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一年一份国史馆上谕的史料价值研究

2021-10-13何庄周梦琪

档案管理 2021年5期

关键词：乾隆

何庄周梦琪

摘要：乾隆三十一年有关国史馆的一份上谕反映了乾隆朝“偏安”阐释的形成、“节义”标准的建立和“信”“名”理念的提出，同时此上谕的产生也标志着国史馆纂修制度走向成熟。系统地梳理和分析此上谕内容及其与相关文本的源流关系可揭示其作为档案所具有的重要而独特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乾隆;国史馆;上谕;正统性;修史理念;纂修制度

Abstract： In the 31th year of Qianlong reign， an imperial edict about the Guoshiguan reflected the formation of 'Pianan' interpret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Jieyi' standard and the proposal of the idea of 'Xinming' in Qianlong period.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duction of this imperial edict also marked the maturity of the compilation system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Museum. The systematical organiz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this imperial edict an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other relevant texts can reveal its important and unique historical value as an archive.

Keywords： Qianlong; Guoshiguan; Imperial edict; Orthodoxy; Idea of compiling history; Compilation system

本文研究的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頒布的一份有关国史馆的明发谕旨，[1]现按其原格式横排转录如下：

乾隆于三十年（1765年）开国史馆，次年即颁发此上谕并借此提出三个重要理念，深刻影响了清代后续的史书修纂。此上谕独特的史料价值体现于四个方面，即标志着清代形成了新的正统性阐释、标志着清代建立了新的人物评价标准、标志着清代形成了系统的修史理念、标志着清代国史馆纂修制度的完整成熟。

1 “偏安”阐释的形成

1.1 旧正统性阐释的不足。清初，统治者认为明朝正统亡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朝入关是讨伐贼寇李自成：“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2]根据这个阐释，清朝此前并不承认明末福王、唐王、桂王的正统性，所以史书中明崇祯后的王朝都被冠以“伪”字，即此上谕所说的“设以为‘伪”。“伪”即假，此正统性阐释的逻辑是彼为假王，清为真王，所以取而代之是合法的。所以明末王朝必须被冠以“伪”字。

但旧阐释的不合理之处在于明末皇帝都为“伪”王的事实如何得来？连乾隆自己都在此上谕中质疑旧阐释：“唐王等皆明室子孙，其封号亦其先世相承，非若异姓僭窃及草贼拥立一朱姓以为号召者可比”，“福王之在江宁，尚与宋南渡相仿佛;即唐桂诸王转徙闽滇，苟延一线，亦与宋帝昰、帝昺之播迁海峤无异”。乾隆认为明唐王等和臣子逆反、草贼揭竿而起的情况不一样，反而和宋末皇帝的情况类似，宋末王朝没有被称为“伪”，为何明朝崇祯之后都被称为“伪”？所以，旧正统性阐释存在不可信的问题。

1.2 新正统性阐释的形成。为解决旧阐释不可信的问题，乾隆建立了新正统性阐释：政权需占据足够领土，至少应构成“偏安之局”才具有正统性，此即“偏安”阐释。此上谕依此提出明末“福王之在江宁”和“宋朝南渡”具有正统性;明末“唐桂诸王转徙闽滇，苟延一线”和宋末“昰昺二王窜居穷海，残喘仅存”一样不具有正统性：福建和云南都只是偏僻又狭小的领土，南明唐桂二王在闽滇，不构成“偏安之局”，所以并非正统。乾隆创造的“偏安”阐释，是符合清朝利益的，虽然它承认了明末福王的正统性，但与此同时清朝的正统性也更加合理可信：清朝在明末唐桂二王时期的领土显然更多，所以理应为正统。

此上谕“偏安”阐释的说法似来源于“昨披阅《通鉴辑览》至宋末事”的“批示大旨”，其实并非如此。由“国史馆进呈新纂列传”知此时国史馆正在纂修人物传记，同《通鉴辑览》的纂修存在时间交集。查找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前的实录并未发现此批示，而《通鉴辑览》里有一条御批可以与之对应：“若昰昺二王，﨑岖海岛，虽……，不复成其为君，……，正与明唐桂二王之窜迹闽滇者无异。朕近于国史传，凡斥唐、桂二王诸臣为伪者，概令更正为明，盖以其犹存一线，虽不足称正统，然谓之为伪实不可，此万世之公论也”，[3]此批示与“批示大旨”表意相同且措辞相近，应是此上谕所指。同时，批示中“朕近于国史传，凡斥唐、桂二王诸臣为伪者，概令更正为明”一句又引用此上谕所言所令。此上谕和此批示在内容上相互包含，应是同时产生，但不同之处在于批示建立阐释的效用不足，而上谕言论权威且传播广泛，“偏安”阐释只能通过此上谕才能更好地建立与传播。所以说此上谕是乾隆朝“偏安”阐释产生的标志，清代后续史书纂修中的正统性阐释与其一脉相承。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月，乾隆为集“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实”的《通鉴辑览》作序，认为其在正统性问题上公平严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必公必平，惟严惟谨”，[4]而《通鉴辑览》判定正统性的依据为“偏安”阐释。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正月已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告成，[5]卷前《御制书<通鉴辑览>明崇祯甲申纪年事》一文对明末皇帝正统性和纪年问题进行说明：“兹于甲申岁，仍命大书崇祯十七年……必俟次年福王于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6]其中判定福王正统性是依据“偏安”阐释：“福王设于江南能自立，未尝不可为南北朝，如宋髙宗之例也”，[7]判定明末唐桂二王正统性也依据“偏安”阐释：“若夫唐王桂王穷窜边隅，苟延旦夕，……不可仍以正统属之”。[8]所以《通鉴辑览》继承了此上谕的“偏安”阐释。

确立“偏安”阐释后，乾隆对并没有依照此阐释的旧纂史书进行了翻修，例如《纲目三编》：乾隆四十年（1775年）五月十七日颁发上谕“因思《纲目三编》虽亦曾经披阅，但从前进呈之书，朕鉴阅尚不及近时之详审，若《通鉴辑览》一书，其中体例书法，皆朕亲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可为法则，此次改编《纲目》自当仿照办理”。[9]这是对“偏安”阐释适用范围的扩大。

因为修纂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年（1775年）闰十月二十五日，清朝重新整理《通鉴辑览》，乾隆命令“著四库全书馆总裁将唐桂二王本末，撮叙梗概，……候朕裁定后，即刊附《通鉴辑览》之末”，[10]但乾隆还是认为“至于唐王桂王，遁迹闽滇，茍延残喘，不复成其为国”，[11]不承认唐王、桂王为正统，所以二王被附录卷尾且不书年号，与此上谕“偏安”阐释的精神一致。

1.3 新正统性阐释的影响。首先，“偏安”阐释在理论上更具说服力，在舆论上加强了清朝的正统地位，同时此阐释也影响了后续历史修纂中对其他朝代正统性的判定，使非正统朝代“去纪年”。如在《通鉴辑览》里不书宋末昰昺二王年号，附于元朝至元年号下;朱元璋吴年号附于元朝至正年号之下;顺治年号附于福王弘光年号下。

其次，新阐释是去“伪”字的前提。新阐释的诞生意味着旧阐释的作废。正统性阐释变为“偏安”后，明末皇帝“伪”或不“伪”就不重要，不构成“偏安”就无法影响清朝的正统性。新阐释是去“伪”字的前提，而去“伪”字又是清代评价明末人物的前提。人物基调为伪，就无法被客观评价，其人物品格也无法被宣扬。“偏安”阐释把“伪”字的必要性稀释，为后续人物评价扫清了障碍。

2 “节义”标准的建立

2.1 旧人物评价标准的不足。由此上谕中“当国家戡定之初，于不顺命者自当斥之曰‘伪”“总裁等承修国史，于明季事皆从贬”可见之前皆以立场为标准评价明末人物。凡属于明末王朝之人皆被冠以“伪”字、进行贬低评价的做法并不客观。在过去，这套评价标准有利于解释清朝的正统性，旧正统性阐释作废后即失去价值。

此时，乾隆欲对明末人物实行新的人物评价标准，但发现其与旧的评价标准存在矛盾之处：“朕方嘉予之，又岂可概以‘伪臣目之乎”？“伪”是基调，如果一个人被史书评为“伪”，那么其品格就不值得被宣扬，这是旧标准的妨碍之处。所以乾隆决定去除史书中加在明末皇帝和臣子头上的“伪”字，建立一套新的人物评价标准。

2.2 “节义”标准的建立。此上谕中被乾隆“嘉予之”的黄周道、史可法等是乾隆所求的臣子，乾隆对他们的评价体现了新人物评价标准对忠心的追求：“诸臣各为其主，节义究不容掩”。“节义”就是乾隆在此上谕中建立的新人物评价标准。乾隆建立“节义”标准，目的是鼓励臣子死节尽忠。乾隆欲建立“节义”标准的想法或早已有之，但其前提是去“伪”字。所以此上谕去“伪”字的命令真正辅助乾隆建立起“节义”标准，此后，以“节义”评价人物的标准正式生效，所以说此上谕是乾隆朝新人物评价标准形成的标志。

此上谕去“伪”字后，乾隆于四十年（1775年）十一月初十日颁布上谕命令收集明末忠臣事迹：“诸人茹苦相从、舍生取义，各能忠于所事，亦岂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书，一体旌谥”[12];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月初八日上谕又命“进呈各册于姓名事实摘其梗概，颇见详备，注明为《胜朝殉节诸臣录》，交武英殿刋刻颁行”，[13]目的是“阐扬于崇奨忠贞、风励臣节之道”[14]即宣扬臣子的忠心。可见修纂《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继承了此上谕建立的“节义”标准。

对忠心的追求自然会带来对贰行的鄙夷：“昨岁已加谥胜国死事诸臣，其幽光既为阐发，而斧钺之诛不宜偏发，此贰臣传不可不核定于此时，以补前世史传所未及也”，[15]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二月初三日，乾隆下旨立《贰臣传》，“若以其身仕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16]批评贰臣是去“伪”字、建立“节义”评价标准的必然结果，但以“节义”标准筛选“贰臣”并另立一门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为乾隆首创，对其他史书的修纂也产生了影响。三通馆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续通志》也增立“贰臣”一门：“皇上于国史别编贰臣，所以树臣道之大防，为古今之通义，今则于通志依例立贰臣传。”[17]另立贰臣传延续了“节义”标准，体现了乾隆朝对忠心的极度重视。乾隆欲告诉世人不论贰臣功绩如何始终为令人不齿之贰臣，以此宣扬“节义”。

2.3 “节义”标准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此上谕中要求去明末君臣“伪”字，而新建立的“节义”标准只针对臣子不针对君王，乾隆去“伪”字意在鼓励忠臣，上谕中要求去除明末皇帝的“伪”字只是乾隆宣扬“节义”的副产品。

历代统治者都希望即便君主暴虐、国祚已终，臣子仍以尽忠死节为正道，乾隆只是其中一位。但乾隆创造贰臣传的体例体现了他对“节义”的极致苛求。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二月初一日颁发上谕“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进呈求序，朕偶加披阅，集内将身事两朝、有才无行之钱谦益居首，有乖千秋公论”，对应该以才编排的诗集，乾隆也按照“节义”标准令“内廷翰林为之精校去留”“原版自应一并销毁”，[18]乾隆对“节义”的苛求由此可见。

总而言之，此上谕标志“节义”标准的建立，为更好地宣传臣子尽忠死节之道开辟了道路，被之后的《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续通志》所延续。

3 “信”“名”理念的提出

此上谕还提出“信”“名”的修史理念。“信”即可信，强调史书的可信性，“名”即纲常名教，强调史书的教化性。“信”“名”理念集历史与政治于一体，明确官方修史中历史为政治所用的精神。

3.1 “信”“名”理念的形成。“信”“名”之间并不独立，而是一个整体。“信”为“名”而建，“名”因“信”而立。“信”是“名”的基础，史书之言若不可信就无法形成纲常名教;“名”是“信”的目的，可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强化纲常名教。比之前朝，乾隆朝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史书修纂“名”的作用和“名”对“信”的要求，并在此上谕中提出了“信”“名”理念。“纂辑一代国史，传信天下万世，一字所系，予夺攸分，必当衷于至是”一句强调理念中“信”的部分：史书散布天下，流传千古，一字攸关，所以需“衷于至是”，尊重事实以具备可信性;“国史笔削事关法戒所系，于纲常名教者至重”一句强调理念中“名”的部分：历史能为“法戒”、能为“纲常名教”，所以史事“征实”的目的在于“正名”，历史可信的目的在于发挥史书的教化作用。乾隆在此上谕中不厌其烦地强调“信”“名”理念，“未为允协”“衷于至是”“曲徇不公”是在强调“信”;“名分秩然”“平情而论”“天理人情”是在强调“名”。这些词语都表达同一个意思：修史需保证史书的可信性以形成纲常名教。

历代官方修史都以形成纲常名教为目的，但相对前五朝，乾隆朝更加明确史书“名”的作用，同时对史书“信”的要求更为苛刻。强调“尤贵持平”可以体现此特点，“持平”要求人物善恶都被记录，不能有所掩饰。如果无恶行之事实记录而贬低人物，就无法令人信服，更奢谈纲常名教。

3.2 “信”“名”理念的体现。此上谕中“偏安”阐释是“信”的一例，“节义”标准是“名”的一例。“偏安”阐释驳斥了旧的正统性阐释，因为旧阐释在“信”上存在的问题，难以形成纲常名教;“节义”标准令乾隆搜寻忠臣、贰臣事迹并书于史书，最终形成对“节义”的推崇，达到“名”的教化作用。同时，“信”“名”理念亦为后续的史书修纂所延续。

如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戊寅上谕提到对辽金元语言进行统一的原因：“前……见前史所载辽、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讹袭谬，展转失真，又复诠解附会。……命馆臣就《辽金元史国语解》内人地、职官、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数详晰厘正，每条兼系以国书，证以三合切韵。俾一字一音……各从本来意义”。[19]其校勘及翻译《辽史》《金史》和《元史》的要求极为严谨可信，但最终目的为“名”：修改蕴含鄙夷外族情绪的翻译语言以减少外族所受歧视、提高满族地位。研究发现《语解》在翻译上存在许多改对为错的情况，[20]但其减少外族所受歧视、提高满族地位的目的达到了。“信”并非完全真实正确，只要具有说服力，显得可信即可，“兼以国书”“证以三合切韵”“字音吻合”“本来意义”是为了显得可信，达到“名”才是目的。

再如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初十为多尔衮昭雪，评价他“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载在实录者，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又岂可不为之昭雪乎”，并命令“原传尚有未经详叙者……添补《宗室王公功绩传》，用昭彰阐宗勋至意”。[21]通过实录证明并认可多尔衮的功绩，此为“信”，而“信”的目的在于“名”，承认过往满族宗室王公的功绩，目的是为了拉拢满族，此为“信”“名”理念之又一例。

4 国史馆纂修制度的成熟

清代承袭历代的修史制度，开设了多种史馆，仅常设史馆就有起居注馆、方略馆等，还有例开的实录馆、圣训馆，特开的会典馆、一统志馆等，为后世留下一份珍贵遗产。国史馆作为纂修当代史的重要修史机构，其制度的真正成熟始于此上谕。此上谕形成的“偏安”阐释、“节义”标准，“信”“名”理念都给清代国史馆修史以系统的理论指导，所以说它标志着国史馆修纂制度的成熟。

4.1 乾隆三十年之前的纂修。乾隆朝之前，组织过两次国史纂修：康熙二十九年（1690）开馆纂修“三朝国史”，后书未成而馆撤，国史本纪、志、表、传的内容皆有缺;雍正元年（1723）开馆纂修“四朝国史”，但并未告成。[22]乾隆继位后，于元年（1736）初采纳礼部左侍郎徐元梦奏请续修国史的建议将雍正十三年间“诸王、文武群臣谱牒、行述、家乘、碑志、奏疏、文集……身后具述历官治行事迹”，“诸臣章奏有奉旨及部院议准者，亦应录送，以为志、传副本”，[23]续修雍正未竟的四朝国史，开修五朝国史。徐元梦的建议使修纂范围和材料采集方面有更成熟的规定。[24]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国史馆监修总裁傅恒等奏报各项本纪、志、传、表校竣，请旨议叙，“五朝国史”纂修宣告最终完成。[25]但是还因“汇总进呈，未及详加确聚，其间秉笔之人，或不无拘一时意见之私，抑扬出入，难为定评”，[26]不符合“信”“名”理念对“信”的要求，有待进一步删改。

4.2 乾隆三十年的纂修。乾隆朝国史馆的第二次开馆在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三十年六月丁卯上谕：“从前国史编纂时，原系汇总进呈，未及详加确聚，其间秉笔之人，或不无拘一时意见之私，抑扬出入，难为定评。今已停办年久，自应开馆重事辑修，……传示来兹，可存法戒。”[27]

国史馆“停办年久”的具体停办时间学界尚无定论，此前国史馆并非固定机构，同时，乾隆认为之前的国史修纂存在“无拘一时意见之私，抑扬出入”的问题，即缺乏“信”，其制度不可谓成熟。三个月后的谕旨中进一步令史臣拟定凡例，“稽之诸史体例，折衷斟酌，定为凡例，按次修纂，以备一代信史”，[28]此时修纂体例还没有拟定成熟，不足为“信”。

本文所研究上谕的形成时间为乾隆三十一年五月，距开馆不足一年，关于明末各皇帝正统性、是否去掉“伪”字、如何评价明末忠臣、如何修纂信史、纂修信史的目的为何都有待定论，史书修纂缺少系统指导。此上谕建立“偏安”阐释、命令去“伪”、形成“节义”标准、提出“信”“名”理念解决了纂修缺乏系统指导的问题。“偏安”阐释为史书判定各朝正统性、史书纪年提供了基础;去“伪”字使得“节义”标准得以建立，为后续修纂《胜朝殉节诸臣录》，创新《贰臣传》扫清了障碍，形成对“节义”的追求舆论;“信”“名”理念使修史人员包括乾隆皇帝更加明确历史对纲常名教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信”更好地满足“名”的要求，使得历史修纂理论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也促使国史馆修史制度逐渐步入正轨。

5 结语

此上谕标志着三个理念的形成和国史馆修史制度的成熟，但它为何偏偏产生于乾隆三十一年？因为此时的清廷彻底完成了转攻为守的身份转变，即此上谕所说的“今承平百有余年”。

乾隆发现清廷在未稳定时的理论无法适用新目的、新实践，开始着手破旧立新。在史书纂修方面，表现为形成“偏安”阐释、建立“节义”标准、提出“信”“名”理念，使国史纂修制度走向成熟，其最终目的是“国史笔削事关法戒所系，于纲常名教者至重”，发挥史馆修史的政治功能，以维护政权统治者的身份。

人们常说盛世修史，但中间的逻辑线是被忽略的。盛世表明王朝完成身份转变，修史是身份转变的结果，中间还需有推敲、构建新理论以承上启下的环节，为指导修史实践、完成修史目的发挥重要作用，此上谕反映的恰恰是这个中间环节。本文以此上谕为中心，并与其他档案史料相互印证，揭示了其作为档案重要而独特的价值之所在。而此上谕史料价值的揭示，也再次雄辩地证明了档案在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特殊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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