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美美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20）

1 研究背景

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研究影响评价已被用作科学决策的实用工具，并已在国家研究和创新系统中制度化，如欧盟［1］2017 年开展的“地平线2020”中期评价凸显影响评价，基于影响评价证据提出有关如何最大程度地提高未来研究和创新影响的建议；研究英格兰（Research England）［2］的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REF）将影响纳入评价维度，2014 年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提交了6 975 个影响案例证明了其研究产生的更广泛的社会影响，目的是为投入研究中的公共资金提供问责，为有效地分配研究经费提供依据；2018 年，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3］启动参与度和影响评价（Engagement and Impact Assessment），评价了研究人员与研究最终用户的互动程度，并展示了大学如何将其研究转化为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和其他影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4］提出了“广泛影响力标准”（broader impacts criteria），依据学术价值（intellectual merit）和更广泛的影响（broader impacts）两个主要标准作出项目资助与否的决定。国际上对衡量研究影响的关注与日俱增，是由于倡导（帮助获得资助机构及政府等支持）、问责（研究经费的投资回报）、分析（找出提升研究价值的最有效方式）和分配（研究资源的合理分配）4 种行为的驱动［5］。

国内对于如何开展研究影响评价的实践目前还停留在初步阶段，缺乏成熟可用的评价框架和方法。我国科技奖励、科技计划、机构的评价也有涉及研究影响的评价，但更多的是聚焦于学术影响，如在科技奖励申报时，参评对象提交研究影响相关素材，由于缺乏标准化的评价框架，所提交素材基本是依赖于科研人员自身对研究影响的认知，导致相关素材体现的研究影响不够系统全面，而且难以在不同项目间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