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对齐鲁文化所作贡献考探

2021-10-20孙克诚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3期

[摘要]清初顾炎武在山东居处二十年。其间他对齐鲁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积极参与地方文化事务与学术活动，在经学、史学、历史地理学、谱牒学、金石学、音韵学、文学等诸多方面，对齐鲁文化作出了切实贡献，其作为与人格魅力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清代山东学术的振兴与发展推动之功莫大。

[关键词]顾炎武;山东;齐鲁文化;文化贡献

[中图分类号]B249. 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1）03-0080-08

Gu Yanwu s contribution to Qilu culture

SUN Ke-che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China）

Abstract：Gu Yanwu lived in Shandong for twenty yea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during which he made a deep study of Qilu culture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local cultural affairs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made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to Qilu culture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geography， genealogy， epigraphy， phonology， literature etc. His actions and personality charm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handong academics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Gu Yanwu; Shandong; Qilu culture; cultural contribution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他一生致力学术研究，对经学、史学、金石学、音韵学、历史地理学等学问颇为精通，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历代宅京记》等著作五十余种。其以思想与学问的开创性贡献，与黄宗羲、王夫之一起为人并称为“清初三先生”，《清史稿》其本传言：“国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1]13116他对肇开清代朴学风气，奠定一朝学术发展路向，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被著名学人梁启超称为“一代开派宗师”[2]16。

顾炎武与山东渊源颇深，后半生曾长期居处山东，二十年间虽屡屡出游北方各地，但皆最终归宿山东。他所撰《山东考古录》等著作，及《肇域志》《金石文字记》《音学五书》《日知录》中诸多篇章，即写就于居住齐鲁期间。顾炎武对齐鲁之地历史、地理、金石、故实等皆有深入的研究，他与齐鲁学人交游密切、论学频繁，对振兴清代山东学术，推动一地区域文化发展贡献莫大。对顾炎武的研究，今日学人已多有倾力，但就其对齐鲁文化的贡献，虽在研究中亦有涉及，但整体性研究尚且缺乏，故本文将就此略作致力，以期引玉。

一、顾炎武与山东之渊源

考索清人张穆撰《顾炎武年谱》，及顾炎武所作诗文相关线索可知，顺治十四年（1657）春，为避仇家迫害，顾炎武离家北上，进入山东，至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离开山东移居关中，二十年间虽然他每年游学考察各地，但皆返归山东居处。在山东顾炎武购置了田产两处：一在章丘长白山侧大桑家庄，康熙四年（1665）购置;一在泰安汶河岸北，康熙六年（1667）购置。两处土地为其勤力营治十数年，皆成良田。大桑家庄田产约有十顷，为其度岁山东的常居之地。在山东顾炎武涉入诉讼两次：一在康熙七年（1668），卷涉黄培诗狱案中，入押济南狱半年之久，事白得释;一在康熙八年（1669），大桑家庄田产生纠纷，与原卖主谢长吉对簿公堂，占理胜诉。

居处山东二十年间，顾炎武广游齐鲁形胜古迹，踪迹遍及莱州、即墨、青州、济南、泰安、兖州、曲阜、邹县、邹平、章丘、长山、潍县、长清、德州、平原、淄川等地。他东上崂山，西攀泰山，泰安、曲阜、济南等古迹密集所在，更是多次前往探寻考勘。赞咏齐鲁胜迹，他有《劳山歌》《登岱》等数首十诗歌传世。为交流治学心得、印证学问，他广交山东文友，与文士赵士完、任唐臣、张允抡、黄培、黄坦、徐夜、张尔岐、马骕、张光启、刘果庵、颜光敏、程先贞、李紫澜、李焕章、薛凤祚、刘在中、徐元善、孙宝桐、谢重辉、李源、王士禄、王士祯等二十余人深有交谊。其中徐夜、张尔岐、颜修来、程先贞等人是他最为看重与交往密切之友。张穆撰《顾炎武年谱》夹注有云：徐夜，名元善，字东痴，号嵇庵，新城诸生，明亡隐居不仕，能诗善文，后被举博学鸿词，以病辞却;张尔岐，字稷若，号蒿庵，济阳诸生，长于治经，著作《仪礼郑注句读》尤受顾炎武称赏，诗文结为《蒿庵集》[3]34;颜修来，字光敏，曲阜人，康熙丁未年（1667）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著有《乐圃集》;程先贞，字正夫，德州人，复社成员，在明官至工部员外郎，入清不仕，有《燕山游稿》《葸庵诗草》等著述[3]47。这些文士皆为当时山东学界翘楚，顾炎武与之多有诗文交流、学问切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他们的学术影响即是对彼时山东学界风气的影响。

顾炎武流徙北方，之所以选择山东为首入之地与落脚之所，并活动此间二十年，分析其原因则主要在于：其一，他于政治上有抗清复明之志，山东为忠义之乡，忠勇之士多有，进入山东，其意在联络同道，以图谋大业;其二，他于学术上有振衰起弊之志，齐鲁为儒学源地，硕学之士多出，进入山东，其意在交流学问，以振兴学术风气;其三，他为复社成员，山东有山左大社，为复社在北方的最大分社，进入山东，投奔社友，可受到较好的接洽与安置。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清局势逐渐稳固，顾炎武放弃政治图谋，转为以文化承扬为要务，他沉潜学术中，终成一代宗师。以其学术作为，顾炎武影響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山东亦以其居处此间得蒙泽霈，齐鲁之地文化发展得其推动之功力莫大。

二、顾炎武对齐鲁文化的作为及影响

顾炎武对齐鲁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齐鲁文化研究的倾力投入，举凡历史、地理、人物、民俗、文化遗产等方面，他皆进行了深入勘察与细致研究，所得结著为文章，使齐鲁文化借以传播当时、传承后世;其二，对齐鲁文化事务的切实参与，他参编地方志，为人作书序，作诗咏颂齐鲁，使地方文化得以开新局谋新篇;其三，对齐鲁文化发展的精神推动，他致力学术研究，与一地学人广有交流，在人生态度、治学精神、研究方法上给山东学界诸多影响与启示，使学术风气发生新变。以其切实的作为，顾炎武使齐鲁文化得以振兴与繁荣，对区域文化发展贡献莫大。其对齐鲁文化的作为与影响，从传统学术构成上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学作为及影响

经学为研究承载儒家学说经典的学问，它源起先秦，成于两汉，发展中其研究范围逐渐扩大，至南宋已由“六经”发展为“十三经”。中国传统学术以儒学为主流，经学又为儒学研究的核心。经学源起齐鲁之地，秦汉时诸多齐鲁经生入仕，经学一直为齐鲁士人所重，历代著名经学大师屡出山东。

于清初，顾炎武虽然少言性理之學，倡导学问经世致用，但他对儒学根本—经学一直有重，终生投入精力研究，所著《五经同异》《九经误字》《左传杜解补正》《石经考》诸书，皆为经学研究著作。其名著《日知录》亦多有研究经学之文，山东学友程先贞在《赠顾征君亭林序》中有言：“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旨在于明经术，扶王道。”[3]214居处山东，顾炎武多与山东同道论辩经学，以其识见与作为推动了清初山东经学研究的开展。

在经学研究上，山东学人如程先贞、张尔岐、马骕、刘孔怀等人皆曾沾溉于顾炎武。顾炎武每往京冀路经德州时，常相访于程先贞，二人多就经学展开交流。程先贞有记载，顾炎武“每过吾州，辄见访，如侨札之欢，皋梁之托也。为余谈说经史，不惮娓娓。或留信宿，浃月经时，然后乃得去”[3]214。康熙九年（1670），于德州顾炎武曾为程先贞、李紫澜讲授《易经》达三月之久，“六月，程正夫、李紫澜延先生于家讲《易》，至九月初讲毕”[3]61。程先贞诗作《立秋日王北山过访，同听顾亭林讲易，并贻所著<槐轩集>》有言“大易迥开悬象奥”[4]201，可见众学人从顾氏讲学中获益匪浅。顾炎武著作《日知录》一些写就篇章亦为程先贞等先得阅读，对此程先贞有记观后感：“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4]214

顾炎武对礼学亦颇有研究，在《日知录》中他多有“三礼”著论。彼时山东经学大家张尔岐亦以礼学研究名世，顾炎武即因服膺于张尔岐的礼学见解而与之定交。清人罗有高作《张尔岐传》有记，顾炎武来游济南，“偶于官所闻人谈《仪礼》”，驻足听之，讲论数千言“条理纯贯井辨，不阂不虑”，而大惊叹，寻问后得知论礼之士名张尔岐，次日即“戒僮仆，肃名刺”，修古礼以相见，二人“议论甚欢，恨相见晚”[5]。清人江藩《汉学师承记（外二种）》有记，张尔岐“逊志好学，工古文辞”，有学术著作十数种[6]，于礼学研究，他作有《中庸论》《夏小正传注》《吴氏仪礼考注订误》《仪礼郑注句读》等著作多种。顾炎武与张尔岐之间多有相互探访与诗文往来，二人谈经论礼，相交甚契，张尔岐《答顾宁人书》对顾炎武有高度评价：“自章丘得近清光，数闻绪论，兼得读诸作，固已私意先生所学有异世俗，非仅文章之士而已。”[7]422张尔岐作礼学著作《仪礼郑注句读》既成，顾炎武欣然为之作序，对其人其书亦予以力赞：“济阳张尔岐稷若笃志好学，不应科名，录《仪礼》郑氏注，而釆贾氏、陈氏、吴氏之说，略以己意断之，名曰《仪礼郑注句读》。……如稷若者，其不为后世太平之先倡乎？”[7]82在礼学研究上，二人采纳彼此观点，在其个自著述中可以看到诸多一致性的见解。张尔岐去世后，顾炎武所作悼诗有言：“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觅谁传？”[7]521可知他对张尔岐礼学研究甚为推重。张尔岐对易经亦有研究，作有《周易说略序》《周易程传节录序》等论文，在易经研究上，顾张二人亦应多有交流。

顾炎武对十三经中的《左传》亦深有研究，著有《左氏杜解补正》一书。邹平人马骕（字宛斯）与顾炎武有交谊，二人曾结伴至邹平郊外访碑刻，一同受聘参编《山东通志》。《池北偶谈》有记，马骕为顺治己亥年（1659）进士，曾任淮安府推官、灵璧县令等职，他“博雅耆古，尤精《春秋》左氏学”，其所著《绎史》一书，“昆山顾亭林尤服之”[8]。马骕著有《左传事纬》一书，顾、马二人有共同学术偏好，就春秋左氏学相互探讨则自在其然。山东长山人刘果庵（字孔怀）亦为致力经学研究之士，顾炎武与之交往亦深。刘果庵为隐士，人称“刘隐君”，他“精于考覈，著有《四书字征》《五经字征》《诗经辨韵》《范文正公流寓长山考》等书”，顺治十五年（1658），顾炎武入住其家，与之就经学“辨析疑义”[3]36。

程先贞、张尔岐、马骕、刘孔怀等人皆为彼时山东经学研究翘楚，与顾炎武的交往，必让他们深受顾氏经学思想与治学方法影响，从中获益甚多。

（二）史学作为及影响

传统学术经史同源，“经史并治”为学术传统，顾炎武亦为史学大家，因此于康熙十八年（1679）他被人荐举参修《明史》。在山东居处游历期间，顾炎武参与了《邹平县志》《德州志》《山东通志》等地方史志修撰工作，还为《崂山志》作了序言，就史学与山东学人多有交流，对清初山东史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顺治十六年（1659），顾炎武参与了《邹平县志》的校订工作。顾炎武“抵邹平，订其县志”，其友人山东学政施闰章为《邹平县志》作序有记：“是时比部张举之请告家居，藏书多善本，博采勤搜，进士马宛斯讨核翔实。而吴门顾宁人自上谷来，悉授以校之，书遂成，凡八卷。”[3]37康熙十二年（1673），顾炎武参与订正了《德州志》：“四月，至德州，订州志。”[3]66是志为其友人程先贞主修。同年又参与了《山东通志》编撰工作：“八月，游济南，寓通志局。”“《山东通志》修于癸丑，……时方伯施泰瞻天裔主其事，聘吴郡顾炎武在局。”[3]66参修省志乃受山东布政使施天裔所聘，顾炎武负责审订、修改、润色山川古迹部分，使用相关资料他完成了所著《肇域志》中山东部分，其《与颜修来手札》有云：“弟今年寓迹，半在历下，半在章丘。而修志之局，郡邑之书颇备，弟得藉以自成其《山东肇域记》。若贵省之志，山川古迹稍为刊改，其余概未经目。”[7]289其信函《答叶嵋初》亦言：“弟职在润色，须诸公讨论成稿之后，方得经目，此时不过借关防为著书之便而已。……所著舆地之书，名曰《肇域志》，其山东一省，乘此之便，旬月可就也。”[7]259

明末监察御史黄宗昌致仕后著成《崂山志》一书，顾炎武来崂山为之作了书序。顺治十四年（1657），顾炎武至莱州，“过即墨，游劳山”[3]33。此行他结识了即墨黄培、黄坦等人，并应黄宗昌之子黄坦所请，为《崂山志》作了序言，序言有记：“故御史黄君居此山之下，作《崂山志》，未成，其长君朗生修而成之，属余为序。”[9]是文收在《亭林文集》中，题曰《劳山图志序》[7]89。序言中顾炎武对崂山山名的由来作了考证，后来又在《山东考古录》《日知录》中就此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崂山志》因为前有顾氏之序，因而为世人推重。

诸多山东友人皆精通史学，就史著编撰、史学问题，顾炎武当与之多有交流。如与顾炎武一起参修《山东通志》者，既有张尔岐等故交，亦有薛仪甫、李焕章等新识，李焕章为张尔岐作《蒿庵集》题序有记：“越明年癸丑春，与蒿庵同省志之役，与时昆山顾宁人、益都薛仪甫咸在焉。”[10]序一张尔岐、薛仪甫、李焕章等人对史学皆有擅长。张尔岐曾参修《济阳县志》。薛仪甫，名凤祚，淄川人，精通算学、历法，学问被认为“贯通中西”[1]13934。李焕章，广饶人，字象先，号织斋，他“肆力古文辭，好太史公书”，除参编《山东通志》外，“各邑志经其手辑或叙述论列者为尤夥”[11]，参修《青州府志》《乐安县志》等多种地方志。李焕章作《蒿庵集序》对顾炎武的史学才识有高度评价：“宁人精赡史学，自龙门下至元欧阳，千百年事若贯注。”在相互交流接触中，他折服于顾炎武的学问。顾炎武的友人马骕研究《左传》，颇通古史，所著《绎史》一书，共160卷，考述太古至秦代历史，尤为顾炎武叹服推崇，就《左传》与古史二人当探研颇深。

（三）历史地理学作为及影响

顾炎武平生著述以地理学为最多，卷帙较大者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二书，卷帙稍小者有《建康古今记》《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历代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等十余种。其所著多就人地关系及人文环境的历史变迁作以研究，记述政区建置、地名变迁、物产经济、人文掌故、民俗风情、历史遗存等内容，以现代学科分类，属于历史地理学范畴。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有久远的传统，自《尚书·禹贡》篇开始，历朝正史中皆辟有《地理志》以作载录，各种专门著作亦多，如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等为其著名者。顾炎武对历史地理学研究有重要贡献，而对山东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其贡献更为显著，所著《山东考古录》一书，是继元代于钦《齐乘》之后，又一部山东历史地理学的重要著作。

《山东考古录》成书于顾炎武驻鲁期间，顺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顾炎武“辑《山东考古录》”[3]39。书为札记体，有一卷四十七则一万六千余字。就内容而言，辨析地理，有《华不注解》《辨靡笄》《考古地里》《考历山下大涧》《辨高里山》《考社首》《辨渿河》《辨肃然山》《考洸河》《考夹谷》《辨淮河字音》《考洋水》《辨劳山》等篇;考证建置，有《辨鲁地为古徐州》《考武城》《考薛为徐州》《考楚境及齐长城》《辨济南郡无邹县》《考台县》《考汉都尉治於陵》《辨淄川非薛》《辨章丘》《考管县》《考画邑》《考棠邑》《考牟国》等篇;判录碑刻，有《辨无字碑为汉立》《录唐敕》《录宋牒》《录元圣旨》《录白龙池题名》等篇;考记物产，有《考铁》《考竹》等篇;考析俗信，有《考五帝》《考灵岩寺》《原鬼》《考碧霞元君》《考人祖》《考杞梁妻》等篇;判明故实，有《考泰山都尉》《考泰山兵》《辨阙里》《考费惠公》《考齐地用舟师》《辨景相公墓》《考奡荡舟》《辨东牟侯兴居》等篇[12]109-156。每则小文撰写皆用心精深，考证确当，新见时出。

此书之著是在顾炎武入居山东四年之后，其间他遍游齐鲁之地探幽寻古，文化遗存较多的泰山、曲阜、济南等地更是屡往考察。在田野调查与实地探考基础上，他研判文献记载与民间传言，对诸多人文景胜与历史掌故作以考证，辨析记载与传言正误，提出个人见解，以辨正山川地名所来及史传。就山东地理掌故而时人未明之处，他频出灼见，如济南华不注山山名之意历来人所费解，《华不注解》中，他考证“不注”实为“跗注”，“不”与“跗”古音相同，跗为“华蒂”之意，山名之意乃“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也”[12]113。考证有开人数千年之不明。《辨劳山》一文对劳（崂）山山名所来有辨析，其言，因《寰宇记》有记“秦始皇登劳盛山”，故有劳山一名劳盛山之传，而《史记》记秦始皇事有“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句，“荣成山”在史书及历代地理书中不见有记，“荣”当为“劳”字之误，而王充《论衡》记此事正作“劳成山”，他认为，齐东以劳山、成山为最大，“劳盛山”是劳山、盛山（即成山）的并言，非专指一山，所作辨析如其所言“以正史书二千年之误”[12]150。《考碧霞元君》中，他言，碧霞元君封号虽始自宋代，而泰山神女则于“西晋之前”已有传言，且有夫婿，又考证，“泰山不惟有女，亦有儿”[12]123，并有子数人，所云皆为世人稀闻之言。精深考证充盈书中，新人之闻、明人之见，读后让人对齐鲁之地历史地理、民风掌故恍悟有感，激发出探索兴趣。《山东考古录》一书对后世山东学者倾力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光年间学者叶圭绶即承继其研究，著写了《续山东考古录》。

在所著《日知录》中，其研究山东历史地理的篇章有十数则，多采自《山东考古录》，亦有新作，如《山东河内》《曾子南武城人》《杏坛》《徐州》《向》《小穀》《济南都尉》等篇。篇章中亦高见颇出，如《杏坛》中，他认为：“杏坛，泽中高处也。”今传杏坛，乃孔氏子孙于宋代“以讲堂旧基甃石为坛，环植以杏，取‘杏坛之名名之耳”[13]1223。证论确实新人眼目。其《亭林文集》中《圣慈天庆宫记》《齐四王冢记》等篇，亦为言及山东宫观、古迹所来的历史地理类文章。

顾炎武还就山东历史地理问题与山东学人展开论辩，并著成《谲觚十事》一书。是书所著原因，文中有言：“时见尺牍，有乐安李象先名焕章与顾宁人书，辩正地理十事。”[12]163因见到题名李象先（或以为托名）所作书札，批驳他对山东古地理考论观点，顾炎武对之再作辨正而著成此文。他就孟尝君封邑、营邱所在、潍水之称淮水、孔子登太山所望吴门、景公墓所在、逄山之来、泰山无字碑所立、呼丈人为泰山、劳山吴子宫、太公封齐原因等十个问题，一一辨析作了回答。二者比较而言，顾炎武持之论有据，见解更令人信服。是书刊刻于康熙九年（1670），流行社会中，使这场学术论证为世人瞩目，引发了山东学人对区域历史地理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影响深远。

顾炎武论及山东历史地理的论著，还有康熙十二年（1673）参编《山东通志》时，利用志局资料所著成的《山东肇域记》，其《与颜修来手札》有云：“而修志之局，郡邑之书颇备，弟得藉以自成其《山东肇域记》。”[7]289其即为其传世著作《肇域志》中山东部分。他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亦有论及山东部分，因顾炎武对山东历史地理深有研究，故其相关述论颇为全面而精到。张穆记载，顾炎武还著有《岱岳记》八卷，应是对泰山人文地理及其历史掌故所作考证著作，可惜不见传世。对山东历史地理所作研究，客居山东的顾炎武贡献远远高于古今山东人之所为。

（四）谱牒学作为及影响

谱牒是记录家族世系源流、科举仕宦、人物事迹、艺文著述等内容的簿籍，俗称家乘、族谱。谱牒的兴起与中国社会对血缘关系与家族亲情的重视密切相关，源起于史书中帝王世系的记录，魏晋时谱牒编撰开始在士族中盛行，经唐宋发展，明清时流行于民间。研究谱牒编撰及其内容的学问即谱牒学。古代山东多有高门大姓，谱牒编撰受到重视，谱牒学研究亦为人所重。顾炎武居鲁期间，对山东的谱牒编撰与研究亦有贡献，这在他应友人任唐臣之求，为《莱州任氏族谱》所作序言中有体现。

在《莱州任氏族谱序》中，对族谱编撰的重要意义，顾炎武有明确表露。他有论清初山东经济衰败与世风颓坏之况：“余往来山东者十余年，则见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货贿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浇且伪，盗污其主人，而奴讦其长，日趋于祸败，而莫知其所终。”[7]87但在东莱他所见情形却有所不同：“余顷至东莱，主赵氏、任氏，入其门，而堂轩几榻无改于其旧;与之言，而出于经术节义者，无变其初心;问其恒产，而亦皆支撑以不至于颓落。余于是欣然有见故人之乐，而叹夫士之能自树立者，固不为习俗之所移。”[7]87赵氏、任氏等大家则齐家有道，无改道义所守。原因待及任唐臣“出其家谱一编，属余为之序”时方有明了，“其文自尊祖睦族，以至于急赋税、均力役，谆谆言之，岂不超出于山东之敝俗者乎？”[7]87乃是对族人明礼守法，族谱中有谆谆教诲。“而若任君者，为之深忧过计，而欲倡其教于一族之人，即亦不敢讳其从前之失，而为之丁宁以著于谱。”[7]88任唐臣为家族荣睦有深虑，故将训诫族人之言著于家谱中。顾炎武认为，其做法值得推广：“余行天下，见好逋者必贫，好讼者必负，少陵长、小加大，则不旋踵而祸随之。故推任君之意，以告山东之人，使有警焉，或可以止横流而息燎原也。”[7]88这样可以使个人防止祸患临身，使社会止息人欲横流。他充分肯定了族谱编撰对于收族睦众、安定社会的重要作用。

顾炎武对谱牒学深有研究，著有《顾氏谱系考》一书。因而在谱牒编撰上，多受人倚重求教，如曲阜友人颜修来编撰家训时，就曾向他征询过意见，顾炎武《与颜修来手札》有记：“家训如命勘正，容于秋仲入都面奉。”[7]281对山东谱牒学发展，顾炎武亦有助推之功。

（五）金石学作为及影响

金石学是以钟鼎器物、碑碣岩刻等历史遗存为研究对象的中国传统考古学，偏重于著录、考证铭文碑刻以证经补史，为经史研究提供文献支持。金石学正式形成于北宋，以欧阳修撰《集古录》为标志，名称则取自山东人赵明诚著《金石录》。作为一代经史大家，顾炎武非常重视金石学研究，终生注重金石文字搜求，其《金石文字记序》有言：“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不但词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12]213所撰《求古录》《金石文字记》《石经考》三书，即其研究金石学所结成果。

居鲁期间，顾炎武登泰山、访曲阜、上灵岩，多方搜求碑刻，亲手抄纂，加以辨析，著录在案。于《求古录》《金石文字记》二书中，辑录山东各地碑刻近八十种，《山东考古录》《日知录》中亦收载山东碑刻数种，他为山东金石学研究所作贡献极为突出。

《金石文字记》载录秦至元碑刻三百余种，为其访探全国各地所获，采自山东地区的碑刻有四十余种，其中以泰山、曲阜为最多。山东历代著名碑刻遗存几乎全部包罗其中，如秦代李斯撰泰山石刻、汉代鲁孝王刻石、郎中郑固碑，魏代封孔羡碑，后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碑，唐代临淄郡公房彦谦碑，宋代宋真宗广生帝君赞碑，元代岳庙元圣旨碑等，皆为其所载录[12]177。《求古录》录五十余种碑刻，其中采自山东泰山、长清灵岩寺等地三十余种，著名者如唐景云二年敕、真宗广生帝君赞、升元观牒、灵岩寺宋李迪诗、唐岱岳观双碑等[12]491。二书收录的每种碑刻，记所在、明现状、言字体、录全文、注文字、辨错讹、考所来、释文义，记载内容全面。如《金石文字记》有载“泰山石刻”，先言：“泰山石刻，李斯篆。”记其作者文体;又曰：“《金石录》言：‘刘跂作《秦篆谱》，凡一百四十四字。《金薤琳琅》言：‘宋莒公摹本，仅二世诏五十一字。”引证文献说明碑刻历代磨灭之况;再言：“今所存，惟‘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二十九字，在岳顶碧霞元君宫之东庑。而泰安州城内东岳廟中，别刻一石，亦止二十九字，其宋本不传。”[12]219记录碑刻现存文字及其所在情状。相关记载颇为详明，其历史及现实情状从而可以清晰为人所获知。

随着岁月流逝，顾炎武所载录的山东碑刻实物，或碑体毁损，不传后世，或文字剥蚀，不可辨读。他的记载为人们修复古碑、涂丹碑文，研究山东金石遗存，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所作研究又为学人继之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就金石学顾炎武还与山东学人多有探讨。友人颜修来对金石学亦有研究，顾炎武与之交流颇多，其所作《与颜修来书札》中即有讨论碑刻内容：“其他若麟游之九成宫碑，长武之虞恭公碑俱佳。若多印得曹虞二碑各一幅见惠，最感！”[7]289二人就碑刻拓片互通有无。友人马骕亦明于金石学，张穆《顾炎武年谱》有记，顾炎武曾与之共至邹平郊外寻访碑刻，研讨金石学亦为必然。对山东金石学研究，顾炎武其功莫大，齐鲁之地自北宋赵明诚始金石学兴起，有清一代金石研究隆盛，山东人桂馥、陈介祺、王懿荣等并为大家，而肇清代山东金石学研究之端者则为顾炎武。

（六）音韵学作为及影响

传统音韵学是研究汉语声、韵、调系统历史变化及发展规律的学问。顾炎武是音韵学大家，《音学五书》《韵补正》二书皆其所著音韵学名著。《音学五书》含《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著论5种[14]，共39卷，对音韵学诸多重大问题有深入研究。《韵补正》是为宋代吴才老撰《韵补》所作的正误性著作。

这两部著作皆定稿、刻印于顾炎武居住山东期间。《韵补正》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是年顾炎武入山东至掖县（即今莱州市），与赵士完、任唐臣定交后，又“从唐臣假吴才老《韵谱》，读而校之”[3]33，所成著作即《韵补正》。顾炎武作《吴才老韵补正序》有言：“余为《唐韵正》已成书矣，念考古之功实始于宋吴才老，而其所著《韵补》仅散见于后人之所引，而未得其全。顷过东莱，任君唐臣有此书，因从假读之月余。其中合者半，否者半，一一取而注之，名曰《韵补正》，以附《古音表》之后。”[7]195《韵补正》成书《唐韵正》《古音表》之后，来山东前，顾炎武已致力于音韵学研究。《音学五书》全部定稿并刻印则是在其移居山东十年之后，即康熙六年（1667），顾炎武离开山东南下，“开雕《音学五书》于淮上”[3]55。

顾炎武交往的山东学人多通音韵之学，在撰写音韵学著作期间，他与友人就音韵学多有研讨，并赠送所著音韵学著作以征询意见。他与友人颜修来通信中屡屡谈及音韵之事，“仲春偶过兖署，未得亲旨阙里，再侍雅谈，专伻斋所刻《韵谱》呈正大方。至前日所留《诗本音》稿，系未改定之书，其中有舛误者，姑写二条附上，阅过粘卷内付还。它日当携全书奉观，更求指诲耳”[7]289。他将《韵谱》及自己所作未定稿《诗本音》呈送朋友以求指教。康熙十二年（1673），参修《山东通志》时，他与颜修来书札又云：“所刻座右语一通，并《音学五书》面呈。”[7]289可知颜修来对音韵学亦有研究，二人就音韵学交流甚多。德州友人张尔岐亦明音韵之学，张尔岐《答顾宁人书》有言：“自去岁春初，辱承德音，及惠《韵谱》，因急图一晤。”[7]423顾炎武由此亦以音韵学书籍相赠。长山友人刘孔怀著有《诗经辨韵》一书，显然精通音韵学，顺治十五年（1658），顾炎武入住其家，二人“辨析疑義”，于音韵学应多有探讨。莱州友人任唐臣既藏有吴才老《韵谱》，于音韵学亦当明晰。顾炎武在山东的音韵学研究及与友人就音韵学所作研讨，对清初山东音韵学的发展推动作用不言而喻。

（七）文学作为及影响

顾炎武既为明清两代杰出的学问家，又是一位卓越诗人，但文学成就为其学术成就光彩所掩，友人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对其诗歌艺术有高度评价：“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抒山长老所云：‘清景当中，天地秋色，庶几似之。”[15]作为经历易代之变的遗民文人，其诗歌自具特色，明亡后他流徙异域，历经沧桑，交游凭吊，所作诗词多激楚之语，含黍离之悲，蕴采薇之志，诗歌不事雕琢，英雄气概与学人本色兼具，做到了旨意渊深。顾炎武诗歌传世有四百余首，四十余首关涉山东人事景胜，为其出入山东二十年间感遇所作。这些诗歌是他在山东考察、交游、居处的生活反映，包含歌咏景胜、凭吊古迹、怀思前贤、记述行迹、交游友人等内容，其中名篇佳作颇多，耐人细读品味。以诗歌创作与文学活动，他又为山东文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其对山东文学的贡献，在于他以诗歌作品丰富了区域文化的内涵。他歌咏景胜、凭吊古迹的诗作融入齐鲁文学地理中，景胜古迹以其歌咏而传名异域、扬名后世。其诗歌附丽在自然与人文地理上代代相传，为人所歌咏传写。歌咏自然景胜，其所作如《劳山歌》《登岱》《莱州》《济南》《海上行》等。凭吊人文古迹，其所作如《谒夫子庙》《谒周公庙》《谒孟子庙》《过苏禄国王墓》《安平君祠》等，皆为不朽佳作[7]311，它们为齐鲁景胜古迹增色添彩，拓展了区域文化地理的内在意蕴。《劳山歌》描摹了“劳山拔地九千丈，崔嵬势压齐之东”磅礴海侧之气势，《登岱》抒写了泰山“下视大海旁，神州自相连”雄视千古之气概，《济南》描绘了济南“落日天边见二峰，平临湖上出芙蓉”超绝华夏之风华，《谒夫子庙》歌咏了曲阜“俎豆传千叶，章逢被九州”承传文化之地位，有情怀，有意境，有韵味。他诗咏齐鲁景胜的诗作为后人传颂，与海岱山水共在，成为齐鲁之地宝贵的文学遗产。

其对山东的文学贡献，还在于他以诗歌为交游手段，活跃了清初山东诗坛。顾炎武与友人常以诗歌往来酬应，如《张饶州允抡山中弹琴》《酬程工部先贞》《过张贡士尔岐》《酬徐处士元善》等篇章，即是他与张允抡、程先贞、张尔岐、徐夜等山东友人交往所作的交游诗。其中写给程先贞的诗歌有数首，为最多。张尔岐善诗，诗歌结集《海右陈人集》，其中如《寄顾亭林》《酬亭林》《寄顾亭林侨寓济宁二十六韵》等十余首诗[4]66-235，乃为顾炎武而作，除了面晤之外，二人常以诗歌通问。徐夜亦善诗，有诗集《徐东痴诗钞》遗世，张穆有记，顺治十四年（1657），顾、徐相识，《酬徐处士元善》《徐元善济南赠顾宁人诗》即为各作相赠之诗，次年再聚，徐夜作诗《顾宁人见过草堂得张元明手书》以记[3]34-36，二人间诗歌赠答亦多。除此而外，顾炎武还为友人诗集题序以作推介，他为程先贞辑录的清初德州名士及父祖四代人所作诗歌集《先贤诗》作了书序，其所作《程正夫诗序》有言，程先贞（字正夫）为“景行行止”者，所为“殆古人之义而亦其先大夫之遗训也夫”[3]86。称赞了友人以古人义训行事的品德。顾炎武还常对友人所赠诗歌予以点评与推赞，在往来书信中他多次对颜修来诗歌给以评价，一札云：“大作清劲，无一俗笔。《太华》《伊阙》诸作为集中第一，《思悲翁》《战城南》亦有自传讽喻之遗意，大雅之音，将复起于今日矣。”一札云：“捧读大章，清新婉逸，逼似唐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者矣。”[7]291两人常以诗歌相赠，并就诗艺展开论析。其所作评议对友人诗歌创作与诗艺提高劝勉之效明显。

以其诗歌创作与文学活动，顾炎武对清初山东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影响深远。

三、顾炎武的人格魅力：恒久的历史影响

顺治十四年（1657）至康熙十六年（1677），四十五岁至六十五岁是顾炎武一生中精力绝佳、学术研究巅峰时期，二十年常驻山东，以其学术作为与学术活动，推动了清初山东学术研究的全面开展，对齐鲁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自历史发展角度看，顾炎武其切实性的学术研究所体现的学术人格、治学精神与治学方法对山东学人的熏染与启示更为久远。

顾炎武一生胸怀天下，奔走世间，关心民病，门人潘耒《日知录序》有记，顾炎武“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闵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13]430。顾炎武治学孜孜矻矻，从不倦怠，精益求精，他“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批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覆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13]1430。其心无旁骛、谨严无倦的治学精神，古今学者少见。而其独有的治学方法更是前人所无，论及顾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时，梁启超有言：“则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2]16认为顾炎武研究方法之特别处就在于贵创、博征与致用。贵创，“凡炎武所著书，可决其无一语蹈袭古人”[2]16。“摹仿依傍，炎武所最恶也”。博征，“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2]16。致用，“其标‘实用主义，以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之关系增加密度”[2]17。顾炎武治学，以文字学、音韵学为基础，研究贯通经史之界、融汇各个学科，重视实地考察，以文物与文献相印证，论学不肯依傍成见，所言必出己识，其学黜华就实，务求利安天下之实学，以致用于社会。其与明代学术全然有异，展现了新的治学精神，提出了新的治学方法，历史影响颇为深远。

清初时，齐鲁之地经历了明亡清兴战争的屡屡席卷，学术已然衰落不振。此际顾炎武进入山东，意在振衰起弊当时学风，因而他常以历史上山东著名学者汉代郑玄、宋代孙复与石介的治学精神勉励齐鲁学子，张尔岐《答顾宁人书》有记，他“教言训励谆切，多所奖牖，且示以康成、泰山、徂徕三先生之遗烈，而期之修述”[3]423。顾炎武更以自身所为作以示范，奠定了务实求新的学术风气，带来了山东学界学术研究的振起。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心无旁骛的治学精神、博征精研的治学方法，构成了顾炎武独具的人格魅力。是以张尔岐称赞他“非仅文章之士而已”[3]422，顾炎武由此为时人信重。在广泛交游中，其人格魅力传递给山东学人，影响了彼时的齐鲁学子，更为历代士人所崇尚，产生了久远的社会影响，在后世山东著名学者如孔广森、桂馥、郝懿行、王懿荣等人治学中，都可以看到顾炎武的治学精神及人格魅力的影响之痕。在思想与学术上，顾炎武既开有清一代朴学之风气，亦开山东学术之新局，这才是他对齐鲁文化最为重要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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