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对于不完全竞争中有关垄断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的概念，没有更多的新说，仍然保留了前代经济学家张伯伦（E.H.Chamberlin）的原意：行业中有许多生产者，但是其中的某些生产者生产出了具有差异化的产品，由此使得自己成为垄断竞争企业。

其后，著有影响全球的《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等经典教材的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曼昆（N. Gregory Mankiw）告诉学生，关于垄断，是因为某个企业以低于大量生产者的成本生产产品，以及获取生产所需的关键资源。

从“经济人假设”角度，如果做到以低于大量生产者的成本生产产品，以及获取生产所需的关键资源，就意味着可以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

这种具有“实利”的“经济人假设”在互联网垄断竞争企业中得到了事实诠释。

由伦敦国王学院的媒体、传播与权力研究中心主任马丁·摩尔（Martin Moore）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达米安·坦比尼（Damian Tambini）在他们共同撰写的《巨头：失控的互联网企业》中提出：“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已经在数字世界积累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权力，而现有的监管机构对此无能为力，甚至还未察觉。这种新的数字垄断的力量是前所未有的，对经济、社会、政治和个人生活都已产生重要影响，未来可能会愈演愈烈。”

这些互联网商业超级巨头所拥有“难以想象的權力”包括：数字霸权、数据滥用、对反垄断法的挑战、对独立新闻业的威胁、操纵思想和传播、假消息中心、拥有注意力经济权力等等。

细思极恐，互联网商业超级巨头拥有的“权力”完全超出了一个商业企业正常的经营范围，变成了一种准国家力量。

如何管控这些超级巨头无边界的权力生长，不仅是全球的问题，也是我们同样面对的新问题。

从成长演变角度，互联网商业超级巨头首先是从科技创新或商业模式肇始，然后在做大做强过程中，将其战略完全转向“获取生产所需的关键资源”——其一、通过入股及并购手法获取直接关键社会及商业资源要素;其二、通过大量吸收关键科技资源、人才资源获取间接的社会、商业关键资源。

在管理学上，获取生产关键资源被叫做“护城河行为”。但是，实施护城河行为，本质上是为了和对手产生不均衡竞争，即不公平竞争。

由于长期熟稔于不公平竞争，且越来越获得效用的最大化后，互联网超级商业巨头就形成了平台力量，进而形成平台权力。遗憾的是，拥有这种权力的互联网超级商业巨头一方面不再将注意力放在创新，另一方面以垄断手段挤压后进新企业的生存空间。

当一家互联网商业超级巨头不仅具有长期且不可挑战的平台权力，同时还在公司中充斥了无数的精英员工为其提供权力智慧，这样的互联网商业超级巨头，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广度影响，而如果有利于商业秩序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也乐见其成，但是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们本质上很难脱离“经济人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