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些年的梦境里，反反复复出现的场景，总是离不开小城书店，逼真，琐细，仿佛重活一回。

过往如黑白片，时不时于梦境中复活。小城有一座师范大学，毗邻镜湖之畔，周边遍布书店，新华书店、南方书店、萃文书店等，再走几步，是北京路，坐落着一个中等规模的邮局。梦境里的我逛完几家书店，一定也会光顾一下北京路邮局。狭长的临街门面房，一溜儿陈列十余米长玻璃柜。若想看什么杂志，示意服务员，她拉开玻璃柜门，取给你。翻看几页，若不想买，轻声道谢，服务员也不翻白眼。

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自安庆乡下迁居小城。当时的新华书店大约在中山路，所有书均密闭于柜台内。平生购买的第一本书是一个西方文化学者撰写的《论失落》。随后，于江苏经济台发表一首诗，用十元稿费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白痴》。

转眼便是90年代了。忽然一夜之间，有了革新感，所有书店封闭式柜台全部消失，邮局里所有杂志均敞开式陈列着了。

梦境里，我一趟趟去往北京路邮局，但凡看见新一期《诗歌报月刊》《读书》《书城》等杂志，翻也不要翻，直接攥在手里，再去报纸摊位巡视一番，无非看看报纸副刊。翻久了，找到规律，所有报纸副刊均居于后面。轻车熟路取一份报纸，将之倒扣着，自最后一页往前翻，短时间内可迅速找到副刊版，入定般杵在原地，迅速瞄几眼大概，再整齐叠好，放回。未曾花钱，且饱了眼福，快乐而满足，且不用担心被骂，因为手里已拿《读书》《书城》等杂志了呀，肯定要买的。

初至小城芜湖一两年，总是被母亲差遣着回乡下办点琐碎杂事。坐小轮，长江里漂一个白日，上岸，坐15公里蹦蹦车，到达钱家祖村子。倘若适逢假期，同船的会有许多师大学生，一律安庆地区的，一起逆流而上。

一次，我躺在二等舱床铺上，将一本《诗歌报月刊》读完，行程尚未过半，就那样眼神呆滞地放空自己。这时，一个物理系的女生前来，讨要几本杂志看。彼时，小小的我何等不甘——对于命运的安排，直要出离愤怒了，何以这眼前的一群人，如此幸运地上着大学，而我，只能禁锢于工厂流水线上。同人不同命，不过如此。

每年年尾，一直延宕着不去邮局订阅杂志，不过是偏爱那种每至月初，一回回往邮局跑的那份扑空的失落，或拥有到的小小惊喜。当时，《读书》五元一本。《诗歌报月刊》大约3.8元？《书城》5元？

那时年幼，还不曾规模性写作，不过是本能地热爱文学。接触到的第一本《读书》杂志，或许便冲了“读书”这两个朴素的字吧。肯定也让服务员拿出给我翻过，稀里糊涂买下的。一个初中生，确乎可以读懂《读书》杂志上的文章？或许，出于天生对于文字的敏感，也说不定。

二

整个1990年代，于我，是无比漫长的，不停失业，不停就业，但对于读书，始终不曾荒疏过。一个过往的怯懦少女，年深日久之中，确乎塑造了一个精神意义上的阅读者形象。如今，一边回望，一边疼惜着自己，如此单薄又如此顽强的一个女孩，失线风筝一样无助地漂泊在那个陌生城市，经常性陷入一种莫名的落寞无聊之中。盛夏的晚霞，迟迟不曾消失。用过晚餐的我，沿着屋后一条废弃铁轨与落日背道而驰，一直走，一直走，直至到达乡下，满目稻田交错，菜畦碧绿……过于疲倦了，坐枕木上歇歇……夜幕重临，顶着星光折转回来。青春的生命里，压抑着多少不甘呢？但，更多的是抑郁。

前年吧，一个一直有联系的夜大同学，偶然看见一节回忆性文字，她深感吃惊：真没想到当时与我们嘻嘻哈哈的你这么艰难过……

活在世上，谁不曾伪装过？

有一段时间，失业在家。一次，出来倒垃圾，被楼上邻居看见，出于好心的她善意提醒：“最近新百大厦在招营业员，你快去报名。”那一刻，感觉尊严被侵犯，觉得一颗心受辱了。比较窘迫而心虚地回答：“我正在读夜大，准备毕业再找工作。”邻居比较惋惜地“哦”了一声。

终于毕业。一日，父亲休假回家，请一个远房亲戚的堂哥（根本算不上亲戚，同居一城而已）来家吃饭。当酒足饭饱，他忽然对我说：“你要是有个大专学历，我可以把你搞到《芜湖日报》去。”天真的我简直要从椅子上蹦起，大声回应：“真的吗？我已经拿到夜大毕业证了。”然后，这个供职于芜湖市委的亲戚面红耳赤起来，尴尬得说不出话。

深切记得，那是1997年，我已就职于一家私人报馆，每月工资480元，一边做编辑，一边兼职出纳。珠算也是那时学会的，一有空，便练习算盘珠子，从1加到100，最后一定得到5050。

这世间事，何以如此简单。你父亲款待了他，人家原本随口的一句客套话，不过是虚妄地表达一番对于该餐饭的感谢之情。

读夜大二年级时，小城日报正筹备一份晚报。因为经常给该报撰稿，与几位编辑颇为熟稔。其中一位编辑热心告知，晚报将要招聘大量编辑、记者，到时你也报名考试。她热心将每月装订好的日报借出，提醒我多看看，琢磨琢磨新闻怎么写。

报名前夕，忽然接到这位编辑电话，她说，我将你的事跟社长汇报了，她不同意你报名，她说，一个连高中都没上过的人，没有资格考试……

至今犹记得这位女社长名字。并无埋怨之意——文凭向来是一块敲门砖。逼人何来体恤之心？按照普通逻辑，确实也对，一个连高中都未曾读过的人，何以有资格参加记者编辑的招聘考试呢，实在荒唐。当时的我，毕竟未曾写出什么惊天动地之作。

1990年代，正是给予我个人的启蒙年代，我的社会学、文学、哲学等知識，正是被《读书》这样的杂志所启蒙，也算为日后的知识体系初步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纵然早已买回《萨特文集》《加缪文集》等，但，想必也未曾读透读懂过，那也不过是一个对于知识极度饥渴之人的临渊羡鱼行为。为《读书》撰稿的，有费孝通、萧乾、冯亦代、金克木、施蛰存、葛兆光、葛剑雄、刘小枫……等等，大多是极有建树的学者大家，他们撰写的社会学、哲学、文学领域的文字，通俗易懂，一年年读下来，终于为一名二十岁左右年纪的青年塑了型。

去年疫情期间，重读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忽然想起属于我个人的1990年代，百感交集，仿佛不曾忧欢过。

三

1996年，沈昌文先生自《读书》主编的位置退休。从此，这本杂志变得陌生，多是些食洋不化的概念式文章，趣识皆无，味同嚼蜡，放弃了。

后来，沈先生退居幕后，与辽宁教育出版社合作，推出《万象》杂志，差不多继承了早年《读书》之风，但，又稍稍往妖冶多姿的路上迈了几步。《万象》历经纸媒空前繁荣的2000年代，不知什么原因，最终停办。

同样是沈先生与辽宁教育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万有文库”“书趣文丛”等，网罗大批国内外学者、作家，不愧为一个接一个的文化大工程，曾推出许多绝版好书，造福于普罗书生。

整个1990年代，无网络购书渠道，有时，想读一本书，当地书店遍寻不见，还要辗转往各地出版社发行部挂长途电话，确定好定价及邮费，再去邮局汇钱。那些年，漓江出版社也推出过不少好书，家里的杜拉斯系列（马振骋先生翻译），大多由漓江出版社购得。

2004年移居合肥，有些舍不得，还是将所有《读书》《万象》《书城》捆扎起来，装在大纸箱里运来合肥，堆于阳台。

2021年元月十日晨，得知沈昌文先生驾鹤西去，深感一个时代过去了。沈先生的离去，真正带走了一个时代。一个求知与启蒙并存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1990年代的光景，在我的梦境里始终不曾褪色，一家一家书店徘徊复徘徊……有一阵子，每去南方书店，转来转去，转至美术书架前，抽出比亚兹莱画册，摩挲几次，过过眼瘾——大开本，铜版纸印刷，几百元，太贵了啊。

彼时，我供职的私人报馆来了一位师大新闻系实习生。有一次，央求他带我去他们师大图书馆报刊室借阅文学杂志。这小孩大着胆子骗那位管理员，说我是他新闻系同学，才得以免费借阅到那些杂志。后来，这孩子考取南大研究生走了，胆小的我又怕穿帮，若被管理员当面揭穿，岂不既窘又耻？还故作聪明，每学期开学第一回去，主动上交管理员50元的所谓杂志押金，就算给他买烟抽吧。那名管理员可能早就识破我的身份了，不过是慈悲地装糊涂而已。现在回想，那个谎，撒得何等幼稚——同为新闻系学生，还要别人带过来？

那个遥远的1990年代，一个早早失学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多读点书，哪怕文学杂志，且不惜伪装成学生。

整个1990年代，在我们那一拨年轻人心中，简直是一个神圣的文学时代。当时十四五六、十七八九的年纪，想必都有过笔友的经历。其中一位兄长般的朋友对我的影响颇为深刻。1990年代，正流行着“油印诗报”，一份份私人印刷的小报，简易的对开四张小报，散发着油墨的香气，印刻着一首首各地无名诗人的作品。那个时候，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佩索阿、索德格朗、洛尔迦等……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诗人。大家相互引荐，互通有无。我们也熟读国内的海子、顾城、北岛、江河、杨炼、芒克等朦胧诗人作品，欧阳江河、韩东等，则是后来的事了。

前年夏天，出差深圳，每日马不停蹄参观各地。一日，当我们的车自某幢外资大厦前呼啸而过，大厦上镌刻的一串熟悉名字，惊得我向邻伴脱口而出：“这里有我年轻时的一个笔友。”作为“60后”的邻伴，或许万分困惑，一个笔友而已，何至于如此激动？一个历经1990年代热爱文学的人心之波澜，是注定不會被人深刻体会的。

1990年代结束，2000年代是随着互联网一起到来的。纸笔式微，我们笔友之间，渐渐不再写信联系了。互联网彻底取代纸质书信，长鲸万里介入至当下这天翻地覆的时代，诞生了智能手机，衍生出微博、微信……讯息越快捷，人与人之间愈见隔阂。

唯一不变的是，我依然热爱阅读纸质书。

去年，邮箱里忽有一份邮件，落款人正是深圳的这位笔友，非常简短的6个字：你是钱红莉吧。

我回复：是的，我是钱红莉。

再也无话。

忘了问：你可还在深圳？

问什么，都是多余。

独属于1990年代写信的日子，恍如隔世了。

我们的汉语基因

临睡前，读几则《精怪故事集》。安吉拉·卡特的文笔简洁生动，富于童趣。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各种故事，纵然繁杂丰茂，一经她笔，自会浮现出秋阳淡远的意味。

书读至一小半，忽然来了一个中国故事——《三娘子》。这故事原名“板桥三娘子”，收录于唐代《幻异志》《河东记》以及宋时《太平广记》。

说是，唐朝的时候，开封府西边有家“板桥客栈”，店主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没人知道她从哪里来。她一无儿女，二无亲戚，向来寡居。这家板桥客栈倒是舒适宽敞，还养了一群上好的驴子。关键是，这个三娘子为人慷慨大方，若是哪个旅客缺钱，她便降价或者免费留宿。这样一来呢，她的客栈一直生意兴隆。

一天，一个叫赵季和的人去往帝都洛阳途中，经过开封府，留宿于板桥客栈。当日，已有六七位客人先到客栈，他们被分在一间大卧房里，各人占据一张床铺，赵季和后到，只分到角落里的一张床，隔壁便是三娘子卧房。到了就寝时间，三娘子请每位客人喝酒，她自己也喝了一杯，只有向来不喝酒的赵季和滴酒未沾。夜深，所有客人上了床，三娘子也回了自己房间熄了灯。赵季和怎么也睡不着。午夜，他听见三娘子的房间里有搬东西的声响，便透过墙缝望过去……

原文如下：

即见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烛挑明之。后于巾厢中，取一副耒耜，并以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于灶前，含水噀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则牵牛驾耒耜，遂耕床前一席地，来去数出。又于厢中，取出一裹荞麦籽，受于小人种之。须臾生，花发麦熟，令小人收割持践，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碾成面讫，却收木人子于厢中，即取面作烧饼数枚。有顷鸡鸣，诸客欲发，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与客点心……

这一小节，美好，浪漫，富于童真之美。这无与伦比的想象力，浑然天成，有着童话的晶莹剔透之美。

翻译成白话：三娘子取出蜡烛点上。从箱子里取出一副农具，以及一头牛、一个赶牛人，它们全都是六七寸高的木偶。她将木偶放在灶前，含口水喷到木偶身上，木偶顿时活过来。小人赶着牛，牛拉着犁，来来回回耕起一席大小的地板。耕完以后，三娘子递给赶牛人一包荞麦籽。小人播了种，种子立刻发了芽，开了花，结出成熟的麦粒。赶牛人将荞麦收割、脱粒，交给三娘子，三娘子吩咐赶牛人用小石磨将荞麦磨成粉。然后她将赶牛人和牛以及农具一起放回箱子里。它们又一起变成了小木偶。三娘子将荞麦粉做成了烧饼。鸡鸣时分，客人们起身准备离去，三娘子将灯点亮，将刚做好的烧饼端出来，给客人吃……

接下来的事情，更有意思。因赵季和偷看到三娘子做荞麦烧饼的那一幕，感到浑身不自在，便没吃荞麦烧饼。他谢过三娘子，出了客栈。可是，他一回头，但见客人们一尝烧饼，即刻趴倒在地，发出驴的嘶鸣，一个个变成了壮驴。三娘子立即赶驴进棚，再将客人财物据为己有。

一个月后，赵季和自帝都洛阳办完事，转道开封府，又去投宿“板桥客栈”。恰好那天店里只他一个客人。赵季和随身带了几块荞麦烧饼，大小形状与上次三娘子做的一样。夜里临睡前，他吩咐三娘子，早上起來要吃点东西。

到了夜里，三娘子种荞麦的戏法如常上演。翌日早晨，三娘子给赵季和端来一盘荞麦烧饼。赵季和趁三娘子走开的一小会儿，拿走盘里一块妖饼，换上自己带来的一块。三娘子回来后问他，你怎么不吃烧饼啊？赵季和说，我在等你啊。我也带了一些烧饼来，你要是不尝我的，我也不吃你给我的这些。当三娘子表示愿意时，赵季和就将自己从盘里拿的妖饼递给她。三娘子刚咬一口，便趴倒在地，发出嘶鸣，变成了一头壮实的上等母驴。

赵季和给她套上挽具，并带上那箱木偶，骑上她回家去了。但他不知道咒语，没法让小木偶动起来，也就没法将别人变成驴子。

四年后，赵季和骑着这头母驴经过某座华岳庙时，一位老人忽然拍手大笑道：“板桥三娘子，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接着，这位老人对赵季和说，她曾想加害于你，这点我承认，但如今她已赎够了罪孽，就将她放了吧。说罢，老人摘下套在驴头上的笼头，三娘子即刻脱去驴皮，变回人形。她拜谢过老人，消失不见了。从此，再也没有人听说过她的消息。

这华岳庙的老人想必也是一位法力无边的神仙吧，不然，他何以一眼望知，这母驴便是板桥开客栈的三娘子呢？

整本《精怪故事集》读下来，中国的民间叙事尤为美妙，意趣而深蕴。译者郑冉然在后记里提及，自己在书里特意提供了中国故事的古文版本，主要是想比较一下中英文互译的“失真度”。

所谓的原版，早已消隐于广漠的时间中，真正留传下来的唯有文化基因。

中国浪漫的文化基因一直延续而下，到了清时《聊斋志异》里，蒲松龄又将其发扬光大了一次。原来的妖仙鬼怪，不过是故事的一个壳而已。

有一则《种梨》，纵然短短千余字，却分外跌宕多姿——

一个小商贩在集市卖梨，他的梨子香甜可口，价格颇贵。有一个衣着寒酸的道士想吃，可是又买不起，他一直站在卖梨的车前徘徊不去。卖梨人嫌弃他，开始呵斥，道士依然不走，惹得卖梨人大声咒骂。道士说，你一车梨起码有一百颗，我只要你送我一颗，于你也没什么大损失，你为何要这么发火呢？围观的人也都劝这个卖梨人，挑一颗烂梨送给道士算了。可是，卖梨人怎么也不舍得。这时，一家店铺里雇用的一名杂役实在看不下去了，于心不忍，就给了道士一枚铜元。道士拜谢后，买了一颗梨，并对围观的众人说，我们出家人才不吝啬呢。我若是有了好梨，一定分给大家。旁人说，既然有了，为什么不自己吃呢？道士答，我不过是需要梨核做种呢。说完，大口啃完梨肉，剩下梨核在手。然后，他取下肩上的挖土工具，在地上挖一个坑，将梨核放进，用土盖上，并向路人讨水浇灌。有促狭鬼向路边店讨来滚开的汤汁，道士直接浇下去。过后，只见土里立刻冒出梨树的嫩芽，渐次长高;顷刻，成了一棵大树，枝叶茂盛;倏忽间，开了花，结了果，一颗颗梨子硕大芳香，满树都是。道士爬上梨树，摘下一颗颗大梨子，分送众人，顷刻而尽。俄顷，他将梨树砍倒，从容而去。

起初，道士作法时，卖梨人也夹杂于众人中伸长脖子围观，一时忘了自己的买卖。当道士离去，他才发现自己的一车梨，空了。方才醒悟，道士刚才分发的竟是自己的梨。再看自己的车把，也没了，车把断处尚留有新砍的印子。卖梨人无比愤恨，急急去找道士。当他转过一道墙，就看见自己的断车把，被弃于墙下。而道士早已不知所终，众人皆大笑不止。

《聊斋志异》并非全被狐仙鬼怪的腥障之事占满，竟也有这等白日里融融市井的温馨，关键是文笔好，语言简洁温静——比如“倏而花，倏而实，硕大芳馥，累累满树”。此类情节与板桥三娘子取出木偶犁田如出一辙，一样的惹人怜爱。

童话的意趣大抵如此。

十分冷淡存知己

有一年的拍卖会上，董桥看见有一幅张充和的字，仔细辨认，原来是写给黄裳的。

董既是张的朋友，对黄裳也慕名，恰好手头也宽裕，成人之美买下来，诚挚地给黄裳寄了去。许多年过去，张充和的这幅字又被黄裳先生卖到了市场上。

至于董桥的反应，我未曾看到下文，那可真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岂知明月照沟渠。

这是韩石山与黄裳打笔战时抖搂出的。黄先生颤颤巍巍出来迎战说，第二次出售张充和的字，盖因老妻生病，着急用钱之故。看到这里，我倒想起张充和的一幅著名尺牍：

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想必张充和也不在乎别人把自己的字卖了两遍。她的字是真好，我最喜欢她的小楷，有个词叫“朱黛犁然”，用来形容她的书法再恰当不过。

张的小楷，有碧绿清新的气质，新妍，鲜润，五月天水田里秧苗一般簇新工整，如逢初夏，恰便有布谷鸟一路唱着飞，那都是世间的气息。

一个人的心要有多静，才能把汉字写得那么好，一撇一捺，均是风骨。

现今，许多名人流行写书法，墨汁未干，急颠颠拍照张贴出来，从他们的微博一幅幅看过去，实在是一脸的媚态娇憨，说到底，没有一点静气，急迫功利心，注定让他们走不到高远境地。无论写作抑或书法，与身处的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听从内心的召唤，才会走得远点。

叶圣陶先生曾经感叹，谁要是娶到了张家的四姐妹，肯定会幸福一辈子。叶先生这话，有两层意思，不仅夸扬了四姐妹的容貌，更多的是激赏这四位女子的文化修养与深厚内涵。

大姐嫁了当年的昆曲台柱子，去了宝岛定居;二姐、三姐分别嫁了语言学家和作家，过得挺不错;唯一的小四妹嫁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难为卞之琳苦追她如许经年。多年以后，卞之琳等来一个访美机会，依旧施施然居在她家。

四姐妹一个一个成为传奇，跟优良的家教分不开，无一例外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上天资聪颖，所以，都走出了一段一段光鲜的路来。

前阵子，看杨绛札记，她细细回忆自己9岁离家，去上海就读启明小学、教会中学的往事，均为外籍人办学，英文、意大利文都要学……我不免内心海洋万顷——这就是高起点啊，一样得益于“父亲”开阔的眼光，长远的打算，以至于才有了子女们一步一步的高台阶……

都说张充和的昆曲唱得好，我无缘聆听，倒在电视上领略过一回她二姐张允和的唱腔。老太太当年八十多了，一根乌黑的长辫子绕着额际盘一圈，往镜头前一站，不开腔，便有一种民国味。

什么是民国味？

就是浑身上下流淌着一种静气，总有一种光芒追随，格物，雅致，是腹有诗书的那种殷实矜贵。打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哪一个不如此？你看杨绛，始终笑眯眯的，有一年，别人张罗着给她的文集开研讨会，她推托，我本来就是一滴水，为什么要吹成一串肥皂泡呢？

还有孙犁，他曾给一个想开作品研讨会的同行写信：与其开劳什子作品研讨会，不如抽时间回乡下老家走一趟……

扯远了。继续说张充和的字。她在美国一直教授戏曲和书法，后来把两者结合起来，写了一部小楷工尺谱《牡丹亭》。谱是古谱，以我的浅薄资历，肯定不懂，但我把全部唱词逐一看下来，简直山风海涛啊，有一种美，生来让旁人眩晕惊叹——一个人心里存有多少热烈恣意，才会一笔一笔把那些唱词繁星般落实在尺谱上，这个老太太是在汉字里成全了自己，上帝端坐天庭，她过着梦幻一样的人间日子，遍布静气。

《牡丹亭》的青春新鲜热烈，瀑布一样飞泻千里万里，惹得一个人纵然老到一把骨头了，却依然深爱。

千帆过尽，消息浮沉，一笔一笔，都是柔肠情深。

钱锺书的明月

近来，陆陆续续读钱锺书，读得慢，还总是放不下，甚至将他的书信和文论逐一搜罗来，读得夜不能寐。

那么多的才华藏都没地方藏，即便学术性论文，也是写得灵性四溅——他拿个大扫把，饱蘸了墨，随意挥洒，不留一点罅隙，甚至泼你一脸一身，你都沒有还嘴的底气。怎么那么多的才气？牛犊一样，在春天的旷野奋蹄。想必当时他自己，也是得意的。

说到文章的“起”顶难写：“心上紧挤了千言万语，各抢着先，笔下反而滴不出字来”;讲英国一个哲学家的文字没火气，是“一种懒洋洋的春困笼罩着他的文笔，好像不值得使劲的”;讲另一个哲学家的东西厚，密，带些女性，阴沉、细腻，“充满了夜色和憧憧的黑影”。这样的比喻，精湛、形象、妥帖，最重要的是充满了灵性，如大树纹理的涟漪，一圈一圈充满了动感。他擅于站在高处俯视一个人的学识，这样便有了通感;他更擅长于万物之间穿针引线，互感互通，轻易道出桩桩件件的本质。

读完学术性的论文，再去读他的信，那么多的信，给长辈写，给晚辈写，通篇文言，欲言又止，仿佛刚开了头，便煞了尾，一封封，哀不能言。读这批信，如读庾信《哀江南赋》，满纸“日暮途远，人间何世”的隐痛。开头，总是“感愧”“感刻”，把年轻时候的傲气悉数藏起，不再随便议人长短，仿佛脱胎换骨了——时代的风雨飘摇里，一个人骄傲的心性突遭摧折，徒留满纸哀意……我估摸着他盛年写给宋淇的那些信，是不能公开的，要不，把所有的人都给得罪了。吴兴华给宋淇的信里，议论李健吾只懂得一门外语的皮毛，就怎么样怎么样了……简直一棍子置人于死地;鲁迅也刻薄，他说某人远看，像一条狗，近了却是某某某……宅心仁厚的人，或许大多是缺乏才华的人。一个人的才华过于逼人，必然将内心的莽气一起携带出来，不然，憋得难受。

去年盛夏，我一点点摸索着读《管锥编》，好比拉着一艘吃水过深的船，分外吃力。于是，向八岁的孩子学习，在笔记本上摘摘抄抄。那些艰深的文言，巨鲸一样的吞吐量，滔滔泛泛浩浩融融地旁征博引……以我一贯的愚钝，理解体悟起来，相当艰难，有时弄懂一个条目，要绕许多辛苦路，但是，慢慢往纸上摘抄，一来二去的，便有点懂了。就像有一阵子，照着李商隐的七言诗练毛笔字，抄着抄着，便懂得些。获取书本知识，与其用眼睛看十遍，不如往纸上抄一遍来得深刻。

对于《管锥编》《谈艺录》，我只是惊奇于钱锺书得需要多么宏阔的体量，才可以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花两三夜晚，重读《围城》。年轻时候读这部小说，捕捉到的，仅是作者依仗满腹才华横着行路的傲娇与不可一世，永远予人繁花弥天的磅礴之气;待今日重温，领略到的竟是人生实难的满纸虚空感，更是寒鸦栖身于大雪天的孤寂凛冽。

李梅亭、顾尔谦、赵辛楣、苏文纨、校长夫人的形象太经典了。尤其方鸿渐回国途中被鲍小姐调戏那一场，简直颠覆性的两性革命。苏文纨作为一个家境优渥饱读诗书的女留学生形象，即便大热天也要拿条白手绢虚张着自己，势子端得足，又能装，整个一塑料人，她又怎能成为方鸿渐的菜呢？可是，赵辛楣醒着梦里都是苏文纨，可惜他又不是她的菜，以致赵辛楣后来移情校长夫人。校长夫人的气质里确乎有那么一点苏文纨病恹恹的影子……但，谁又会料到命运的变迁来得如此讽刺，苏文纨最后嫁的却是“四喜丸子”曹元朗。

《围城》里就没有一个囫囵人，唯有唐晓芙以她单纯、脱俗、灵动的身姿，幻成了初春的瘦月一轮，想起来都熠熠生辉——方鸿渐一生的心头疼。

方鸿渐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形象，因孤高不逢迎，难免处处受敌，甚至连孙柔嘉的姨妈都看不起他。他来自小地方，没有家族背景，当初拿了丈人资助的一笔钱留洋，回国前，不得不从一个爱尔兰骗子手里买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去交差。回国，因为苏文纨而认识赵辛楣，到后来众人同往遥远的三闾大学就职。方赵二人气息相近，趣味相投，倒成了莫逆。方鸿渐的感情在唐晓芙那里受到重创以后，心如槁木，或许也是累了，残存的一点温情，顺势就被颇有手腕的老练的孙柔嘉小姐点燃了。人生里的许多伧俗都是身不由己的，似乎被一阵风推着走，遇见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了，没得挑拣，更谈不上什么精神契合度。

整部小说，比起李梅亭的贪财猥琐，高松年的老奸巨猾，顾尔谦的乞怜巴结，陆子潇的贱兮兮，曹元朗的油腻，方鸿渐真的是一个不俗的闪光形象——最起码他有反省能力，始终充满着耻感，不比韩学愈之流，同样手持一张“克莱登大学博士”的假文凭，还恬不知耻处处炫耀。韩学愈这种类型的人，连作假都作得理直气壮，倒真是皮厚者无敌。

小说里还有一个专靠与外国哲学家的几封来往信件作为炫耀的所谓的哲学家褚慎明，此人热衷于给各国当红哲学家写信。他在国际哲学刊物上随便摘抄几段别人对于该哲学家的评论作为他自己的奉承之礼，分别给不同的哲学家寄信，结果也还真的收到了名人回信。一旦展示出来，褚慎明的身价也相应地水涨船高了。这样的“傍名家”之风源远流长，好比当今读者，一遇见名人，不论交情浅深，先合个影再讲，急忙发布在微博、微信上，自己也跟着抖搂起来了。

钱锺书依仗他不可多得的才华独步于文论、小说、随笔等各种文体之间，但，归根结底，他依然不脱一介文人的风骨。孩提时代的天真与痴气一直被他妥当地保存终生，其笔下流淌的文字，向来从心而出，像小孩子吃糖，专注而不去顾忌任何东西，仿佛无须起承转合，拿起笔，就把一轮明月捧给你了。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