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红红

关键词：历史述评;诗文;性格情感;艺术风格

邓石如，幼承家学，早年以采樵、贩饼饵为生。他曾在家乡开设书馆，并去过寿州（今安徽寿县）教蒙馆。此后，他游历大山名川，到过安徽、浙江、湖北、江西、山东、江苏、河南等地，开始他的漂泊一生。邓石如十分勤奋，每日临帖不辍，多次登临泰山、峄山、岱山，面对石刻无不心摹手追。他广交朋友，如在安徽寿县结交了以工李邕书法名重一时的梁，又因梁的引荐，与梅镠三兄弟结下不解之缘。然而，正是这次结缘才让邓石如眼界打开，真正得见梅府珍藏秦汉以来诸多金石善本以及碑版拓片。在梅府，邓石如断断续续住了8年之久，这次结缘让他在学书的道路上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访碑寻碣 读书明理

在中国书法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上自魏晋南北朝下至清初期，是一个帖学盛行期。至清中期，由于帖学的衰微和考古发掘中碑版刻石的不断出土，碑学开始兴起。在这个时期，邓石如如约登场，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以帖学为主导的书学风尚。邓石如的弟子包世臣曾作诗赞扬他的老师：

无端天遣怀宁老，上蔡中郞合继声;

一任刘姚夸绝诣，偏师争与撼长城。[1]

包世臣在他的诗中赞道：没有任何预兆从安徽怀宁派来一个邓石如，上与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比声，下得清代大家东阁大学士刘墉、“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姚鼐的赞誉。这是上天偏爱这位头戴斗笠、手持藤杖、脚穿芒鞋的邓完白，诗中表明是上天的意图。显而易见，包世臣推崇他的老师。其实不然，穆孝天先生在《邓石如》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

为了访求秦代石刻，他曾几度攀登泰山、峄山，整天坐在石刻下细心揣摩。他曾在匡庐绝顶寻访碑碣，由于所带干粮不足，竟至八天没有饭吃，只得以山上的野果充饥，而对石刻的考察研究，却丝毫也不肯放松。当他第二次去北京，已经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游兴仍不减当年，他远游盘山、西山，谒昌平十三陵，直到居庸关。由北京到武昌时，还一再“蛇行猿挂”地攀登匡庐绝顶，屡上黄鹤楼，泛洞庭，走衡岳，访岣嵝碑，游九嶷，上岳阳楼，登大别山，吊伯牙台。[1]15

在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发现邓石如一生游走大江南北，历尽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秦汉碑刻。由于带的干粮不足，他忍饥挨饿，以山上野果为食，以山泉水解渴，仍然不肯下山而继续留在山上研究碑刻。第二次去北京游历，邓石如已50多岁，还兴致勃勃，并能蛇行猿挂地攀登绝顶。这说明邓身手敏捷、精力充沛。邓石如在学书道路上真正体现了“不为方家一斗米，只要泰山一刻石”的精神追求。

在邓石如《与侄书》信中， 他这样写道

读书须极熟， 然后得尺则尺， 得寸则寸，久之自不能舍。我少时未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年十三四，心窃窃喜书。年二十，祖父携至寿州，便已能训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不识字人相待，辄能读书，获益如此。汝辈何不及时自勉哉。父母不足恃，家业不足恃，自己气力不足恃，可恃者：读书明理，存心忠厚而已。[1]145-146

在这份家书中，邓石如谈到了自己的读书经历、人生遭遇，同时告诫晚辈父母不可以依靠，家业也不可依靠，就连自己的力气都不可以依靠，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多读书。在他的人生信念中，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也是最好的人生依靠。邓石如把读书可以明理、可以心存忠厚之义放在了人生的制高点。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他不仅在学习书法上下功夫，而且很注重书外功和个人学养的提升。

二、情感丰富 个性鲜明

中国书法篆刻艺术是建立在文字基础之上，以诗词文集、生活记录等媒介为载体的有感而发的文字艺术。因此，对一个书法篆刻家而言，他不仅要突破技术性层面，要在文字学上下功夫，而且要多读诗书广博文字，在生活中不断提高审美能力，才能创作出生动感人的艺术作品。反观中国历代书法篆刻大家，他们博涉群览，综合知识丰富，涉足多个学科领域。他们试图通过对多学科和多领域的不断涉入与相互渗透使自己的作品有所创新。当然，邓石如也不例外，他在广泛的交游中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知识储备。那么，对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而言，他不仅要依靠技能训练和知识储备，还要有人类情感的介入才能完成艺术创作过程。

以邓石如行书上樊大公祖《陈寄鹤书》为例：

完白山民邓石如顿首，奉书大公祖大人阁下，为启陈寄鹤事。此鹤之在人间有岁月可证者，已百三十有零岁，历公卿之门者四，据宛陵张函斋太史焘《古鹤行诗》，滇南中丞孙公曰秉刻之金陵藩署中，叙言鹤先在常熟蒋家，次居吴兴沈家，后归德清徐家， 京口农部袁礼堂恭以千金聘归三十六峰山馆中， 此百三十有余岁， 可屈指而记者。[ 2 ] 2 6 2

又曰： 僧归尔伴， 僧出尔守。月白风清，听经点首。毋徒饮啄，端洁毛羽，他日太清，衣裳楚楚，岂不尔驾，骑尔遨游。贯无十万，难上扬州。我居不远，于焉卅里，尔若怀归，龙山凤水。尔其谛听吾祝语。

从引自邓石如的《陈寄鹤书》第一段文字来看，他首先介绍了鹤的年龄、寄养出处、历史轨迹，文本规范，陈述清晰，用词严谨，逻辑性强，具有一定的文字功夫和写作能力;第二段文字邓石如又讲述他与鹤朝思暮守、相互为伴的真实感情。文字表达字字中肯，情真意切，触拨心弦。童衍方先生在他的《拓万古之心胸 推一时之尊贵 —邓石如行书〈 陈寄鹤书〉》一文中这样评价道：“此文稿高而奇，意深而工，情感激越，扣人心弦，极尽排比、拟人等修辞手法，历数得鹤、寄鹤悲欣往事，鹤德人情，感人泪下。”[3]在《陈寄鹤书》一文中，邓石如用了移情式的手法抒写此文，他把个人对鹤的情感融入文字，充分反映出山民化鶴、鹤化山民、人鹤一体的情感世界，感人至深。

唐孙过庭《书谱》有言，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4]。人的一生有喜怒哀乐，这些会通过人的面部表情、语言声音、肢体行为表现出来，书法也是一样。王羲之写《乐毅》，书《画赞》，记《兰亭》，风格不同则情感不同。英国哲学家休谟在他的著作《人性论》中谈道：“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不论直接的或间接的情感都是建立在痛苦和快乐上面的，而且为了产生任何一种感情，只须呈现出某种祸福来就够了。在除去痛苦和快乐之后，立刻就把爱与恨、骄傲与谦卑、欲望与厌恶，以及我们大部分反省的或次生的印象也都消除了。”[5]休谟的这段话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关于人类的情感，它是建立在人的痛苦和快乐上的宣泄，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工作、社交、学习和艺术创作等活动中。把握情感的生成与发生，对一名艺术家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它有可能会直接占据我们对理性的思考。它会由一个情景交融的场景激发我们情感，从而把我们引入一种感性的认知，即最佳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即艺术创作冲动。

邓石如有诗《挥汗刻印持赠勉堂翁》云“挥汗操刀管，相依患难中。世人谁可托，持赠勉堂翁。”《题胥江〈送别图〉送熊方伯之滇任》：“依依江柳系江船，秋满吴阊别思牵。路指滇疆应万里，官留海国只三年。大夫旌旗辉遥道，父老壶浆怅远天。肱股定邀他日愿，旋看凤诏降南边。……”[2]348在诗中，邓石如表达了自己对患难之情的感恩，对知遇之情的不舍，对朋友之情的珍惜。情之所动，心之本也！在邓石如的诗歌世界里，有共患难的真情，有可以托付的感情，有依依不舍的友情，有相逢之后的热情。这种情感的产生和释放可以转化成与生活抗争的斗志，以及艺术创作的激情。

在他的好友中，清代著名学者毕沅从政之余，专注于诗词、金石、书法等诸多文学艺术的研究。当年，邓石如也是毕沅幕府中的一位书法家，主要是教授毕少学习书法。在《与毕沅书》中，他写道：“琰谓字如河海，不得其航，终望洋而兴叹也。连日为少君书《说文字原》一编，凡一字之意，俱从《说文解字》之义，参以他书，细为旁释明晰，意义赅备。日写十字，为之师者教以旁训，不两月，可了了也。并不妨诵读。若不間断，文字之原，宜可融贯，且无翻阅之劳。如能刻之，以淑世人，若赴河海，不啻济人以舟楫也。”[1]143在他给毕沅的这封书信中，我们不难读出，当时的邓石如教授毕少很耐心，将自己的学书见解尽数托出，同时也反映了邓石如做人的谦卑和不负他人的人格。在毕府的三年里，由于接受不了官场上的逢场作戏、阿谀逢迎、尔虞我诈，邓石如决意离开毕家。当时，毕沅在为邓饯行时哀叹道：我幕府中一股清凉之风今已散去，府中真是减色不少。此后，邓石如在给徐嘉穀的信中也谈到了他在毕府中不愿趋炎附势的缘由。从这一点来看，邓石如有桀骜不驯的独立个性。

三、书从碑出 印从书出

邓石如书法篆刻“书从碑出，印从书出”的风格形成有三方面原因：

（一）交游

邓石如结识梅家，梅镠倾其家藏碑版刻石、金石拓片供他研读。此后，他又到毕沅幕府，得其观摩残碑断碣。他登名山访大川，看到的碑版刻石数不胜数。据邓石如学篆自述：他初学李阳冰，久而久之发现有利有弊，于是他以全代偏，遍临碑版刻石，如《三公山碑》《褒斜道石刻》《开母石阙》《是吾碑》《少室神道阙》《天发神谶碑》《白石神君碑额》等。他认为，《三公山碑》可以贯其气，《芝罘山碑》可以提其神，《石鼓》写出雅，《开母石阙》归于朴，彝器铭文流于变。他的《周易·谦卦》《游王氏性园》《曹丕自叙》《庾信四赞》等篆书作品，都已有《峄山碑》和泰山刻石的风貌。隶书，他主攻《曹全碑》和《华山庙碑》。在邓石如的诗文中，我们可以找到他与程瑶田、汤扩祖、黄左田、姚鼐、灵隐和尚、王文园、曹文埴、毕秋帆、徐嘉穀交往信息，并且他通过朋友的介绍又结识 “文学家”叶天赐、“诗人”袁枚以及“画家”罗聘、黄钺等人。广泛的交游使他在书法艺术上既开阔了眼界，又提高了认识。这也是邓石如书法学习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二）性格

邓石如好友孙云桂言其：“初见君，虬髯戟立，目光闪闪若电，心知其有异则敬之。继闻其高自标许，出语必惊人……其狂不可及则畏之;迨浃洽久，出肺肝相示，忘形骸，精诚可贯金石。盖古之任侠士也，则昵而爱之。”邓石如61岁，还为安庆集贤律院兰台和尚创“寄鹤亭”筹措资金;汤扩祖，一位寒门学士，住家偏远，邓石如经常去探望他，与其结拜成兄弟。“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姚鼐为邓石如作了一副对联评价道：“茅屋八九间，钓雨耕烟，须信富不如贫，贵不如贱;竹书千万字，灌花酿酒，益知安自宜乐，闲自宜清。”从以上的描写和记述来看，姚鼐把邓石如清贫寡淡、随遇而安，写字、浇花、酿酒，自得其乐的生活场景勾勒出来，一如陶渊明笔下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之境。邓石如作《赠瑶田先生》《挥汗刻印持赠勉堂翁》《旅夜感怀》《寓皖口僧舍灯下有作书似访渠六兄》《鄂城送祝遥坡参军归崇明》《别秦端崖太史》《大观亭谒余忠宣公墓》《鹤归志喜》《晓起访友》《寄淝水友人》《陈寄鹤书》等，在这些诗文中，我们可以了解：他是一位豪侠仗义、善良本真、助人为乐、珍惜友情、淡泊名利的铮铮铁汉。豪侠之性铸成了他书法的筋骨，善良本性滋养了他书法的气韵，淡泊之心成就了他书法的淳朴。

（三）诗书印的互融

诗以言志，书可化情，印乃留物。诗是一种境界，是人性的一种观照，是人生志向的一种言说。读诗可养性，写诗可以明志。在邓石如的诗里，我们不难感受到他对友情的珍视、对离别的感怀，以及观海的宽博、登高的旷达。在其书法篆刻中也是如此，作者可以通过对点线的书写与刻画来表情达意。如可以在书法创作中以笔代刀或在篆刻创作中以刀代笔来表现不同艺术风格，用笔或用刀的节奏会随着创作者思想情感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书法也好，篆刻也罢，既可以抒发快乐的情感也可以消解不快乐的感受。

邓石如在书法方面被时人曹文埴誉为“国朝四体书第一”。尤其是他在篆隶上的成就，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将其篆隶列为神品。邓石如书法之美有以下三个特点：一、线质。在他的篆隶作品中，其点线聚墨成石、划墨成钢，用笔似钻木取火，熠熠生辉，显示出书法线条的力量之美。二、造型。在他的真草书作品中，“正”如僧人打坐，坚如磐石;“奇”如悬崖巨石，复归险绝，似舞蹈，表现出生命之美。三、风貌。从他书法的整体风格来看，他书取《峄山碑》之筋，吮《崔敬邕碑》之髓，书风古茂浑穆，得天然朴厚之美。

邓石如篆书，多以隶意入篆，其书多一分显肥，少一分露骨，可谓恰到好处。他的隶书多以篆意入隶，方中寓圆，圆中有方，线条浑厚凝练，结构紧实，张弛有度。篆刻上追秦汉，风格以“印从书出”而独树一帜。

四、结语

在邓石如的诗文中，我们读出了这位布衣的从容、自在、艰辛、睿智的人生，也看到了他坚毅、勇敢、豁达、自信的生命光辉。当今，学书者只停留在对书法技巧泛泛的把握之上，仿其形而失其神，不读书、不思考，没生活;在书法创作上缺少内涵，缺乏韵味，没有创造力。从邓石如的人生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学书经历了从父辈启蒙教育到自觉学习，从自觉接受到深入探索，从深入探索到认知转变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邓石如经历了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挣扎，思想上的觉醒和他在诗书印多方面的综合修养才使得他破茧成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