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维

摘要：在西南局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关怀和指导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在1950年11月得以创设。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政府的创设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新的升华，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西南民族地区民主建政，為西藏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完善了党的治藏方略。

关键词：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民族政策;民族团结;西藏

中图分类号：K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4-0089-08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号角声中，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宣布起义，接受党和人民的领导，西康省和平解放。1950年1月，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组成中共西康区党委。3月24日，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入康定，27日成立了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开始着手接管旧政权。根据《共同纲领》精神，在西南局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关怀和指导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政府于1950年11月在康定成立（ 1 ），隶属于西康省人民政府。作为共和国建立之后的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创设对党在新的历史阶段民族政策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自治政府的创设促进了西南民族地区民主建政，也为西藏的和平解放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治藏、稳藏、兴藏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创设

1949年9月，在全国各族同胞的见证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其第六章五十条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1 ]自治区域政府成立有着重大历史意义，既是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也是实现对各族同胞的承诺，“如果半年不兑现，一年还不兑现，他们就会不相信我们的政策。这个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不行。”[ 2 ]  1235

（一）邓小平与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创设

邓小平是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创建的奠基人之一[ 3 ]  13。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的邓小平对于西南地区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创设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直接领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西南民族区域自治是一项艰巨工作，“这件事在中国是一件新事，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现在要创造经验，开始先在一个地方作出经验后，再把经验运用到其他地方去。”[ 4 ]  42经过充分调查和慎重考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局领导决定将金沙江以东康区作为“创造经验”之地。与西南其他民族地区相比，康区基础条件较好，前期工作也比较扎实。

《共同纲领》颁布之后，在民族地区引起强烈反响，藏族人民当家作主、成立自治政府的意愿十分迫切，且康区社会秩序稳定，生产得到恢复，又开展了广泛的统战工作，团结了民族宗教各界人士。早在1950年3月，中共康定地委和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业已相继成立，吸收了大量民族宗教人士参与，开始着手接管康区各旧政权。7月12日，康定军管会召开了康区藏族、回族等宗教上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协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事宜，最终形成了《关于西康省康区实行区域自治的初步意见》，决定尽快成立以藏族为主的区域自治政府，并提出了实行区域自治的主要步骤。7月14日，康定地委正式向西康区党委提交了《康区成立藏族自治区域报告》，认为办好民族区域自治为当前康区中心工作。7月18日，康定民族协商筹备委员会成立，共37名委员，阿旺嘉措任主任，沙纳、降央伯姆、日库、洛桑倾巴等任副主任，下设政策和人事两个研究室[ 5 ]。

7月21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央民族访问团所做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康区率先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优势，“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历史上有工作基础;第三，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第四，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有一百多人。”邓小平认为，“有这些条件，就能马上去做……如果解决的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 [ 2 ]  1236。邓小平的论述为在康区进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础。

民族地区情况复杂，各项工作的开展必须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邓小平特别重视对民族宗教领导人物的团结，注重与他们协商，稳妥推进各项工作。“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 “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 [ 6 ]1950年8月6日，邓小平给西康区党委的指示中，就康定地委领导人组成特别提到：“地委所定筹备委员会的人选，对于东藏本身的领导人物如格达、夏克刀登等照顾不够，将会引起他们（特别是夏）的怀疑，这是很不利的。”[ 7 ]

对于自治地方名称问题，邓小平也要求慎重对待。在邓小平同志看来，“一个名字也许会影响到团结的，说明成立一个区域自治政府，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4 ]  42 “西康有许多地名是汉人取的，我们叫习惯了不等于他们习惯”，“一定要有一个他们满意的名字。” [ 2 ]  1235在征求各方意见后，11月1日，邓小平电告中央，决定新的自治区定命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隶属西康省人民政府。

（二）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协助

共和国建立初期，为了让地处偏僻山区、边疆大漠的少数民族同胞感受到人民共和国的温暖，加深民族情谊、增进了解，中央政府拟邀请少数民族代表团进京观摩。但考虑到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决定先组建中央民族访问团前往西北、中南和西南民族聚集区域，宣传党和国家最新的民族政策，慰问长期受压迫、剥削、歧视的少数民族同胞，以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民族团结，密切中央政府与各民族的联系。

1950年7月，由刘格平任团长、费孝通、夏康农任副团长的西南访问团到达重庆。此时，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在召开扩大会议，并邀请访问团参加完会议后再开展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专门做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在西南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相关事宜，提出要在康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刘格平也再次阐述“访问团肩负的使命就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疏通民族关系，加强各民族团结”，另一方面，“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广泛征集意见试验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8 ]

8月17日，访问团一分团到达雅安，中共西康区委表达了在康区成立自治区的想法。在雅安期间，刘格平等访问团负责同志多次参加中共西康省委会议，讨论建立西康省所属藏族自治区相关事宜。

9月13日，刘格平率访问团一行68人抵达康定。到达康定后，访问团立即开展访问活动，召集民族宗教相关人士参加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各阶层的诉求，并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解答疑惑，赠送毛主席像章和题词。10月，刘格平带领部分成员与苗逢澍等前往康区北部甘孜、玉隆等地，与桑吉悦希、夏克刀登两委员及有关人士进一步商讨关于区域自治相关问题。同时，派遣军事代表罗铭赴康南理化、雅江等县广泛征集各方面意见。

在汇总各阶层、各领域代表意见和诉求后，刘格平认为在西康省组建藏族区域自治政府意义重大，必将对相邻民族地区和西藏产生重要影响，也符合党的民族政策。并表示愿意借助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契机，不断创造经验，全力帮助和学习，并将该地区工作经验上报中央与西南领导参考以及广泛推广[ 9 ]。

“在访问工作期间，我们除了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外，还给他们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方式、为他们送医送药。”访问团成员彭清一回忆道。中央民族访问团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密切了党和政府与各少数民族群众的联系，尽最大努力地消灭了民族隔阂，改善了民族关系，增强各民族间的凝聚力，积累了宝贵的民族工作经验[ 10 ]。访问团结束任务返回北京后，向中央做了专门汇报，并在组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经验基础上起草了“区域自治条例”，该条例也为之后制定“区域自治纲要”提供了重要参考[ 11 ]。

民族访问团的组建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工作的重视，既注重顶层设计又注重从实际出发。访问团同处民族工作一线西南军政委员会以及西康区党委、康定军管会密切配合，使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落到了实处，在西康藏族自治區的成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51年10月23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对民族访问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经过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沟通了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族间的精神联系，促进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体认”[ 12 ]。

按照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部署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指导下，西康党委积极开展自治区政权筹设工作。9月6日，中共西康区党委将《藏族区域自治方案》上报西南局。11日，西南局正式批准在康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经过8个月的努力和不断协商，1950年11月17日至24日，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康定召开，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桑吉悦希任自治区主席，夏克刀登、苗逢澍、阿旺嘉措、洛桑倾巴为副主席。至此，西南民族民主建政取得重要成果，开启了大西南地区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

二、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创设对共和国初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推进

民族团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原则，更是我们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一个根本性任务，也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和目的，更是涉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13 ]。作为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加强民族团结方面做了许多有益探索，它为西南其他地区民族民主建政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是党在建国初期民族政策，特别是治藏方略的一次重要升华。

（一）实现民族团结，争取民族上层是关键

在康区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土司、头人、喇嘛、活佛等上层人士作为实际统治者，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而广大普通老百姓对于党的各项政策不够了解，认识有限。因此，在康区开展工作必须要牢牢掌握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向他们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争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只有取得他们的理解，才能在环境复杂的民族地区站稳脚跟，才能使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落实到所有老百姓的身上。

1950年1月，西康区党委书记廖志高在《入康动员报告》中明确指出，民族工作“首先要团结上层比较进步的人，不要怕‘右，只有通过上层，才能接近下层”，对土司头人“不要以为他们是贵族，便不理，斗争他，这是下层未觉悟前要失败的” [ 14 ]  129。3月4日，西康区党委召开会议研究进军康定、昌都工作，对统战工作再次强调，“统一战线工作，要通过团结上层，把民族关系搞好，便于日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让上层人士参加军管会或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 15 ]。1950年3月27日，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隶属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康省人民政府领导，康区民族宗教上层夏克刀登、邦达多吉等担任副主任。7月，民族协商筹备委员会成立，康区一大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当选为主任、副主任。

邓小平也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在民族工作中的重要性做了论述，他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 2 ]  1237在组织各民族代表团参加1950年国庆活动时，邓小平指示依然要以各民族上层人士为主，“社会各界均有代表参加”的原则。

1950年11月17日至24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新成立的自治区政府中，夏克刀登、阿旺嘉措、洛桑倾巴等任自治区副主席，二十八名政府委员中，其中有土司、头人、活佛和喇嘛。这些事实符合共同纲领民族政策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精神，藏族人民首次做了自己的主人[ 16 ]。

此外，还注重对民族干部的培养，逐渐发展进步力量。1949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论及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时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17 ]1950年6月，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18 ]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与民族区域自治联系起来，指出要“认真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 19 ]周恩来也要求“在少数民族地区，办事情要靠少数民族干部，逐步使他们在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企业、学校中都占大多数，并且担任主要的领导职务。”[ 20 ]

解放初期，民族工作开展的重要难点就在于党的民族干部数量不足，远远无法满足需要。为此，1950年6月，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率先招收了几十名少数民族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藏文藏语，为康区培养出了第一批干部[ 21 ]。到1951年，西康区党委先后成立了西昌、康定民族干部学校和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培训少数民族初级政治干部。所培养的干部除满足自身需要外，还积极支持西藏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政府仅从民干校中就抽调了127人支援西藏[ 14 ]  135。

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特别是熟悉民族地区事务的民族干部。“推行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中心环节，是普遍和大量培养各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这同时又是做好一切民族工作，保证各民族健全发展的根本环节。”[ 22 ]大量熟悉民族政策、熟悉本民族事务工作的干部在党的培养下，源源不断的进入各地政府，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不断增加了新的进步因素，这有助于促进民族地区政权民主化，密切党与少数民族的联系。

（二）实现民族团结，消除隔阂是基础

长征时期，党和红军途经苗族、彝族、藏族等主要少数民族主要聚集地，对民族事务有了直观的认识，民族工作经验也日渐丰富。但面对形势错综复杂的康区，依然感到无比棘手，各种工作阻力较大。“历代反动统治者，特别是满清、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勾结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造成了深刻的民族仇视和隔阂。” [ 23 ]长征时期在“有的地方散布了一些好影响，有的地方则形成了严重对立”[ 24 ]  14。这些情形都表明了民族工作的復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民族平等是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随着取得全国性革命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等不平等已经从制度根源上得以消灭，但历史上遗留的隔阂与矛盾并非能立即消除[ 25 ]。 “现在我们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民族隔阂。”[ 2 ]  1234受历史上大汉族主义影响，在新成立的各级政府中尚存在包办代替作风，部分少数民族干部感到有职无权，是个空架子。这些问题影响了党的民族政策执行，妨碍了民族关系发展。为此，自治区政府于1952年开始，开展了反对大汉族主义参与思想的检查和学习，整个活动从四月开始，七月结束，历时三月。这种做法赢得了少数民族干部的理解和拥护，藏族干部真诚地说道：“汉族干部远离家乡来帮助我们，工作中有了缺点主动检讨;我们没有搞好工作，反而由他们承担责任……真对不起党和毛主席。”藏汉干部树立起了相互学习、相互理解，合作共事的良好风气[ 26 ]。

“解除民族间的隔阂，这是一切工作的起点” [ 24 ]  15。根据政务院消除具有歧视和侮辱地名的意见，1951年10月自治区政府将巴安改为巴塘县，瞻化县改为新龙县，理化县改为理塘县。之后，又将定乡县改为乡城县，清除“猡猡”“蛮子”等歧视性称谓。

“消除各民族内部的矛盾冲突、消除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促进和加强各民族内部的团结，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合作，是共产党、毛主席民族政策的精髓，也是共产党、毛主席与国民党、蒋介石之间的根本区别。”[ 27 ]  186-187只有消除民族间的隔阂，才能逐渐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各族人民的关系“确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转为平等、互助、合作。各民族空前团结起来了。”[ 28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隔阂逐渐得到消除，汉藏民族感情进一步加深，藏族人民把当地汉族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叫做“嘉色巴”（新汉人）[ 29 ]。

（三）以发展社会生产，改善民生推动民族团结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虽历经多个民族地区，在政治、军事方面创设较多，做了许多有益探索，但囿于革命环境，在社会生产方面相对其他领域则颇显滞后。发展社会生产，改善民生提高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是《共同纲领》的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是政治问题，还包含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 [ 2 ]  1236。

从人民解放军进入康区以来，党和国家尽一切努力帮助藏族人民开荒生产，改进生产技术，无偿发放二十九万多件铁制农具，开垦荒地六万多亩。“西康藏族自治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下，迅速扑灭了传染达二千里地区的牛瘟，并医治检查预防牛马达二万多头……少数民族现在在大、中、小学校读书的学生已有十三万五千多人” [ 30 ]。 “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一系列的帮助，使藏族自治区粮食连年丰收，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使藏族人民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民族政策的伟大，进一步认识到党、祖国和党的领袖对我们藏族人民的深切关怀。”[ 31 ]

《共同纲领》为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原则性规定，但是在实践层面缺乏具体的指导，更无具体法规可资借鉴。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立，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掌握全国政权之际的一次伟大实践，特别是在民族团结方面做了伟大尝试，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相关理论，为1952年8月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提供了实践基础。为此，新华社专门提出要加强民族政策宣传，特别是要将西康藏族自治区这几年的建设情况和建政经验进行系统地的介绍，为其他民主民族建政提供参考。

三、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创设的历史价值：为西藏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两条搞好了，才能解决西藏问题，才能团结起来巩固国防。”[ 2 ]  1236这两条的实现与康区密切相关。康区介于川藏之间，承担着沟通西藏与内地的重担。邓小平等西南局领导人将西康藏族自治区的建立与解决西藏问题放在一起筹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创设，开创了涉藏地区工作的新局面，对整个西南地区，特别是对西藏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为进军西藏整合了支援资源

由于从青海及新疆方向向西藏进军存在较大困难，党中央决定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具体由十八军肩负进军西藏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十八军后方司令部和康藏公路指挥部均设置于甘孜县，康区成为了进军西藏的前进基地和大后方。为使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西藏，康区各族各界人民在修筑公路、运送物资方面做了极大贡献。

1950年5月，在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经过协商，组建了康区各族各界人民支援委员会，沿线乾宁、道孚、炉霍、甘孜、邓柯、德格等县也成立了支援委员会，一些在当地有威望、有影响力的上层人士诸如夏克刀登、格达活佛、邦达多吉等担任了自治区各族各界人士支援委员会正副主任和委员。通过他们的号召和组织，康区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支援解放西藏的物资运送工作。此外，軍管会还在康定、泸定、巴塘等县抽调了大批干部负责组织和动员藏族百姓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进藏部队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各族人民宗教社会习俗，其模范行为赢得了康区各族同胞的信任。在支援委员会的动员下，“在半年多时间里，各县供应进藏部队烧柴1   500万斤，马草500万斤，筹粮200万斤，牦牛两万头。在漫长的运输线上，组织了10万头牦牛和骡马参加经常性的运输。自治区政府成立后，我们除组织全区人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外，继续以最大的人力、物力来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32 ]仅炉霍县就提供了“近6   000头（匹）牲畜，组织了千余名运输人员，2   000多名筑路护桥民工，为进藏解放军服务。提供粮食、柴草饲料数百万斤。”[ 33 ]乾宁、道孚、炉霍、甘孜等县，出动民工七万余人，经过五个多月的辛勤劳动，与筑路部队一起修通了康藏公路雅安至甘孜570公里一段[ 34 ]。

康区上层人士除利用自身影响力动员藏族群众支援外，还借助自身优势亲自参与到物资运送中去。德格降央伯姆全力支援十八军进军西藏，在加强团结、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做了努力，维持了所管辖区的稳定，保证了德格马尼干戈到昌都以西的察雅、吉塘一线的支前运输畅通[ 35 ]。康南富商邦达多吉利用自身马帮资源，在后勤运输上做了重要贡献，夏克刀登仅筹粮就达十五万公斤。

在积极参与物资运送中，涌现出了一批模范人物。德格县八邦村、更庆村、柯洛洞三村村民，动员了80%以上的牦牛和马匹运送物资，超额完成物资转运任务[36]。龙垭村23岁妇女曲麦巴珍，从1950年起便与同村姐妹一起参加了支援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任务，“用自家所养的两头牛、一匹马，在120华里的运输线上，驮运一百余次”，因其贡献突出，“在德格县召开的第一次各族人民代表会议上，荣获支前模范称号。”[ 37 ]  156曲麦巴珍三次被进藏部队评为支援运输模范，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为表彰她的先进事迹，派代表特授予其“支援模范、藏族之光”锦旗[ 38 ]。白马村村长为提前完成运输任务，亲自赶牦牛日夜运输，在过雅砻江时献出了生命[ 39 ]。在康区各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十八军于1951年10月26日成功抵达拉萨。

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康区上层人士也为争取西藏和平解放积极奔走。1950年6月，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夏克刀登在康定向西藏昌都、丁青熟人捎信，宣传和平谈判的“十条政策”。副主任邦达多吉等在巴塘一代与西藏地方官员和担任金沙江下游防务的藏军第九代本僧格·格桑旺堆联系，劝说其赞同和平解放主张。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康定军管会会员、甘孜县白利寺格达活佛为向西藏上层宣传党的政策和消除他们的误解，孤身入藏，不幸被反动分子在昌都所害。格达活佛遇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悼念大会，高度赞扬了其为和平解放西藏的坚毅品格和奉献精神。

自治区政府成立后，继续在物资运输等方面为和平解放西藏提供支援。在《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任务》《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宣言》《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团结爱国公约》中，都将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巩固国防、帮助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作为首要任务。为使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站稳脚跟，西康省自治区在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决定将支援十八军作为第二年七项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二）形成了广泛的示范效应

1950年5月，西南局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充分考虑西藏社会实际情况，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拟定了“对西藏十条方针”，作为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7月，刘伯承代表西南局在《西南区的工作任务》中，再次提出要解放西藏，其中明确指出“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为使西藏早日回归祖国大家庭，从中央到西南局以及西康区党委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和对《共同纲领》进行宣传，着重宣传纲领中的总纲、民族政策和外交等内容。康区与西藏毗邻，在宗教、民族和文化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其一举一动都受到西藏当局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康区成为了西藏地方了解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窗口。

第一，树立了团结、平等的榜样。“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本是毛主席根据进藏途中缺衣少物的实际情况，为避免解放军大量购粮引起当地老百姓物资不足做出的指示。人民解放军不仅深入贯彻执行了毛主席批示，从内地购粮运输到西康，还把为数不多、宝贵无比的物资提供给藏族百姓。人民解放军在进藏途中，尊重藏族人民宗教社会习俗，不住老百姓民房，保护寺庙，尊重群众信教自由。部队在巴塘停驻期间，前后办了两个义务诊所，四个月时间里免费为一千多人进行义诊，还投工六百多个帮助群众疏通两条水渠，保证群众灌溉用水[ 40 ]。解放军战士的模范行为赢得了各族人民的爱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减少了后续部队的困难。

1950年11月，“全康定地区包括各阶层的藏族人民代表，聚集一堂，并和汉、彝、回族代表，按照政协《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协商本地区有关各民族的大事。成立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今后的工作任务，这在藏族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 41 ]。在新成立的自治区政府中，四名藏族同胞担任主席、副主席，二十二人担任了政府委员，一千六百零七名在各级政府中任职[ 42 ]。自治区的成立极大的调动了藏族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正如自治区主席藏族干部桑吉悦希所言：“这在我们藏族历史上，除1935年‘博巴政府之外，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所谓‘让蛮一寸，不如打蛮一顿的反动理论，少数民族没有实行区域自治的能力的大民族主义观点，已被铁的事实驳得一钱不值了。”[ 43 ]在康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成立藏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府，是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最高体现。

自治区的成立，实现了《共同纲领》的承诺，以强有力的事实粉碎了部分人借自治之名实为分裂的反动行径，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凝聚了雪域高原上人心。在大军西进中，各族各界男女老少、广大僧俗群众组织了多次欢迎和慰劳活动，“沿途各族人民热情的以茶水招待，并自动让出房屋留过路部队住宿，此种精神甚至使我军难以谢绝。”[ 44 ]

第二，充分保证了藏族人民的利益。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成立“强烈地震动了西康高原上所有的农村和牧场”，“过去我们只有完粮、纳税和支乌拉的资格，从此以后也能参加政府办事了。” [ 45 ]对于西康地区百姓运送的物资，解放军按每日每头牦牛驮运100斤物资给价1块银元标准，付给他们运费，打破了无偿支“乌拉”的旧制度[ 46 ]。如在理塘县，为补充部队肉食，按照地方市价，支前委员会按照每头牛40银元给价购买，老百姓非常满意。“解放军都按照地方习惯给价，并且脚价也很公平。因此，军民关系逐渐加强和亲密起来” [ 37 ]  156。这种生产与支援相结合的原则，使参与支援的各族人民均获得了很大收入，保证了藏族人民的利益。仅康定一县，依靠支援工作，即养活了两千多人。虽然在个别地区因协商不够，出现了给价较低现象，但很快地得到了纠正，获得了各族人民的倾心支持，使支援入藏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康区地处一隅，社会基础薄弱。从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到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政府，均将恢复和发展生产，逐步改善各族人民生活，保护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作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务。针对康区普遍信仰藏传佛教习俗，自治区政府和入藏部队均提出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各族人民不同的风俗习惯。

在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推行的各项政策赢得了藏族人民衷心拥护，增强了康区和西藏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充分证明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是落实在实处的，平等、互助、团结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建立，形成了广泛的示范效应，仅在巴塘、德格、甘孜、康定等地就有200多名藏族青年怀着革命理想加入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47]。这批藏族青年大部分是懂藏汉两种语言文字的，进入部队后主要担任翻译、统战宣传等工作，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做出了贡献。

四、结语

康区与西藏在地域、民族和宗教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西藏问题的解决中一直处于最前沿。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成立，不仅仅实现了《共同纲领》中民族区域自治规定，而且成为推动西南地区民族工作新的起点，也为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3 ]  13。作为西藏解放的重要环节，西康省自治区创建的重要性更加凸出，一是扫清进藏障碍，打通入藏大通道，二是积累西藏工作經验，做好物资转运。也就是说，康区既是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前进基地，又是长久经营西藏，维持西藏和平的大后方，这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经营西藏”总方针、总战略中的一部分[ 27 ]  147。

要言之，作为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政府，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对于解决西康藏区民族问题，是一个关键，是一把钥匙”，它不仅实现了共同纲领对各族人民的承诺，“打掉了民族野心分子向我们要求‘自治的民族主义的旗帜，原来很活跃的‘自治促进会等组织，便偃旗息鼓、烟消云散了”，也让各族同胞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48 ]。在这一过程中，也使我党的民族政策更加成熟，为民族自治区域的扩大提供了实践经验，推动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也为治藏稳藏兴藏做了积极探索。

注释：

（1）1955年3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更名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1955年10月1日，西康省人民政府撤销，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并入四川省，更名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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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好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