非国民党嫡系和桂系的对手，况且解放军远在湘鄂一带，即使竖起红旗，也难以得到策应，卢汉决定委曲求全，冒险前往重庆。行前，卢汉与亲近的幕僚们密商，约定卢汉到重庆后每天与家里通电报一次，单日落款一“卢”字，双日落款一“汉”字，如落款是“卢汉”两个字就是假电报，如果没有电报就是情况恶化了。卢汉说：“我这次去重庆，吉凶难卜，万一被扣，你们就打电报去要求释放，如要求不准，就插起红旗通电起义，不要管我。”而此时，由杨勇率领的二野第五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已由江西上饶出发，开始向大西南的黔滇进军。

当日，西宁解放。贺炳炎、廖汉生率第一兵团第一军从平安驿开进西宁城，沿途受到西宁城内外各族群众的夹道欢迎。欢迎的群众中有举彩旗标语的，有喊口号的，有一白发老者举一牌子特别醒目，上面写着：“马到青海四十年，人民苦死万万千。解放大军来征剿，至时拨云见青天！”

9月6日

被蒋介石囚禁了12年之久的杨虎城及其子杨拯中，这天被中美合作所特务杀害于重庆松林坡戴公祠。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曾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因与张学良共同发起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而被囚禁。而软禁中的张学良早已被转移到台湾。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曾下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但由于蒋介石的阻挠而未成行。

当日零点，重庆开始实行宵禁，黎明之前的山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气氛下，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这天被迫飞抵重庆。卢汉离开昆明后，昆明四城门张贴出了“本主席舍身为民赴渝”的安民告示。中共昆明地下党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将第一线的党员迅速疏散，以防变故。昆明各界都在密切关注着卢汉的重庆之行。

出乎意料的是，“舍身赴渝”的卢汉在重庆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隆重欢迎。蒋介石也满面欢喜，盛宴款待卢汉，对他进行极力安抚。根据蒋经国的日记记载，“彼（卢汉）剖析苦衷，矢述精诚，流泪者再”，蒋经国思忖：“岂其良心发现而真情流露，拟系有意以泪洗面而伪装耶？”卢汉为了扩充滇军的实力，趁机向蒋提出要军费，用于增编军队。

蒋经国说，蒋介石为了兵不血刃，和平争取卢汉就范，只有报“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之决心，满足了卢汉的部分要求。但蒋介石的付出是有条件的，蒋要求卢汉必须实行诸如：声明反共;改组省政府;逮捕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云南驻中央军两个军等八项反共措施。让卢汉把事做绝，想投共都不可能，这样就可以将云南建成为牢固的反共基地。当天下午，阎锡山从广州飞到重庆，“衔李宗仁之命，要扣留卢汉，勿使回滇。父明告其不可之意”。

9月7日

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前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于当天晚上7时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和李济深、郭沫若等民主人士百余人前往车站欢迎。当程潜走下火车后，毛泽东快步迎上前去，先握住程潜的双手，说：“颂公，别来无恙，一路上劳累了。你看，你的老朋友、学生们和部下都在恭候你呢。”程潜连声说：“谢谢，谢谢。”就在这一刹那，程潜的泪水流了下来。

这天，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代表及各方有关人士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介绍参加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政协会议组织法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人民政协会议“是一百多年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是三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集中表现”。它的任务是：团结各种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全国未普选以前，它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普选以后，“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

关于国名，在新政协筹委会组织条例中，就已提到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方案。毛泽东也在公开场合振臂高呼过“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解释说：在中央政府组织法草案上，去掉“民主”二字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这两个词有共同的意义，无需重复，而这两个词都包含了民主的意义。在国体上用“共和”，在性质上则用“民主”，作为国家来用，还是“共和”两字比较好。所以决定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法。

当天新华社报道了一条来自西北前线的感人消息：人民解放军进入甘肃南部以后，甘肃、青海两省边境藏族、回族人民特遣7名代表，携带藏族同胞珍藏的当年红军长征时留下的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布告，步行200余里，要求和欢迎人民解放军早日进藏，解放苦难中的藏族人民。

就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的叶剑英经十数天行程，如期到达江西赣州，与其他参与解放广东的军队和地方领导人陈赓、邓华、曾生、方方等会合。解放广东的军事行动是最急迫的任务，当天，叶剑英主持召开作战会议，讨论制定了解放广东的作战方案，并于次日和陈赓联名将这个作战方案上报给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总部。

9月8日

自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来，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连续奏捷，战果累累。今天，中共中央特别致电祝贺。这份致各野戰军、南方人民武装及各界人民的贺电说：我各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奉命出师，向南方及西北各省大举进军以来，业已四个多月……解放江苏、安徽、浙江各全省，江西的东北部和北部，湖北及陕西的大部，山西及豫北的残余敌占区，山东的青岛地区，共消灭数十万敌军，解放数千万人民，并继续向东南、华南、西北进军。电报向我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慰问。电文特别提到，“在此期间，程潜将军及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站在人民方面，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大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

这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在中南海宴请程潜。程潜是湖南人，国民党元老，年长毛泽东11岁。入席前，毛泽东用朋友的口吻说：“颂云兄，你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免了一场战祸，现在我们才好谈谈家乡，谈谈往事，享受这种欢乐。”席间，毛泽东在祝酒时又赞扬道：“你们立了功，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9月9日

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则记者日前对第一野战军副司令赵寿山的专访。赵寿山说，1947年蒋介石挑起内战，胡宗南匪帮向我陕甘宁边区发动全面攻势。当时我军全部兵力仅为2.1万余人，敌军则有32万多人。在力量对比相当悬殊的情况下，我军经过两年多的艰难奋战，到目前，第一野战军加上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辖兵30余万，已转入对敌全面战略进攻阶段。截至8月底，已消灭胡、马匪军近30万人，收复、解放了连同西安、兰州在内的西北大片地区。而《人民日报》当日发表这篇专访时，青海省府西宁已经解放，第一野战军十九兵团正乘胜向宁夏进军，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分别从西宁、兰州向河西走廊挺进，目标是解放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全境。

蒋经国日记记载，蒋介石召卢汉到重庆两天内谈话两次，每次都在两小时以上。蒋介石软硬兼施，最终与卢汉达成握手言和的结果。被困在重庆两天的卢汉度日如年，终于在7日返回昆明。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随即抵达昆明。中央军李弥、余程万部也开入云南。卢汉在军统特务的胁迫下，开始日夜在昆明大搜捕，时称“九九整肃”。昆明顿时陷入暗无天日的白色恐怖之中，这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他企图利用整肃，借刀杀人，既铲除“叛乱分子”，又将卢汉拴死在自己的战车上。此时，云南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为彻底消灭白崇禧集团，解决两广和西南问题，加速解放全中国的步伐，一个新的战略构思在中南海成熟了。当日，中央军委致电第四野战军林彪、邓子恢：除留三个军在河南、江西、湖南驻守外，其余十个军可分三路向广西挺进。东路军由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统一指挥，在10月下旬完成占领广州的任务后从梧州进入广西。西路军由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取道沅陵、芷江，直下广西柳州、桂林地区。十二兵团司令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中路军总指挥，率部经湘潭、湘乡攻歼在宝庆（邵阳）的黄杰所属的第一兵团。就此，军委给出的日程表是：12月林彪、陈赓率部深入广西，寻找白崇禧部作战;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主力11月入贵州，12月入重庆。这样，三个兵团协同作战，合围歼灭余汉谋和白崇禧集团，解放广东、广西。同时，两个野战军协同作战，解决西南问题。

9月10日

这天，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中国分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郭沫若出任主任，马寅初、刘宁一任副主任。当天的《人民日报》以“不要战争！”的醒目标题，刊登了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呼吁实现世界和平的宣言。

当晚9时，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林伯渠等再次商讨《共同纲领（草案）》，一直到次日晨7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经常点灯夜战到黎明，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绘制蓝图。

9月11日

此时西南边陲的云南省首府昆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自9月9日夜间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全城进行大搜捕以来，已先后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学校教师、工人等数百人，其中还包括云南省参议院的议员。另外《正义报》等10家报馆被封，国立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被解散，参议院也未能幸免。当天昆明绥靖公署贴出布告，自即日起严禁所有秘密集会结社、游行请愿。但蒋经国对卢汉在昆明的反共行动并不看好，他在日记中写道：“卢汉反复无常，此其向共党靠拢过程中所增加之一段小插曲也。”

蒋经国在日记中特别提到，“与共党勾结之杨杰逃往香港”。杨杰曾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育长，上将军衔，在国民党内是公认的军事理论权威。由于杨杰持亲共反蒋的立场，成为民革在西南的负责人，从事策反地方实力派起义的工作。因此，杨杰早已上了蒋介石的黑名单。9月9日杨杰闻讯逃往香港，毛人凤在昆明扑了一个空，又奉蒋介石的旨意，派人追到香港，于9月19日将杨杰暗杀。

蒋经国的日记还提到，“衡阳失守，绥远、宁夏、新疆等省亦已相继沦陷”。接着，他感叹落笔：“半壁山河，沦入铁幕。从此战局更趋不利，良用焦灼。”

在兰州、西宁相继解放，解放军直捣玉门关之际，陶峙岳领导国民党驻新疆陆军、空军、联勤部队和平起义，这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9月12日

蒋介石压迫卢汉在昆明清共已有数日，卢汉反共的名声也张扬了出去。蒋介石自认为完成了重庆之行最重要的使命，于当日上午自重庆飞抵成都。临行前，蒋介石在蒋经国的陪同下曾到抗战期间住过的黄山走了一趟，“旧地重游，无限感慨”。蒋介石可能已想到，从重庆再出山的日子恐怕是没有了。

《中央日报》在报道蒋介石到达成都的同时，也证实了国民党将大批黄金运往台湾的事实。消息说，南京陷落后，国民党政府将国库中大批黄金秘密运往台湾，“全为政府使用”。国民党此举曾受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的批评。当日，《中央日报》自圆其说：“这是不可避免的措施，这些黄金应属国民政府所有。”

蒋介石在西南建立反共基地的梦也做不了几天了。此时中央军委已命令杨勇率领的二野第五兵团悄悄由江西出发，向川湘边境进军。为了迷惑敌人，他们用的是四野的番号。这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以大迂回、大包围方针剿灭西南国民党军大战略的第一步棋。

9月13日

周恩来今天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修改并基本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讨论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决定再将它们提交政协会议代表分组讨论。

自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后，近三个月来，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常委会下设的六个小组就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共同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不分昼夜地忙碌，到今天，六项大任务已基本完成。

这天，第四野战军奉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与第二野战军携手拉开了衡宝战役的序幕。这回该轮到“常胜将军”林彪与“小诸葛”白崇禧决一胜负了。此时，白崇禧所部5个兵团20余万人，重点部署在衡阳到宝庆公路两侧和衡山至乐昌铁路一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而林彪手上有不下10个军60万人可用。今天林彪走出第一步棋。当日，由程子华率领四野十三兵团组成的西路军率先由常德、桃源出发，向沅陵、芷江进军，截断白崇禧主力西逃贵州的退路。而从正面包抄的中路军是由萧劲光率领的四野十二兵团，此时驻扎在长沙一带休整待命。根据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五军军长陈伯钧日记记载：10日命令下来了;11日晚开作战会议;12日搬家。当天陈伯钧行军260里从长沙返回上栗四十五军军部。

用蒋经国的话说，在蒋介石的心中，“云南问题实为国家存亡、革命成败之最后关键”。当天蒋介石在成都举行茶话会，招待地方名流。宣称共产党军队的胜利，是国际背景下的“共匪叛乱”，鼓吹在四川建立新的反共基地，只有“和衷共济，精诚团结，剿灭共匪，才有生路”，并且一再声称要“确保”国民党在西南的根据地。

而尚未解放的西南各省人民武装斗争已如火如荼。据《人民日报》报道：桂滇黔边区的人民武装斗争正迅速展开，已解放县城20多座，开辟了广大游击区，解放了350万人民群众。现在，西南人民武装正在准备迎接和配合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進军。

9月14日

时近1949年9月中旬，此时人们还不知道新中国的成立已进入倒计时。在长江以南和西北地区，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国民党统治区挺进。

来自新华社东南福建前线的报道，我人民解放军三野十兵团，向逃往福州东南沿海各海岛的国民党残部展开攻势，自9月10日至14日的五天里，先后攻占了湄州岛及平潭岛周围六岛，歼灭国民党守岛部队第七十三军残部200余人，为解放这两岛奠定了基础。两天之后，漳（州）厦（门）战役打响。

在西北战场，用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话讲，已无大战可打。对于6日发起的消灭马鸿逵部的宁夏战役，彭德怀对十九兵团杨得志、李志民的要求是用胜利向新中国献礼。而10日发起的甘肃河西战役就是一场追歼战，王震率领的第一兵团正在翻越环境极其险恶的祁连山区，由西宁向北追歼逃敌。与此同时，由许光达率领的第二兵团继续沿兰新公路西进，所到之处，敌军望风披靡，纷纷投诚起义。当日，我军逼近武威，矛头直指山丹和张掖。

而在中南战区，昨天刚刚拉开大幕的衡宝战役，正戏还未上演，此时奏响的是人民解放军左中右三路大军向指定地点前进的序曲。序曲中依稀能听到第二野战军进军川黔的鼓点和解放广州的号声。

在北平，为迎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各路英豪已聚集一堂，其中不乏国民政府通缉的所谓的“罪犯”。大家都在为绘制新中国的蓝图献言献策。负责拟定国歌、国旗、国徽方案的第六小组自征稿截止后，已开了四次会议以及若干次座谈会。为了供各位委员选阅应征来稿，还在北京饭店专门设立了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稿件集中陈列。国旗的拟定牵动了毛泽东的心，他曾亲自主持关于国旗、国徽问题的讨论。这天，毛泽东似乎已心中有数，他向第六小组转达了自己对国旗、国徽设计的意见，“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国徽上可以表明”。

毛泽东此时还牵挂着即将在绥远率部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出席政协会议的人员问题。当日他让薄一波转告周北峰：参会人名单除已有的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外，如还有别人，请傅作义即电告，“以便在董其武通电发表后迅即发表”。

9月15日

兰州解放后，退守宁夏的马鸿逵部共四个军及若干地方军队约7万人以银川为中心，依靠黄河天险，构成三道防线，企图阻止一野十九兵团解放宁夏。而十九兵团六十三军、六十五军，自9月2日从兰州出发，到今天为止，已攻占了靖远、打拉池和景泰地区。与此同时，六十四军也于9月10日由固原、海原出发，向同心进军。

来到成都的蒋介石也没闲着。昨天上午，蒋介石来到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全体官生训话，并接见军校同学非常委员会代表60余人，以及空军军区司令部负责官员，勉励他们“剿灭共匪，拯救人民”。当天，蒋介石还接见了财政部长徐堪，就川康财政问题商量对策。

面对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代总统李宗仁忙于召开军事会议，把阎锡山、白崇禧、顾祝同都召集在一起，商讨所谓“反攻”计划。而行政院长阎锡山更关注召开的爱国公债筹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要有钱人拿钱来认购公债，保护身家财产。阎锡山强调如筹募失败，“戡乱军事必受打击”。行政院同时做出决议：通缉黄绍竑、贺耀组、刘斐等54人;对龙云的惩处则是专案通缉究办并没收财产。根据蒋经国的日记记载，国民党政府还于9月1日“明令通缉朱德、毛泽东”。

9月16日

这天的重头戏在绥远。当天上午，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让人草拟为绥远起义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通电稿，中午写好送傅作义阅后，当即用电报拍发北平呈毛泽东阅示。毛泽东看后提出在通电稿中要把蒋、李、阎的名字写出来，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董其武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立即在电文上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名字添了上去，并用红绸将电文缮好，准备让大家签名后发出。

此时的蒋介石还不死心，电告傅作义“已派徐永昌由渝飞宁夏转包头，希与彼恳谈一切”，企图继续拉拢傅作义。而傅作义的部将，国民党军第九兵团司令孙兰峰自包头致电蒋介石：“傅作义到包头，业已表明态度，现军、师、旅长一体要求通电和平，职已失去统驭力量。”蒋介石遂复电孙“独善其身”。

蒋经国在当天的日记中也提到此事。认为蒋介石致电傅作义是“盖对彼（傅作义）尚存一线希望，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也”。次日，蒋介石在复电徐永昌时嘱咐徐“（以）在西安时对共党问题所得之教训，转告傅作义，不可再蹈过去覆辙”。

傅作义在后来的政协会议发言时提及蒋介石给他的这封“亲切的”电报，“说我这次从北平到绥远，正像他当年西安事变以后从西安回到南京一样”。回到南京后他“由于一念之差，竟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所以让我接受他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但是我坚决拒绝了他，回到北平来出席政协会议”。

当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修改（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改（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修改（草案）》等。

9月17日

新政协筹备会于当天下午3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26人。周恩来主持并代表常委会作三个月来筹备工作的报告，宣布会议筹备工作已经顺利完成，正式大会即将召开。中央政府快要诞生了！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会议通过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对这几个文件的起草都很上心，特别是对《共同纲领（草案）》，最近一段时间对其做过多次修改，并写了若干条批语。例如“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機关”的最终提法和表述就是出自毛泽东的批语。

得知傅作义来到绥远，蒋介石的亲信徐永昌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当日从广州飞到包头面见傅作义，邀请傅作义到广州“共商大计”。他们一方面对傅作义许以高官厚禄，一方面给傅作义打气，声称“国际义勇军”和“日本空军志愿队”已组织起来助力国民政府。蒋介石还发来电报劝傅作义回心转意，以免将来追悔莫及。

傅作义向徐永昌陈述了北平和平解放后的情况，并说：“国民党丧尽军心民心，大势已去，任何人都不能挽回，我去广州也无能为力。”当即拒绝了徐永昌的要求。对于这场紧张的争夺，周恩来曾诙谐地比喻说：“傅先生在包头是与徐永昌作拔河赛啊！”

9月18日

这天是星期天，当天晚上6时，北平党政军机关和各群众团体设宴欢迎到达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宴会选在中南海内瀛台大殿举行。瀛台曾是“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被囚禁的地方，如今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这里居住和办公。

席间，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和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北平市长聂荣臻先后致欢迎词。接着，由郭沫若代表到会的全体政协代表致答词，并带领全场起立，举杯祝毛泽东主席健康，祝政协会议圆满成功。

在宴会上，与毛泽东同坐第一桌的有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叔通、许德珩、郭沫若、李立三等人。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不断为老人们夹菜敬酒。他说：“我们这一桌什么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通，还有妇女界廖夫人及华侨两老人。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

此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地各界代表，均已莅临北平。代表们对人民政协充满希望，对行将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翘首以待，宴会上自始至终都洋溢着欢乐、团结的气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定于9月21日在北平正式召开。

而蒋介石的特使徐永昌不甘心自己阻挠绥远起义的任务无果而终，便心生一计，以患病为名，要求住院治疗，企图迟延离开包头的时间，继续施展破坏起义的工作。傅作义得此消息后，派邓宝珊轉告徐永昌，请他领衔主持绥远起义，起义后一同到北平去见毛主席。据周北峰回忆说：“徐如再不走，傅将军很可能扣留他。”徐永昌见情况不妙，便说：“我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明早我就起身，不妨碍你们的事情。”第二天一早，绥远起义的当天，徐永昌就狼狈地离开包头返回广州了。

这天，周恩来参加中国人民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发起人会议。在会上就新政权的性质和特点问题讲话时指出：我们将要建立的政权是“民主集中制的”“新民主主义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是对立的”;“在制度的基本方向上是同苏维埃制度相同的”，但又“不完全同于苏维埃制度”。这一政权形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是中国政府制度的一个特点”。

9月19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两天后就将召开，既负责组织政协会议又出任开国大典筹委会主任的周恩来已进入全天候工作状态。这两天，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又让他操心，幸亏有肖野和林茂两个日本友人帮忙，他们设计出悬挂8盏大宫灯的方案，让周恩来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毛泽东这天邀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李明扬、陈明仁同游天坛，刘伯承、陈毅、粟裕作陪。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在天坛回音壁前停下，先行下车的毛泽东亲自把程潜扶下车来，然后对大家说：“这几天，大家一面商量开好这次大会，一面访亲会友，你们辛苦了。以后大会开幕，那就更紧张得不得了，所以今天我钻了一个空子，请大家来这个地方，无非是调剂一下生活，喘口气嘛！”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都轻松地笑了。看到毛主席和大家这么高兴，摄影师徐肖冰提议：“主席，我给你们在祈年殿合个影吧？”毛泽东欣然同意，还特地从人群中召唤陈明仁：“子良将军，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这……”陈明仁感到意外。“主席请你，你就莫装斯文了。”陈毅调侃道，并把陈明仁推到了毛泽东身边。陈明仁恭敬地站在毛泽东右边，一起照了个双人半身像。

再次下榻重庆的蒋介石今天接到徐永昌“绥远局势已无可挽回”的来电。当天，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第一军军长刘万春等率部4万余人在包头通电起义，宣布正式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集团。通电发表后，傅作义、邓宝珊、孙兰峰乘车返回北平，赶去参加人民政协会议。

9月20日

明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将在北平召开。此时的北平城沉浸在节日来临前的气氛之中。天安门广场已清理干净，天安门城楼的整修也已接近尾声，而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会议做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

这几天来自前线的战报，也是鼓舞人心的。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发起的漳厦战役，继16日解放平潭岛后，昨天南下攻克同安县城，今天又攻下了厦门外围的澳头。在中南地区，由二野、四野协同作战发起的衡宝战役已进行了一周。林彪统一指挥的三路大军正在对白崇禧集团实施大迂回大包抄，此时，由中路向南进军的四野十二兵团与秘密向西南进军的二野五兵团在湖南上栗相遇。

昨天董其武和马惇靖相继通电起义，如同晴天霹雳，震惊了银川。集宁夏国民党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马敦静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完蛋，当天即乘徐永昌的飞机仓皇逃离银川。马敦静逃跑，属下群龙无首，无心再战。上午，贺兰军军长马全良率先在求和通电上签字，其余28名将级军官也都依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3时，他们又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出了求和电。

而由一野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发起的河西战役历时10天，今天，两大兵团在张掖会师，标志河西战役胜利结束。盘点战果，此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4.1万余人。

根据蒋经国日记记载，当天蒋介石在重庆“为本党改造运动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同志研究改造方案，以新组织、新纲领、新风气与共党奋斗，争取第三期国民革命之胜利”。

毛泽东对蒋介石这套色厉内荏的论调已无动于衷，这天同朱德一起致电宣布起义的董其武将军，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同日，毛泽东也没有忘记致电嘱咐华北局书记薄一波，请他与聂荣臻在傅作义和邓宝珊从绥远回北平时前往车站迎接。

9月21日

当天，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里，划世纪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怀仁堂门前，彩色气球悬着墨绿色的飘带，门两侧，彩旗迎风招展。会场内，玻璃灯、水银灯交相辉映，使整个会堂庄严瑰丽，光彩夺目。主席台的上方，悬挂着巨幅会标，主席台的后幕中央，是醒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会徽的左、右下方，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傍晚，毛泽东早早用过饭，从菊香书屋步行出丰泽园的大门，乘车来到怀仁堂。当以毛泽东为首的主席团进入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发出长达几分钟的雷鸣般的掌声。大会主席团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了大会日程和当日执行主席之后，时针正好指向7点30分。值此隆重庄严的时刻，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幕。”之后军乐队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礼炮28响。全体代表起立，再次长时间热烈鼓掌。

随后，在热烈的气氛中，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们的会议包括600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说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毛泽东扼要地叙述了这次会议召开的历史条件和任务之后讲道：“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最后充满激情地说：“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大气磅礴的开幕词，实际上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宣言。随后，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高岗、陈毅、黄炎培、李立三、賽福鼎、张治中、程潜、司徒美堂等12人代表各方相继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表达了大家对新中国光明前途的信念。

面对中共在北平召开的群贤齐聚、共议开国的盛会，蒋氏父子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只能在日记中发泄怨恨，污蔑中共在北平召开的是“伪”政治协商会议。

9月22日

隆重庄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之后，大会按照预定的议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天，毛泽东总是提前几分钟入场，身着草绿色军制服，手里拿着文件袋，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坐席上。他聚精会神地倾听代表们的发言，不时做一点记录。

大会中间休息时，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走进休息室，抽烟，找人交谈。这天会间休息，毛泽东、朱德正与傅作义握手、交谈时，被誉为“子弟兵母亲”的农民代表戎冠秀走过来与毛泽东握手，她对毛泽东说：“我早就认识你了。”话说得那么坦诚，毫无拘束和矫饰，毛泽东随后高兴地与她交谈了起来。

当日，政协全体会议听取了筹备会四项重要报告。第一个是政协筹备会代理秘书长林伯渠代表筹备会所作的关于人民政协筹备工作的报告。另外三个重要报告是：谭平山报告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董必武报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周恩来报告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为了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应当继续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

当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也发表了一篇社论，名为“恭读蒋总裁告同志书”。社论说，本党总裁蒋公，在战时首都重庆，发表告全党同志书，他总结国民党过去19次遭遇失败的经验，沉痛地告诫全体党员说：“本党每次失败之后，党的组织即起分化，党员意志更为分歧，而党中投机分子，改图变节，叛党求荣之事，也就接踵而来。”

蒋总裁总结得不错，继董其武、孙兰峰、马惇靖、马全良倒戈后，当日上午，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主任马鸿宾在银川私宅“五亩宅”内，召集宁夏兵团诸将官及党政界人士紧急议事。在“五亩宅”会议的影响下，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亦于当日下午3时至5时向彭德怀司令员发出求和电，签名者有宁夏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银川市市长马廷俊等人。当天，国民党粤北始兴县县长饶卫绵率自卫团千余人起义。但他们不是“叛党求荣”，而是“弃暗投明”。

9月23日

今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进入第三天，18人作了大会发言。作为会议特邀代表，傅作义也上台道出心声。毛泽东照例准时到会聆听。

正当代表们聚精会神地听会时，忽然，天空中传来了沉闷的隆隆声。“是飞机。”有人低声说了一句。代表们有些坐不住了，飞机的引擎声越来越大，会议室的房梁发出嗡嗡的轰鸣。就在这时，周恩来推门进来，告诉大家：“外面正在飞的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是为保卫政协会议和北平安全的。这些飞机，还将在中央政府成立的时候，接受检阅呢！”周恩来一席话，引起代表们热烈鼓掌。

而此时，远在宁夏，解放军十九兵团与当地国民党军政代表的谈判到了最后摊牌的地步。这天上午9时，杨得志和李志民等十九兵团首长在中宁接见了国民党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宁夏兵团参谋长马光天、宁夏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三位代表。对于国民党宁夏兵团拒绝和平解决，以及在金灵地区掘堤放水、负隅顽抗的行径，杨得志予以严厉斥责：“要打游击，你们肯定不行的，至于掘堤放水，那是罪上加罪，也根本不可能阻止我军的进攻！”一看解放军司令员发了火，三位代表吓得面如土色，连连说：“不敢，不敢。”下午2时，双方代表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协议书上签了字。

当晚，毛泽东和朱德在北平举行宴会，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前国民党起义将领。席间，毛泽东多次举杯庆祝他们起义取得胜利，并高度评价他们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毛泽东在宴会上还风趣地对傅作义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起，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当从年初一做起。”

9月24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进入第四天，继续举行大会发言。在当天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有22人，朱德总司令代表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发言。朱德在发言中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服从共同纲领，解放全中国的领土，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建立统一的、现代化的、政治上坚定地为人民服务的强大的陆海空军。作为新疆代表的赛福鼎在大会上说：“新疆人民从最近几年的斗争经验中，已经了解到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才能有新疆人民解放运动的胜利。”新疆代表把维吾尔族衣帽献给毛泽东。毛泽东把绒帽戴在头上，赛福鼎帮他披上了绣花披风，会场上笑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随后毛泽东又接受西北回族代表的献旗，旗上用回汉两种文字写着“中国人民的舵师”。

政协会议期间，招待民主人士的宴会很多。周恩来特意嘱咐厨房要专开清真席。赛福鼎听说后十分感动，他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对民族习惯、宗教信仰的尊重。

9月25日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到第五天，继续举行大会发言。这天有20位代表发言，一位来自平原省份年近50岁的农民代表李秀真发言说：“老解放区的农民都翻了身，我的丈夫牺牲在打日本鬼子的战场上，我又送独生儿子去参军打国民党反动派，儿子也牺牲了，但是我不掉一点泪，他们死得光荣，跟着毛主席走，一点也没错。”李秀真朴实而真挚的话语，激起在场代表长达3分钟的热烈鼓掌。作为大会特邀代表、前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孙兰峰说：“一个星期之前，我还是反动集团的一分子，本月19日，我随董其武将军在绥远率部起义。今天，我已经成为新中国革命阵营的一分子，我愿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力量。”

毛泽东白天照例到场听会。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亲自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协商座谈会。在讨论中，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我们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在国歌一时无法诞生的情况下，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徐悲鸿的建议得到周恩来的赞赏。这首歌词曲昂扬豪迈，曾经鼓舞过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为广大群众所熟悉和喜爱，大家纷纷表示赞同。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过时，“还是原词好”。于是大家鼓掌通过。

关于国都，争议不大，大家一致赞成在北平建都，北平改名为北京。北京这座世界知名的历史文化古都，五四运动的摇篮，又恢复了它原本的地位。关于纪年，大家一致认为宜采用现代大多数国家通行的纪年法，以公元纪年。这次座谈会，除国徽一项决定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他各项均获一致意见。

当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发表通电：“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泽东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

9月26日

政协全体会议进行了五天之后，今天休会一天。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继续工作，当日下午3点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会议讨论，一致通过以五星红旗为标志的“复字三十二号”图案作国旗。这个方案的设计者叫曾联松，是当时上海一名普通的经济工作者。推荐这个图案的是著名戏剧家田汉。

周恩来这天没有时间休息。昨晚他向司徒美堂等近30位高龄代表发了午宴请柬，上面写道：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原来，周恩来是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能简称中华民国的问题征求老前辈的意见。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大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接下来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前清进士周致祥。有赞成用中华民国做简称的，也有不同意的。这时，司徒美堂站了起来，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现在革命成功了，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徒美堂语音响亮，满面红光，难掩激动之色，听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全然冷落了一桌丰美的菜肴。

9月27日

这天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六个工作日，上午继续大会发言。发言代表25人，是发言人数最多的一天。其中包括毛泽东昨天提出增加的发言人：林遵（国民党海军起义军官）、邓兆祥（国民党海军起义军官）、刘善本（国民党空军起义军官）等。

负责拟定国旗方案的第六组组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马叙伦就国旗的最后审定意见向大会报告。马叙伦说：“大多数人赞成五星红旗。红色是热烈的颜色，象征中国革命的性质，它又像一团熊熊烈火，象征古老中国得以新生。黄色既代表和平，又表明我们是黄种人。大五角星代表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围绕着它的四个小五角星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象征着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五角星还代表着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历史和5亿人口，这是我们共和国庄严伟大的标志。”

听着马叙伦的介绍和解释，代表们翻阅着已发到手中的38幅国旗样式图册和选出来的五星红旗，一目了然。因此，马叙伦话音刚落，代表们便全体起立，鼓掌表示通过。下午，当人们走进会场时，怀仁堂主席台的两侧，已经挂起了新的国旗——五星红旗。

这天下午的议程还要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的建议案。

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上述提案后，大会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从现在起，北平改为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年用公历，今年为1949年。”周恩来话音刚落，全场便掌声雷鸣，经久不息。周恩来又说：“在正式国歌未制定前，由《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保留原歌词。国徽留待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再作决定。”

下午4时40分，工人腰鼓队进场庆贺，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献旗。清华大学女学生汤明朗诵祝词，当读到“在世界的东方，新中国诞生了——”这一句时，全场掌声雷动，达3分钟之久。

面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国民党政府还能做些什么呢？据史料记载，这天，出席联大会议的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向联合国大会正式提交《控告蘇俄违反中苏条约侵华案》，以控诉苏联破坏《中苏友好条约》及《联合国宪章》。

9月28日

一周前，北平市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委会，北平市长聂荣臻任筹委会主任。当天在北京市政府举行筹委会第三次会议，由筹委会主任聂荣臻主持。对10月1日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各项筹备工作做最后一次周密检查。会上决定指定专门制作各种旗帜的公私铺号和部分成衣铺，赶制大批国旗，并指定了多处代销点，供应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商店和市民的需要。

昨天，政协会议刚刚通过五星红旗作为新中国的国旗，会后就有一位同志来到美术供应社，把一幅五星红旗图案和制作要求交给了一位名叫赵文瑞的妇女。这面旗将在政协闭幕式上使用，制作期限只有两天。刚刚从家庭妇女转为工人的赵文瑞，这天从前门外瑞蚨祥绸布店买来大幅的红绸料和黄缎料，按照尺寸，剪出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精确地贴在大红绸面的正反面，五角星对齐以后，赵文瑞开始缝制。她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如期把鲜艳的五星红旗交给了大会。

这几天，也是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致祥最忙的日子，庆祝大会筹委会把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工作交给了他，为此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了数十天。这两天，8盏大宫灯的制作工作已进入最后的突击阶段，负责设计宫灯的两位日本朋友和组织施工的老艺人已经三天三夜没下城楼了。上级给出的最后期限是在庆祝大会举行前两天要把这8盏大灯挂起来。

政协筹委会会场布置科科长钟灵这些天也忙得不亦乐乎。他的任务是负责制作天安门城楼两边的两幅大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他亲自丈量尺寸，每个字都有一间房子那么大，一个笔画上躺一个人绰绰有余。钟灵虽说擅长写标语，但制作这么大的标语字还是头一次。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钟灵使出浑身解数组织施工，终于赶在庆典前一天完成了任务。

《人民日报》在这天发表社论——《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同时刊登出国旗的图案及制作标准、规格和制法说明，还刊登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和曲谱。

北京市人民政府遵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决定，通知各单位把印信、钦记、戳记、机关名称、牌匾、印章及一切文书用纸上的“北平”字样改为“北京”。

9月2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本日继续举行全体大会，讨论通过被称作人民宪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体委员名额;关于选举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及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提案的审查报告。

《共同纲领》既是开国宣言，又是立国之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民宪章。

大会还一致通过决议，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选举的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并否认广州国民党政府所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

晚间，主席团会议决定：全国机关、学校、工厂、部队，除执行不能休假任务必须照常工作者外，一律于10月1日、2日、3日放假三天，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这天晚上，有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他就是开国大典军乐队的指挥罗浪。代国歌是9月27日通过的，《人民日报》9月28日一版头条发布，而消息直至今天才通知到罗浪，而且代国歌在明天的政协闭幕式上就要使用。加上阅兵曲目，罗浪只得连夜挑灯赶写代国歌的和声部分，还要抄谱、排练。在第二天的闭幕式上，他成功地指挥了第一次代国歌的演奏，会场群情沸腾。

蒋介石此时还在广州支撑局面，当日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中设立军事、财政与外交三个委员会的决议。决议规定一切重要政策，均需分别在此三个委员会中公开议决施行，并将运存台湾之现金交由财政委员会保管。蒋介石独揽实权的手段，引起李宗仁的强烈不满。而此时立法院正在上演倒阎锡山的风波，阎当时已有辞职的意图。总统府当日发出免去宋庆龄咨政，免去邵力子、章士钊、李明扬、张难先四人国策顾问的电令。此时，三野十兵团已完成了对厦门三面包围，国民党军失去了厦门外围所有陆上据点。厦门告急，蒋介石在广州坐不住了。

9月30日

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休会，周恩来赶到中共中央外事组的办公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事工作，作出第一个安排。

周恩来对中共中央外事组副组长王炳南等人说道：“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要开始办正式的外交……”“明天，要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将要发表一个公告。你们要立即将毛主席的公告和我的随附公函送发留驻在北京、南京等地的使馆和领事馆。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

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继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180人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人当选为副主席;选出63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

当大会宣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全场起立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摄影师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个历史瞬间。

下午6时，在天安门广场南端，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出席政协一届会议的全体代表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3000人参加了奠基仪式。奠基典礼在国歌的乐曲声中，由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开始。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他说：“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舉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全体代表均脱帽静默致哀。默哀毕，毛泽东宣读纪念碑文。

然后，毛泽东和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锨铲土奠基，表示对先烈们的崇敬。毛泽东撰写的这段碑文，后来由周恩来手书，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碑文是：“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当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在怀仁堂举行。闭幕式由刚选出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六位副主席主持。当毛泽东和其他六位副主席走上主席台时，怀仁堂里再次响起长时间的掌声。朱德致闭幕词后，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会场内，乐队高奏起《义勇军进行曲》。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演奏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主席台上冉冉升起。

10月1日

清晨6时，周恩来第三次将电话打到毛泽东卫士值班室，催促毛泽东睡觉。也许是太疲劳，或是太兴奋，这天毛泽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下午1時，李银桥叫醒毛泽东。1时30分，李银桥为毛泽东穿上参加开国庆典的“礼服”。2时，毛泽东从住所步行到勤政殿，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任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政务院总理等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3时，毛泽东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广播里播放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广场上的群众随声高歌，气氛空前热烈，亿万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激动人心的一刻终于到来了。

毛泽东向前挪动了两小步，站在麦克风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电台现场实况转播将毛泽东主席响亮的声音传遍全中国、全世界。随后，毛泽东按动电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与此同时，54尊礼炮齐鸣28响。升旗仪式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约3时30分阅兵开始。朱德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乘敞篷车检阅了由16400名官兵组成的人民解放军三军部队。检阅完毕后，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要求我军全体将士，继续前进，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4时，阅兵分列式开始，依次走过天安门城楼前的是代表人民海军的水兵部队，代表人民陆军的步兵师、炮兵师。4时35分，当战车师行进到天安门城楼前时，人民空军26架飞机组成的“品”字队形，掠过天安门上空。执行这次飞行任务的飞行员中就有第一个驾机起义的原国民党空军驾驶员刘善本。而受阅部队使用的武器装备主要来自美国、日本和国民党的兵工厂。

约6时，受阅大军最后一支队伍通过，群众游行和狂欢开始。此时天近黄昏，天安门城楼上彩灯点亮，数十万群众也点燃了早已准备好的灯笼，转瞬间，红旗的巨浪变成了灯光的海洋。6时30分，随着一枚绿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五颜六色的焰火交织出现在夜空，天安门广场再度沸腾起来。欢呼声、歌唱声、礼花的轰鸣声;灯光、火光、烟花喷射出来的五颜六色的荧光交织在一起。共和国的第一天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