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后期音乐创作与中华民族意识
2021-10-20李昊朗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3期
李昊朗
(沈阳音乐学院 戏剧影视学院,辽宁 沈阳110000)
冼星海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和创作的时间虽然不足两年,但是为冼星海的创作深深地注入了民族的血液,为他后期的音乐创作①奠定了民族基调。周恩来总理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星海同志”,足以看出冼星海音乐创作中体现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一生创作了二百多首群众歌曲,四部大合唱,两部歌剧(其中一部未完成),两部交响乐,四部交响组曲(其中两部仅完成钢琴谱,未及配器),一部交响诗(钢琴谱),一部大型管弦乐曲,以及许多器乐独奏、重奏和声乐独唱曲。”[1]这些音乐作品不仅能够表现冼星海音乐创作数量之多,而且可以展示他涉及的广泛的音乐体裁和全面的创作领域。1940年,为了给电影《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配音,冼星海踏上了去往异国他乡的路,直到1945年病逝,都未能回到延安这片土地。冼星海的音乐创作受延安时期思想情感的影响而得到再一次升华,留下了充满民族精神的宝贵音乐财富。冼星海创作了《第一交响乐·民族解放》(也称《民族解放交响乐》)、《神圣之战》、交响诗《阿曼该尔达》、四部管弦乐组曲、管弦乐《中国狂想曲》等音乐作品,我们从中不仅能够看到他对音乐创作的思考,而且可以从作品中体察一位音乐家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祖国的深厚情谊。冼星海的创作将“民族化”这一创作定位作为毕生的追求,开启了中西音乐结合的探索之路。最重要的是,他不遗余力地给音乐赋予斗争性,使原本仅具有艺术功能的音乐增加了“武器”属性,配合革命唤醒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中国的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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