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一些具有生命意志的诗能够在瞬间将我们的内心紧紧攫住，我们为之震撼并迎受到了同样的欣喜、阵痛、割裂或虚无、枯败之感。无疑，这就是一个诗人和生活在感应、回响中建立起来的语言事实和精神化现实。它们最终汇聚成的正是超越时空的伟大精神共时体。真正的诗是生命时间以及求真意志的相遇，它们激活和碰撞出来的场景以及词语本身更具有生命效力和活力。这是人与时间的重逢，是词语和时间的交锋。这涉及可见之物和不可见之物之间的彼此对视或磋商，但是这份精神证词的提供是远非轻松的，而是时时处于焦虑话语和紧张的精神盘诘之中，因为世界主义是以抹平记忆和空间差异为前提和核心法则的。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世界主义导致了精神分裂症。是的，隐喻和象征化的精神分裂症几乎无处不在。

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诗人在手中将词语不断地编织，但是最终我们发现的却是“火焰的梯子”以及类似于精神宇宙式的云图。里尔克说道：“我们应当以最热情的理解来抓住这些事物和表象，并使它们变形。”（《说明》）词语的边界也正是精神的边界，这印证的是风筝和线的关系，一边是理智、逻辑和常识，一边是感性、激情和想象。这也是从外壳、表象到时间刻度和精神还原的转换。真正的诗歌话语方式反复印证了当年里尔克所强调的诗人的球型经验，亦即当很多人只是关注了物化现实的浮土和外部世界表皮的时候，真正的诗人却以全景扫描和全息透视的方式，从正面、侧面和背面以及深层结构和驱动机制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精神透析和剖示。

显然老杜已经成为汉语的化身以及中国诗人精神的原乡，成为贯通每一个人的“绝对呼吸”。杜甫真正开创了诗歌中的现实传统并且是现实书写的集大成者，其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既来自个人又最终转化为时代经验和历史经验，这是跨越了时空的伟大诗歌共时体。作为“巨笔屠龙手”，杜甫并不只是才高而运不济，也显示了高超而近乎完备的诗歌才能。“现实”“现实主义”的理解应该是历史化的。

当代诗人“向杜甫学习”“向杜甫致敬”不应该成为空谈，应当像当年的杜甫那样真正地理解生活、想象生活以及再造语言生活，并通过诗歌把个人现实转化成为历史记忆。杜甫是我们每一个诗人的“同时代人”，杜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现实，所以他能够一次次重临每一个时代的诗学核心、灵魂重心以及现实中心。

诗歌只是一种特殊的“替代性现实”。即使只是谈论“现实”，我们也最终会发现每个人谈论的“现实”却并不相同。当下诗坛充斥的正是随处可见的“即事诗”“物感诗”。在日常经验泛滥的整体情势下“现实”是最不可靠的。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诗人在语言世界重建差异性和个人化的“现实感”和“精神事实”。与此同时，诗人不是镜像描摹式的观察者，也不能沦为事事表态的社会报告。诗歌对应于深层的精神生活，诗人需要借助现实乃至幻象完成对深层经验和内在动因的剖析，这是个人前提的诗歌事件，是精神现象学的深度还原。诗歌视界中的现实既是修辞问题又是实践问题，这可以具化为题材、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可写的和不可写的、允许写的和不允许写的。诗歌的“社会功能”是以语言为前提的，“诗人作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T·S·艾略特：《诗的社会功能》）。

诗具有另一种逻辑方式，这种逻辑恰恰是通过反日常化的手段而最终抵达本质化的所在，是语言和想象达成的另一种精神事实。这是经过生成和创设在记忆和现实中扎下根的特殊语言物种，正像蒙塔莱所坚信的，即使是最细微之物或其隐秘不察的痕迹，都代表了精神事实和语言的“道德价值”，而非强加给我们的知识、伦理、教义或真理。

我们既应该关注诗人已经说出的部分，还要注意其未能说出的部分。诗人不仅要关注现实之物和已知之物，还要对可能之物、未知之物以及不可见之物保持足够的想象能力和精神穿透力，这关涉一个诗人在语言和认知上的求真意志。

我们应该记住卡尔维诺所说的：“写得像鸟一样轻，但不要像鸟的羽毛一样轻。”“轻逸”风格的形成既来自一个诗人的世界观又来自语言的重力、摩擦力、推进力所构成的话语策略。以此看来，诗歌更近于一场接一场的个人前提的精神“小事件”。这种“轻逸”不是轻视、轻浮、轻浅、轻佻、轻柔、轻忽、轻慢、草率的“轻飘飘”和“不正经”，而是严肃、端正、郑重、会心的深思熟虑的“轻”和举重若轻的“轻”，因此这种“轻逸”的话语方式不是能够“轻易”“轻松”获得的，而是需要具有精神投射力和视点的精确性。在深层经验上，这一“轻逸”对应的是一个人观察事物的姿态、角度以及世界观。作为“轻逸”的起跳者，他无须后退然后蹬地、猛力地助跑，因为语言自身就是助跑器或踏板，而想象也已携带了足够强大的助推和拉升之力。

诗人和环境以及事物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们不再是空间关系而是意识系统。当然，安慰之物和栖身之所可以是具体的、现实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和想象的。如今，这些记忆更多存在于废弃之物、废墟和幻象之中。无论是现实的物象还是精神的幻象，它们都一同直指向了生命和血缘的源头，一旦源头被切断，那么一切都将成为虚空而彻底丧失意义，因为“童年记忆”已经彻底丧失了根基。沦丧的时刻，记忆的最后凭依之物和观望之所已经烟消云散……一个诗人之所以要逆行而不断回到出生地，回到那些记忆之物，这是因为他仍然希望在幻想中有可依赖的安慰之物和栖身之所，这也是现代性和工具理性变成灾难时刻的精神上的逃避和缺失心理的补偿。

时间尺度和空间坐标印证了写作者的记忆能力和精神词源，这最终汇聚成的是对个人来说无可替代的地方志。但是，大地共同體已经不复存在，回溯的诗和“倒时差的诗”已经被迫诞生。“大地伦理”既是生态环境伦理又是文化伦理，因为处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必然随着社会体制和空间秩序的变动而变动，甚至有朝一日会面目全非，直至解体。

这些空间实则真实不虚地对应了个体命运的一个个点阵或针尖，这是地方性知识所延续的基因和属地性格，如今其中沾染上越来越多的分裂感。有些诗人的词语是从生命深处分蘖出来的，它们直接对应于“作为人的证据”以及痛彻的生命经验的心跳或心悸。质言之，这些诗歌直接建立于个体的感受真实和情感真实的基础之上，而发声和言说的过程却一次次受到了阻遏。为了免于失语和绝望，一个人最终找到了语词和诗歌。

如果诗人还要将时间体验和生存境遇还原为整个时代的精神过程，那么他不仅要做类似加法的工作——不断添加那些具备精神势能之物的重量，而且还必须进行减法式的工作——去除、摘除、剔除那些时代的赘余物。大地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回溯的詩和“倒时差的诗”已经被迫诞生。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写作中世界主义轰响的巨轮已经无处不在了，原有的空间秩序和时间结构都被彻底击碎，徒有剩山剩水和旧山水……中国绘画和田园诗往往都是将田园和山水置于春和景明之中，置于“白天”和可见之中，但是对于那些黑夜中的山水和田园，尤其是对于空间已经发生了巨大裂变的山水却视而不见或者无力去呈现。

诗歌近乎本质化地对应时间。我们听到了一次次从时间之井中打捞记忆的空旷回声，这也是类似谢默斯·希尼式的“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这些个人环境中的日常器具或细微之物显然已经具有了象征功能，而这一象征功能是与个体时间和命运不可分割地胶着在一起的。诗人要完成的这一“还原”工作确实非常必要，但又异常艰难。这种“还原”首先体现为对词语与事物之间惯常意义上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重新观照和深度打量。诗人由此直接呈现和打开了词语与事物之间最为本质和原生的体验性和想象化关联。这一“还原”的精神法则在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现代社会面前已不可能是“独活”式的，也不可能再是纯粹化的抒情和幽闭式的“参天悟地”，“社会人”身份在现代诗人这里占有了越来越多的位置。

时下，中国诗人的眼界已经越来越狭小、逼仄，甚至眯成了一条感官主义和自我至上的窄缝儿。世界主义和后工业时代的天空在霰弹枪响过之后飘散而下的是一个个碎片和黑红的铁屑。在诗人欣欣然捡拾起一个个时感碎片的时候我们亟须的却是具有整体意识、方向感和主题诗学企图的诗人。他们诗歌的重要性在于具有精神指示的功能以及整体性的启示录效果。诗人必须通过诗歌突破事物、词语以及诗人自身的限囿而重新开辟出一条认知之路和想象化的存在境遇。诗人的感应器和取景框会决定什么事物进入诗歌内部，安置这些事物在词语不同的位置和层次，进而展现给我们的是幽深的精神能见度和思想载力。这些物象所携带的并不是个体的、局部的和外在的、偶然的心理刺激，而是具有整体视域下的时代景观的能动结构。

一九九五年，谢默斯·希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理由值得我们一再揣味：“他的诗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理论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伟大诗人W·B·叶芝则强化了日常生活与诗歌中的生活的重大差异，强化了日常生活中的人与诗歌中的人有时候并不是同一个人。由此，写作者不能再单纯地依赖生活经验，因为不仅生活经验有一天会枯竭，而且生活经验自身已经变得不再可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有些方面，比如精神生活有时候会具有一种历史结构。这一结构不仅指向了过去，也指向了当下，甚至未来。尤其是日常化、生活化的诗人所付出的努力不只是语言观和诗学态度，还必须以个体的生命意志完成对日常生活的命名，应该关注于“精神成人”与现实的及物性关联，倾心于对噬心命题的持续发现。

责任编辑   韦毓泉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