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剑

清廉是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也是令一切敌人胆寒的力量

每到季春时节，在清澈的汉江和古老的城池之间，常常回荡着“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诵读声，这是人们熟知的唐代襄阳籍诗人孟浩然的《春晓》。许多人知道襄阳这座城市，往往也是从这首诗开始的。襄阳这座城市，不唯有诗歌的流光溢彩、战争的金戈铁马，还有多姿多彩的文化。其清正廉明、勤政爱民的文化精神就是古城一抹靓丽夺目的光彩。

淡泊守初心   勤政甘清贫

在襄阳城西有一处名胜古隆中，相传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诸葛亮的躬耕成才之地。古隆中石牌坊横枋上镌刻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出自诸葛亮的《诫子书》，是他对儿子诸葛瞻的告诫，更是他自己砥砺一生的信念。

诸葛亮从一个17岁的翩翩少年到27岁出山，其间躬耕苦读、励志成才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移步至隆中书院，展厅里复制的诸葛亮的信函和奏表文字，为我们打开了了解诸葛亮的另一扇门。一封诸葛亮写给李严的信中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除了俸禄，他家里没有余款，妻子连件像样的换洗衣服也没有。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家境却如此清贫，不得不叫人赞叹。在《自表后主》中，诸葛亮写道：“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别无调度，随时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也。”按照三国时期的官员俸禄制度，“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是比较低的;“随时衣食，悉仰于官”，自己的衣食也都是靠官俸维持;家里不做别的生计，也不依靠别的收入发财致富，去世之后也要做到内无余帛，外无盈财。读到此处，不能不感叹一代名相守身自律、廉洁奉公的高尚节操，令人顿生景仰之情。

羊公碑尚在   读罢泪沾襟

襄阳城南有山名曰“岘山”，自西向东十里青山环抱古城，其东叫岘首。这岘首山风景秀美，引得数不尽的文人墨客登临咏赞。究其缘由，是因为这座山和一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他就是西晋征南大将军羊祜。

羊祜出镇襄阳之初，江汉间由于连年征战，赤地千里，民不聊生。他率军开荒屯田800余顷，不但充实了军粮，而且使百姓安居乐业;他大力兴办学校，教化民众;他生活简朴，家无余财，常常把自己的俸禄赏给百姓和军士，深得军民之心。为了做好伐吴的准备，羊祜以德怀柔，使对峙的敌方也佩服其勤政爱民之德。最终，羊祜苦心制定的灭吴方略，在他举荐的继任者杜预任中得以实现，结束了汉末以来的分裂割据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咸宁四年（278年），由于积劳成疾，羊祜去世。消息传到襄阳，百姓罢市痛哭。为了纪念羊祜，百姓把岘山群峰中的一座山叫作“羊祜山”，并在羊祜生前喜欢游息之地岘首山建庙立碑。此后每逢时节，襄阳百姓都会祭拜他，睹碑生情，莫不流泪，因此称作“堕泪碑”。数百年之后，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中也不禁长叹“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范仲淹在《寄题岘山羊公祠堂》诗中也写道：“休哉羊叔子，辅晋功勋大。化行江汉间，恩被疆场外。中国倚而安，治为天下最……公乎仁泽深，风采独不昧。于今堕泪碑，观之益钦戴。”

谁知尚书弟   家贫无余财

自古以来，汉江就以其“清”而赢得许多诗人的吟诵。李白赞道：“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苏东坡在诗词《汉水》中叹道：“襄阳逢汉水，偶似蜀江清……过之不敢慢，伫立整冠缨。”他说襄阳的汉水和蜀地的江一样清澈，当我到了江边，不敢轻慢，而下意识地恭敬地站立在那里，整了整帽子以示尊敬。这不仅是诗人对大自然的敬畏，更是他对政治清廉的期盼。

历史上，襄阳还有一位清廉如水的官员方岳贡。明崇祯年间，张献忠占据襄阳汉江上游的谷城时，听说居民方岳宗是松江知府方岳贡的弟弟，以为他沾哥哥的光，家境肯定殷实，就借故把他拘禁起来，要他出钱助饷。方岳宗大呼“家贫无余财”，张献忠哪里肯信，派兵上门搜查，结果正如方岳宗所说，家里除了书籍、散碎银子之外，被方岳宗认为最值钱的，就是兄弟俩的一堆来往书信。见此情景张献忠顿生敬意，释放了方岳宗，并修书一封，让方岳宗的家人把信送到松江。张献忠在信里面坦率地说：“使为官者人人皆如我公，百姓不受朘削之苦，献忠何能起事？”

一个地方要员的弟弟家竟然清贫至此，以至于能够叫一个农民军领袖自愧自省，足见清廉是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也是令一切敌人胆寒的力量。

郑公堤尤在   民不能忘之

汉江穿襄陽市区而过，南边称襄阳，江北称樊城。樊城从古至今都是繁华的商贸之区。

清道光八年（1828年），郑敦允任襄阳知府，了解到汉江水患让樊城“堤岸日圮，富庶渐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商业发展受到巨大威胁。此前几任知府都未能成功建石堤，但郑敦允“持之以决，恪之以诚，赴之以勇”，力排众议，凝聚士民之心，才“议甃石堤四百余丈，二年而成”，“障狂澜而奠民居”。1831年，一场“亘古未有”的大水让所筑石堤塌陷过半。事实上，如果不是有郑敦允修的石堤捍卫，樊城受灾会更加严重。但已调任署武昌粮储道的郑敦允仍感到是自己失责，执意要求回襄阳修堤。襄阳人听说郑敦允要回来，“走迎三百里，日夜牵挽而至”。郑敦允回到襄阳，立即投入到大堤的修复工程之中，牢固的大堤让樊城人永蒙恩泽。第二年正月，郑敦允因积劳成疾，以生命谢任于襄阳。襄阳百姓悲痛万分，“民哭公，如哭私亲”。在他离世三年后，各方人士自发捐资在汉江北岸修建了郑公祠，并留下“民不能忘”的石匾。后人把郑敦允修建的大堤命名为“郑公堤”。

今天，郑公堤依然雄伟屹立在樊城江岸，“民不能忘”的石匾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磨灭。它仿佛在告诉人们：为官心中有民，民便永不能忘。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中国纪检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