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昂

“号服”

4月19日，2021年全国先进女职工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荣获全国五一巾帼奖章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炼油运行四部操作工郭大为发言时，身着的蓝色工装格外亮眼。

工裝，是职工在工作环境中的制式服装，它起源于何时何地，说法有很多。

18世纪，法国出现了连身裤和灯芯绒，这可以算是工装的前身。但在当时，连身裤是贵族青年的奇装异服，谈不上工人“专属”。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离开农场进入工厂的工人，越来越需要结实耐用且耐脏的服装，以应对工矿生产之需。1847年，李维？斯特劳斯从德国移民至美国，后来，这个做帆布生意的犹太人趁着加州淘金热前往旧金山。他聪明过人之处在于不随大流，而是另辟蹊径找到生财之道。大家都淘金，李维偏不，他改行做服装，把一批滞销的帆布做成几百条裤子，拿到淘金工地上推销，想不到竟然受到淘金者的欢迎。后来，他把帆布改进成一种结实耐磨的靛蓝色粗斜纹布，用来做工装裤，并用铜钉加固裤袋和缝口。这就是最初的工装裤，也是后来牛仔裤的前身，“李维斯”的品牌也因此名扬天下。

事实上，在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开始拥有统一的工作服，并不是因为资本家“大发慈悲”，而是因为出于安全考量，不得不置办。19世纪90年代，易爆炸的行业开始规定，工厂必须给所有工人发放安全帽和指定工装，为了安全，降低生产成本。

中国最早的工装究竟产于何时何地，目前很难有明确记载。最初进入城市工坊的人们，大多身着各自的便服，但有的行业是不能穿正常的家庭服装的。比如创业于1880年（光绪六年）的北京永星斋饽饽铺，店规第一条就是“伙计必须剃光头，站柜时须戴帽头，着长衫，布鞋布袜”。只有油盐店、猪肉杠等处的伙计，才加挂蓝围裙、蓝套袖，有的还戴有护鞋的“盖脚”。

特别的还有煤矿工人，因为家用服装有静电，所以下井前必须换成规定的工装。可我国古时就有了采煤业，那时工人穿什么下井呢？中国煤炭博物馆的讲解员给出答案：“在封建社会，工人地位低下，下井的时候多是赤身的。”

进入19世纪，较早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沿海城市，开始出现身着统一工装的工人群体，只不过，这些群体最初主要集中在交通、通讯、城市管理等行业，因为这些行业往往是“公营”。

按照规定，工人要穿“公服”。清朝封建制度被推翻后，各部门按照规定不能再穿旧时官服，要换成新的制式着装，就是公服，又称制服。当时的北洋政府还出台过若干关于服制的法规。

官员换衣服，服务于“公家”的工人也要有制式服装。邮政局的邮递员，铁路局的铁道工人，都有自己的制式服装，看看《铁道游击队》就知道了。在青岛的邮电博物馆，有当时邮政通讯工人的形象，在沈阳的金融博物馆，也有当时银行业员工的着装形象。就连环卫工，都有制服，因为当时他们归属民政部门管理，有一段时期，有的城市环卫工统一穿制服，戴着大檐帽，远处一看常被误认为是警察。

“公家”的工人有工装，私营企业的工人一样也有，但功能性还停留于将工装作为识别和控制工人的工具之上。在不少文学作品中不难发现，人力车夫都穿着各自东家的“号衣”，即印有商号名称和号码的衣服，这也是一种工装。不过这件工装的背后更多的是心酸，只有向车厂交了钱的车夫，才能发给号衣，没有号衣，轻则被打，重则连车都丢了，就像骆驼祥子，一辈子想拉上自己的车，最终未果。

对于早年间在永定河上的纤夫，他们光脚弓背，齐声呼喊劳动号子，吃力地将纤绳拉直。什么是他们的工装？或许只有那块遮羞布吧！

劳动的证明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工业建设如火如荼，工装也随着东北、上海等工业发达地区的企业和产业工人向全国各地“迁徙”，逐渐成为流行服装。

1961年，北京市成立劳动保护用品公司，专门经营各行各业的劳动服、工作服，根据工作的不同和需要而采用不同的材质和样式，从而使劳动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由于工人地位的提升和实行布票供给制等原因，三紧式劳动布工装（袖口、领口和下摆要扣紧）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们当作日常的服装而流通于市，工装也成了这一群体的识别符号，将他们凝聚在一起，集体意识也开始不断升华。

在当时，即便是年轻姑娘，也喜欢男式工装裤和格子衬衣。工装裤为背带式，胸前有一口袋，与之相配的，通常是圆顶有前檐的工作帽和布鞋。布鞋多为手工制作，以草绿色帆布为面，橡胶为底，所以也称作“胶鞋”，是工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蓝黑色的工装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色调。除了衬衣和工装裤式的工装之外，在一些行业，中山装、列宁装也被作为一种工装，也有了女款式。谁家里有人穿着工装上下班，那说明是工人，不仅是生活水平的表现，也是社会角色的象征。

在工装之外，工人也有自己喜欢的服装，甚至会“约定俗成”为一个特有职工群体的“工装”。在北京纺织系统泛黄的老照片里，能看到上班穿工装，下班穿着布拉吉的纺织女工，碎花格子的裙子，腰间系着布带。她们的笑容，是那个火热年代的最好见证，布拉吉也成为纺织女工的第二工装，甚至是代名词。当时也有报纸登文，鼓励女工下班后穿上“花衣服”，因为要把祖国打扮得“像花园一样美丽”。

1960年7月，中国首个大型粘胶纤维厂──保定化学纤维联合厂投产，从此化纤类服装开始进入国人视野，这也给工装带来巨大改变。随着化纤基地的逐步投产，化纤类工装的供应开始加快，质量更好。20世纪70年代，我国先后建设了四大化纤基地：上海金山、辽阳化纤、天津化纤和四川维尼龙厂，遍布东西南北，到70年代末，我国建立了完整的纺织工业体系。这个时候，结实耐用的工装早已不再是稀奇物。

进入21世纪，随着各种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及新科学应运而生，职业工装的设计开发已逐步成为一项多学科交叉的全新系统工程。同时，市场竞争的加剧，也让企业对企业识别系统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通俗地讲，服装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是一种精神风貌的外在体现，这就要求企业形象不仅要有统一的标志，还需要树立起鲜明独特的团体形象来体现企业的文化特色。当职工穿着富于感染力的工装时，鲜明的形象会增加他人的信任感并强化他人的印象，起到标识效应和传递情感的作用。

发展至今，工装早已不是只有蓝黑色调，而是各行各业五颜六色各有特色，也各有作用。但工装是抽象理念的形象化，是色彩、形状、图案通过一定工艺手段的堆积，且工装不是孤立的个体，只有依附于人身上才能体现它的价值魅力。正如2018年10月，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身着灰色工装的郭明义，红色的石油工人，绿色的交通收费员，蓝色的数控机床工，黄色的汽车制造工……

石油工人多穿着红色服装，因为“为祖国找石油”的他们，经常工作于大漠荒野，红色服装便于寻找。另外，红色也象征着石油工人“为祖国献石油”的“一团火”。

为达到传播的有效性，往往采用鲜艳明快的色彩，而工装色彩的运用，必须考虑色彩的科学性。与石油工人的红不同，长期在生产线上工作的工人，就不能采用鲜艳明快的色彩，因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容易使视觉疲劳，而应该采用柔和的灰色调减弱它的视觉刺激。

不少城市的公交系统则采用蓝色制服，北京公交职工还组成了一个乐队，名字就叫“蓝色行者”。有的蓝色行者，还把工装穿进了中南海。比如全国劳动模范、北京1路公交车司机常洪霞，2011年她作为北京市交通行业的青年代表，进入中南海参加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的五四青年座谈会，与总理面对面时，身着的就是北京公交的蓝色工装。

当记者采访她“为什么不穿西装，而穿工装到中南海见总理”时，她平静地说：“只有穿上工装，我才是我，又不仅仅只有我。”

其实不难发现，很多大工匠，比如刷新全国地铁行车纪录的地铁司机廖明，装配航空发动机的班组长李志强，北京奔驰汽车的首席技师赵郁……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在出席正式场合时，都会把工装作为正装，穿着走上领奖台，走进人民大会堂，又投身于各行各业的每一个角落。

至此，也无需再提出“为什么穿着工装上台”这样的问题，因为答案已毋庸赘述。而这，正是作为工作形象符号的工装，其职业道德功能的最好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